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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成长之上，建立在仍旧支持革命的农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动员和联合之上，只要它们与专制政府为敌，这些力量便明显是革命的资产。（因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全俄罗斯的政党，一个好像非民族性的政党，列宁却仍坚持自决权乃至与俄国脱离的权利。）当俄国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进入另一回合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无产阶级确实在不断成长。而蜂拥进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年轻农村移民，又比较倾向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而非缓进的孟什维克。更别提那些笼罩在悲惨烟雾之下的煤、铁、纺织和烂泥营区——顿涅茨盆地（Donets）、乌拉尔山区、伊凡诺夫（Ivanovo），这些地方一直都倾向共产主义。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之间，无产阶级的士气虽然低落，可是1912年后，他们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这道巨浪因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区200名罢工工人被屠杀而变得汹涌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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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农夫会是永远的革命分子吗？在能干而有决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是创造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倾向保守的农民团体，同时借着全心全力投入俄国式的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以改进农业的生产率。为了维护那些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性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公社已有系统地被打碎成一块块私人土地。如果说斯托雷平押在“强大稳重者”身上的赌注赢了，那么在村落富人和拥有土地的穷人之间，必定会发生社会两极化的现象，也就是列宁宣称的农村阶级分化。但是，在面临真正的可能性时，列宁以其对政治实情惯有的无情眼光，认识到这种分化并无助于革命。我们无法确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终究会不会达成预期的政治效果，这种立法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省份广被接纳，但在别处效果便差得多。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后又被暗杀，加上1906年时帝国本身只剩下八年的和平岁月，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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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们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既未为帝制创造出“资产阶级”代替物，也未赋予帝制超过六年的喘息时间。到了1912~1914年，俄国显然再度沸腾着社会动荡。列宁相信，革命的形势已再度到来。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碍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军队的赤诚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样的是，这些军队既未丧失士气，也未忙于别的事。另一个有碍革命的因素，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因1905年的失败而消沉，大致已放弃政治激进主义而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前卫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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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战的爆发使不断升温的社会和政治骚动低落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热情消失之后，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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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时，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国边界到中国诸海的所有古老帝国。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骚动和印度民族主义所显示的：革命正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蚀新帝国主义。然而，它的结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宁所谓的“世界政治火药库”中闪烁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轻率地低估了。当时人们还无法看出俄国革命会造就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世界上的第一个），而且会成为20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19世纪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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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广大社会地震带的所有爆发中，俄国革命无疑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因为俄国是一个“强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块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国内的疆域计，它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注定会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纪后期的无数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也因之成为最具国际重要性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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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俄国革命潜在的影响力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广大。俄罗斯帝国由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德国边界，单就其幅员和多民族性来说，它的崩溃也较欧洲或亚洲比较边远或孤立国家的崩溃更具影响力。俄国身跨征服者和受害者、进步者和落后者世界这个极为重要的事实，更使它的革命在欧洲和亚洲都激起广泛回响。俄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又是一个科技上的中古农业经济国家；它既是一个帝国强权，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俄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足以媲美西方世界最进步的文明，可是1904~1905年间，它的农民士兵却对其日本对手的现代化感到惊讶。简而言之，俄国革命似乎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具有同等影响力，德国和中国都随其震荡而摇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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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制俄国说明了帝国年代全球的所有矛盾。一俟世界大战枪响，它们便会同时迸发。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欧洲日渐了然却又无力阻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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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第十三章 由和平到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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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00年3月27日的）辩论中，我解释道……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地取得的极重要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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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首相比洛（von Bülow），19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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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她的儿子是上前线去，那个妇人不一定会失去他。事实上，矿坑和铁路调车场是比军营更危险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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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伯纳，19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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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赞颂战争——世界唯一的保健法——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带来自由者的破坏性姿势，值得一死的美丽构想，以及对妇女的藐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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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里内蒂，19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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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世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世的人，也几乎见过哪一年是全球太平无事的。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子冲突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子大战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已经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避开了全球性的灾祸，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1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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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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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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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前的情形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领土最大的潜在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萧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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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见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 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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