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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民族与特定地域的认同，在大规模迁徙的世界（甚至在非迁徙性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至另一种民族的定义也被发明出来，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和散居的犹太人中间。在这种定义中，民族不被视为“一群居民所附着的一块特殊土地”所固有的，而被视为“自以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一群男男女女”所固有的，不论他们碰巧住在哪儿都一样。这些男男女女皆享有“文化自治权”。支持“民族”地理论和人文论的人，便这样被锁定在激烈的争执之中，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里面，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之间。这两种理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不过人文论比较无害。无论如何，它不曾让它的支持者先创造一片领域，而后再将它的居民塞进正确的民族形状中去；或者，套用1918年后新独立的波兰领袖毕苏斯基（Pilsudski）的话：“国家造成民族，而非民族造成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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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社会学理论，非领土派几乎无疑是对的。“非领土”指的并非男男女女（除了少数几个游牧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着于他们称为“家园”的那块土地，尤其当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的大半时间内，绝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植根最深的人——靠农业为生的人。但是，那块“家乡领域”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领域，正好像现代英文“fatherland”（祖国）一词中的“father”（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时的“乡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人类的真实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万人口（今日甚至成亿人口）当中创造“某种联结”的虚构社会。词汇本身便可证明这点。西班牙文中的“patria”（家园、祖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与西班牙具有同样大小的范围。18世纪时，它还只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或市镇。意大利文中的“paese”（乡或国）和西班牙文中的“pueblo”（民），也仍然可以意指一个村落或国家的领域或居民。［德国电视连续剧《家园》(Heimat)的力量，正是在于剧中人物对“小祖国”亨斯鲁克山(Hunsrück Mountain)的经验与其对大祖国德国的经验的结合。］民族主义和国家接掌了亲属、邻居和家园，其所造成的区域和人口规模使它们成为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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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人们所习惯的真正群落，如村庄和家族、教区、行会、会社等等，因为显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涵盖他们生活中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步向式微。随着它们的式微，它们的成员感到需要以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们。而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正可填补这一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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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无可避免地附着在19世纪典型的现象——“民族／国家”——之上。因为就政治而言，毕苏斯基是对的。固定不仅造成民族，也需要造成民族。政府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由邮差和警察到教师和（在许多国家的）铁路员工——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男性公民（最后甚至要求女性公民）积极地报效国家。事实上，便是他们的“爱国心”。在一个越来越民主的时代，政府官员不能再依靠传统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服从阶级较高的人的稳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传统宗教来确保社会服从。他们需要一个团结国民的办法，以防止颠覆和异议。“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的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更突出的阶级）的效忠。在立宪国家，借着选举而参与政治的民众人数越多，这样的要求便越有机会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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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甚至非立宪国家，如今也珍视那种可以用民族的理由（可发挥民主诉求的效果，但没有民主政治的危机），加上他们有责任服从上帝所认可的政府官员的理由，来向其臣民提出诉求的“政治力量”。19世纪80年代，在面临革命的鼓动时，甚至俄国沙皇也开始采取下述那个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向他祖父建议但未获采用的政策，即沙皇的统治不但要以独裁政体和正教原则为依据，也要以民族为依据——乞灵于俄国人是俄国人这个事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19世纪的君主都必须穿戴上民族的化装服饰，因为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本地人。成为英国、希腊、罗马尼亚、俄国、保加利亚，或其他需要君主国的统治者或统治者配偶的那些王子和公主（大半是日耳曼人），为了尊重民族原则，而将他们自己归化为英国人（如维多利亚女王）或希腊人［如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进而学习另一种他们在说的时候会带有口音的语言。虽然他们与这个国际亲王工会——或许我们应该说这个国际亲王之家，因为他们都是亲戚——其他成员的相像度，远比与自己的臣民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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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国家民族主义甚至更为必要的，是工业技术时代的经济和其公私管理的性质需要民众接受小学教育，或至少具有识字阅读的能力。由于政府官员和公民之间的距离拉大，而大规模的迁徙致使甚至母子和新婚夫妇之间也隔着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路程，19世纪遂为口语沟通崩溃的时代。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学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好处：它可以教导所有的孩童如何成为好臣民或好公民。在电视流行以前，没有任何媒体和世俗宣传可以和教室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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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就教育来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1870~1914年间乃是小学的时代。就连那些素以良好教育制度闻名的国家，小学教师的人数也猛然增加，瑞典增加了三倍，挪威也差不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开始迎头赶上。荷兰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在1870年前还没有建立公立教育制度的联合王国，小学生的人数则增加了三倍；在芬兰，它增加了十三倍；甚至在文盲充斥的巴尔干国家，小学的孩童数目也增加了四倍，而教师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教育系统，也就是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和监督的教育系统，需要以国语教学。