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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越来越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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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了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即将被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被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廉价劳力国家，比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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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规模更大，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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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用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需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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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儿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把他们当有钱人来尊重。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卖力气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领域。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了家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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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量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 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用的工人几乎增长了六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工坊，这类小工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工坊雇用的工人占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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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成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斯(Igles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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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工厂、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基础建筑）和煤矿业都雇用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所需的煤产量（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借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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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2/3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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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世纪末的人们回顾以往，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八九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两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敦提（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米德尔斯伯勒（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德尼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们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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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越来越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好几百人到好几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虏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用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然而这些人却越来越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已经确立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蒙上了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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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且会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至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叫人吃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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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的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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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借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简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它们的领袖以成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而欢欣鼓舞。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做的全国人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迟早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颂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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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可以动员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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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来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借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越来越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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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这一阶级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了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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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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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称号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明显，以至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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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存在于阶级之间，也存在于阶级之内，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既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工人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有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入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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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域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来似乎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的。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动的地方都可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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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中去。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1/3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扎尔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在说明：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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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阻止统一的阶级意识形成，尤以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阿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越来越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产生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比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其他的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阿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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