教育和法庭与官僚制度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也是使语言成为国籍主要条件的一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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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因而创造了“民族”，也就是民族爱国心，并且至少为了某种目的，特别急迫和热切地创造了在语言上和管理上具有一致性的公民。法兰西共和国将小农转化为法国人。意大利王国在“创造了意大利”之后，顺从阿泽利奥（Azeglio）的口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第二节），全力用学校和兵役“制造意大利人”，结果有成有败。美国规定：懂英语是作为美国人的条件之一，而且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引进基于这种新公民宗教的真正崇拜（在其不可知论宪法下所能拥有的唯一崇拜），其表现方式是在每一所学校中，每天举行向国旗效忠的仪式。匈牙利尽一切力量想将其多民族的居民转化为马扎尔人。俄国坚持将其较小的诸民族俄罗斯化，也就是以俄文垄断教育。而在那些多民族得到相当承认，且允许小学乃至中学以某种别的方言教学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国语仍在高等学府享有决定性优势。因此，非主流民族若能在其国家当中争取到自己的大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在波希米亚、威尔士和佛兰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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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族主义不论是真实的，或是为方便而发明的（如上述君王的例子），都是一种双刃的战略。当它在动员某些居民的时候，也疏远了另一些居民——那些不属于、或不想属于该国主要民族的居民。简言之，由于它将那些为了某种原因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群落区分开来，遂使得非官方民族的那些民族更容易被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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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许多其他民族不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民族拒绝接受？毕竟，对于小农来说（而且对于其子女来说更甚），成为一个法国人有相当多的好处。事实上，任何人除他们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以外能学会另一种主要的文化和升迁用语，都可带来不少好处。1910年时，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1900年以后他们来到美国时口袋中平均有41美元），有70％已成为会说英文的美国公民，虽然他们显然不想停止说德语，也不曾放弃德国式的感情。（平心而论，很少有几个州真的尝试干涉少数语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领域，只要它不向官定“国家民族”的公开优势挑战即可。）除了宗教、诗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定语言很可能无法与官定语言竞争。虽然今日我们可能难以相信，但是在那个进步的世纪，的确曾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威尔士人，承认他们古老的凯尔特语地位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为它实行安乐死。（这个名词是1847年在国会讨论威尔士教育的委员会上，一个作证的威尔士人说的。）当时有许多人不仅选择由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也选择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而这样的迁移很可能意味着国籍的改变，至少是语言的改变。中欧充斥着拥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充斥着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译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马扎尔人。在这个自由主义的充满流动性的时代，美国和英语并非唯一发出公开邀请的国家和语言。而乐于接受这种邀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事实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认其渊源时。在19世纪大半时期，“同化”（assimilation）绝不是一个坏字眼，它是许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入中产阶级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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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绝“同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允许成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员。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殖民地的土著精英，他们被施以其主子的语言文化教育，以便代表欧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欧洲人显然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西方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达其要求的具体语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识分子用荷文写道：为什么荷兰人期望印尼人庆祝荷兰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纪念？如果他是一个荷兰人，“我不会在一个其人民独立被窃走的国家，张罗独立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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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种极端情形，因为从一开始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种族优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将黑皮肤的人变成“真正的”英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即使他们和欧洲贵族一样有许多财富、有高贵的血统和对运动的品位——许多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范围内，表面与实际之间仍有显著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对任何证明他有意愿和能力加入“国家民族”之人提供无限制的同化机会，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接受某些群体。对于那些在当时根据仿佛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设同化的范围可以并不遥远的人来说，这种矛盾更是戏剧性，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犹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国籍犹太人参谋的受害事件），会不仅在犹太人中间，也在所有自由主义者之间，造成这么不成比例的恐怖反应，并且直接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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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以前的半个世纪，是著名的仇外时代，因而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时代。因为，即使不说全球性的殖民主义，这也是一个大规模流动和迁徙的时代，尤其是在大萧条那几十年，也是社会局势紧张的时代。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到了1914年时，大约有360万人（几乎是总人口的15％）已经永久离开了休战时期的波兰领土，其中还不包括每年50万的季节性迁徙者。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外人心态，不是来自下层社会。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表示，是来自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实际上永远不大可能遇见纽约下东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萨克森收割工工棚里的人。韦伯虽然具有不存偏见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眼光，可是他也逐渐对波兰人产生了强烈敌意（他正确地指控德国地主大批进口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工），并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美国对于“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实见于当地的白人中间，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语为母语的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这些人，甚至在这一时期，已发明了他们的本土英雄神话：那些在广漠西部行侠仗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牛仔（幸而未组成协会）——神话中的广阔天地与大城市膨胀中的危险蚁丘，真有天壤之别！［三位代表这个神话的美国东北部精英，是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画家雷明顿（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后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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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对这些资产阶级来说，贫穷外国人的涌入，既加剧了也象征着人数日增的都市无产阶级所引起的诸多问题。这些人结合了国内外“野蛮人”的特征，这些特征似乎行将淹没高尚者的文明（参看第二章）。他们同时也凸显出社会在应付急速变化的各种问题上的明显无能，以及新群众不可原谅地未能接受旧有精英的优越地位，而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波士顿是富有而且受过教育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信奉新教的传统资产阶级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于1893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在政治上，中产阶级的仇视外人，几乎可以确定比劳动阶级的仇视外人更为有效；劳动阶级的仇外只是反映邻居间的摩擦，以及对压低工资、竞求工作机会的恐惧。不过，实际上将外国人排除于劳力市场之外的，是区域性的劳动阶级压力，因为对雇主来说，进口廉价劳工的诱因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完全拒绝接纳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实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这种仇外不会造成全国性或社群之间的摩擦；但是，在那些当地社群已遭歧视（如白人统治下的南非的非洲人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过，在1914年前，工人阶级的仇视外人很少发挥实际效用。整体而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即使是在美国，造成的反外国劳工骚动也出人意料的少，而在阿根廷和巴西，这类骚动几乎可以说不曾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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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进入外国的移民群体，不论他们是否曾遭到当地人的仇视，都很容易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故乡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定义的民族，如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仅是因为他们移入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新定义，如美国将此前自以为是西西里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卢卡（Lucca）人或萨勒诺（Salerno）人等的移民，全部归类为“意大利人”。这种情感的产生是因为他们需要社群间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这些由故国来的人以外，这些刚迁徙到新奇陌生环境中的人，能期望向谁求助？（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每个不同区域的迁徙者也和自己区域的其他迁移者团结在一起。）有谁能了解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谁能了解她？因为女人的家务领域使她们比男人更依赖单一语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区中，除了类似于教会这样的团体以外，还有谁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社群，而非一堆外国人？他们的教会即使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的，实际上却是民族性的，因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来自同一个民族。而且不论他们用什么语言做弥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语和教徒说话。于是，“民族”成为人际关系的真正网络，而不仅是一个虚构社会。只因为远离故国，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实际上和他所遇见的每一个斯洛文尼亚人都有一种可能的私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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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果这类移民要在他们所在的新社会以任何方式组织起来，则组织的方式必须能允许他们彼此沟通。如前所述，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而且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章第一及第四节），它们甚至梦想一个全人类说单一世界语的未来——在“使用世界语”的小群体之间，这个梦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时还希望全体受过教育的人最后都会结合为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群体。可是在当时，它们却面临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问题：匈牙利工厂中的工会，可能需要以四种不同的语言发布罢工命令。它们很快就发现，民族混杂的部门工作效率较差，除非工作人员已经能以两种语言沟通。劳动阶级的国际性运动，必须是民族或语言单位的合并。在美国，实际上成为工人大众政党的民主党，也必须以“族裔”联盟的形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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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迁徙的情形越甚，造成无根民众彼此冲突的城市和工业发展越迅速，这些被连根拔起的民众之间的民族意识基础便越广。因此，就新的民族运动来说，流亡往往是它们主要的孕育期。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里克（Masaryk），是在匹兹堡（Pittsburgh）签署捷、斯两族合组国家的协议，因为有组织的斯洛伐克群众基础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y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于在奥地利被称为鲁塞尼亚人（Ruthenes）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落后山区居民（1918~1945年间并入了捷克），他们的民族主义只在移民到美国的罗塞人当中构成了有组织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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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间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于其民族的民族主义成长，但却不足以解释它的产生。然而，就移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以移民对旧日故乡风俗的模糊怀念为基础而论，它无疑与故国正在孕育民族主义的那种力量有相似之处，尤以较小的民族为然。这就是新传统主义，是一种防御性或保守性的极端看法，用以抵抗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工业，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扩散，抵抗这些力量对旧日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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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会支持巴斯克和佛兰德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这些小民族显然无法变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教会的支持显然带有传统主义的成分。在这个时期人数激增的右翼理论家，往往发展出对以传统为根据的文化区域主义的喜好，如普罗旺斯（Provence）的本地语言推行运动。事实上，20世纪晚期西欧的分离主义和区域主义运动（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普罗旺斯语），其思想渊源均来自于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这些小民族中，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通常都不喜欢小型民族主义。在威尔士，劳工党的兴起逐渐损害了威胁要接管自由党的青年威尔士民族主义。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也喜欢大国或世界的市场，而不喜欢小国或区域的狭窄拘束。在俄属波兰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该国的平均水平），当地资本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都不热衷；而根特那些公开以法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始终是佛兰德斯民族主义分子痛恨的对象。虽然这种漠不关心并不十分普遍，但它已强大到使罗莎·卢森堡误以为波兰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资产阶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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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使传统的民族主义分子更沮丧的，是农民这个最传统的阶级对于民族主义竟也只有微弱的兴趣。巴斯克民族党成立于1894年，其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古风，抵抗西班牙人和无神论工人的侵犯，可是说巴斯克语的农夫对它却不具热忱。像大多数其他这类运动一样，它主要是都市中产阶级或低中产阶级的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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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主义进展，大致是由这些社会中间阶层所带动的现象。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颇有几分道理。而它与这些阶层的关系，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已经谈到的三个新特点：语言上的好战政策，要求组成独立国家而非接受次等的自治权，以及政治上的转向右派和极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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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由大众背景中兴起的中下阶级来说，事业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从社会开始以大众阅读书写能力为支撑的那刻起，如果他们不想沦入纯粹靠口语沟通的下层社会（偶尔在民俗学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其口语必须或多或少地官方化，以作为官僚政治和教育的媒介。大众（也就是小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它只能用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威尔士语或某种方言或土语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创伤。这种禁止不是由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种极权主义的要求，而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于当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语言教学，否则教育便会有所欠缺；而一个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能力和其职业前途，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妨碍。）以一种纯粹的外来语施教的教育，不论这种外来语是活的还是死的，只适用于精心挑选的少数人，只有这些人花得起相当的时间、费用和气力，去获得对它的纯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为它能决定一个语言的官定地位，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需要阅读识字能力的最大雇主。因而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奥匈帝国中，关于不同民族混居地区的街名应该用什么语言书写，以及关于特殊助理邮政局长和铁路站长应该由哪一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便产生了无穷的琐碎斗争，甚至危及到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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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众所周知，所谓次要语言和方言，只不过是没有军队和警察力量作为后盾的语言和方言）。因此，在这个时期精心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背后，隐藏了许多压力和反压力。（比方说，尤其是1910年比利时和奥地利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据这样的调查和统计数字。因此，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每当出现如比利时的情形，即操双语的荷裔比利时人数目显著增加时，或出现如巴斯克的情形，即巴斯克语的使用在迅速成长中的城市几乎消灭时，便会有民族主义者为语言而发起动员。因为只有政治压力可以为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这一点，也只是这一点，才使得比利时在1870年正式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使得弗拉芒语在1883年成为佛兰德斯中学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而论，在它1912年总数480万的中小学学生当中，可能或实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比例，显然比在1874年总数220万的中小学学生中来得高，遑论以各种互相敌对的语言进行教学的10余万名新增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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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在多种语言的社会，接受以方言传授的教育，并可因这种教育而得到职业升迁的人，或许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较卑下，或“因社会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数人享有的权益”。虽然他们往往因为比只会说精英语言的势利小人多懂一种语言，而在竞争次要的工作机会时占有优势，可是，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谋求最高层职位时他们居于不利地位，而他们这种感受似乎也无可非议。因而，当时有一种压力，要求将方言教学由小学教育延伸到中学教育，最后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统的巅峰——方言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说威尔士和佛兰德斯对于这样一所大学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实上，威尔士在1893年成立的国立大学，曾一度是威尔士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民族机构。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几乎一定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总而言之，新的中下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仍接受斯洛文尼亚语或弗拉芒语教育这一事实，凸显了主要奖赏和最高地位仍属于说法语或德语者的现象，虽然这些人不屑去学习次要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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