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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加迪尔危机说明两大强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当土耳其帝国因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由巴尔干半岛逐出而逐渐崩溃之际，所有的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此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1914年的发展证明了它们当时的态度是多么正确。它们僵在那儿不动，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看着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列强唯一能做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13年），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君主。下一次的巴尔干危机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前往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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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形势更具爆炸性的，是这个时期强权的国内政局不断将其外交政策推进到更危险的地带。如前所述（参看第四章及第十二章），各政权原本运作稳定的政治机器，自1905年便开始吱吱作响。在转化为民主公民的过程中，臣民的动员和反动员，越来越不容易控制，也不容易吸收整合。民主政治本身隐含着一个高风险因素，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即真正的外交政策并非国会、甚至自由党内阁所能决定的。使阿加迪尔危机从一次欺诈良机转变为一场冲突的关键，是劳合·乔治的一篇公开演讲，这篇演讲使德国除了作战或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非民主政治甚至更糟。我们能不能说：1914年7月欧洲悲剧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力量无法成功控制其社会好战分子，以及专制君主不肯将权力交给他忠诚的民主子民，而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军事顾问？最糟糕的是，那些无法解决其内政问题的国家，会不会把赌注压在对外战争的胜利之上，以期借此化解内政难题呢？尤其是当他们的军事顾问建议：既然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就是最好的开战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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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英国和法国也有许多困难，它们的情形显然不同于此。意大利的形势或许是如此，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冒险主义不足以发动世界大战。德国的情形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反复不断地争论德国内政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似乎是（如同其他列强的情形），群众性的右翼鼓动激化了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有人则指出，劳工的不安状态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使得统治精英渴望以国外的成功来平息国内的麻烦。诚然，有许多保守分子，如拉提堡公爵（Duke of Ratibor），认为为了重新建立旧日的秩序，必须打上一仗，而1864~1871年的情形便是个好例子。不过，这或许只能证明平民对于其好战将军的主张会减少一点儿怀疑态度。那么，俄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政治解放做出适度让步之后于1905年重建的沙皇政权，大概认为它最有希望的复兴战略，便是诉诸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军事光荣。事实上，如果不是军队坚定热切的效忠，1913~1914年的形势，会比1905~1917年间的任一时刻更容易爆发革命。不过，1914年的俄国显然不希望战争。只是，借助这几年令德国将领颇感畏惧的军事集结，俄国乃得以在1914年筹划一场前几年显然无法进行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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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一个强国不得不用军事赌博来赌它的生存，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似乎注定会灭亡。这个国家就是奥匈帝国。自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奥匈帝国即受困于越来越无法处理的民族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似乎最难缠也最危险。首先，因为他们不仅和帝国境内其他拥有政治组织的民族一样麻烦，一样争先恐后地抢夺好处，而且又因它们分属于实施语言弹性政策的维也纳政府和推行严酷马扎尔化的布达佩斯政府，而使情况更为复杂。匈牙利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鼓动，不仅蔓延到奥地利，更使这个二元帝国一向不怎么和谐的关系日益恶化。其次，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问题无法与巴尔干政治分开，而且自1878年后，由于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两者之间的关系更是纠缠不清。再者，由于当时已有一个独立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存在（遑论门的内哥罗，一个荷马式的小高地国家，有抢劫的牧羊人、打抢的盗匪、世俗和宗教首领，这些首领喜好派系斗争和英雄史诗），更足以引诱帝国的南部斯拉夫异议者。第三，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除非它可以明确表示它仍是一个无人胆敢骚扰的巴尔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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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普林西普（Gavrilo Prinip）都不敢相信他那根小小的火柴会引爆整个世界。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如此的不可预知，如此的教人伤痛，而在回顾时又如此的令人难忘，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奥地利政治事件——维也纳认为它需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当时国际间的气氛似乎相当平静。1914年6月，没有任何一国的外交部曾预测到任何麻烦，而且这几十年来，公众人物被刺杀已是平常之事。大体上，甚至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强权欺压一个麻烦小邻国这类事件。然而，就在萨城事件之后五个多星期，欧战爆发了。从那时到今天，约有5000种书籍企图解释这个显然无法解释的事件（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以外，所有欧洲国家最后都卷入其中，日本和美国后来也加入了）。接下来的答案似乎清楚而且无关紧要：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也就是不去平息这场危机。其他国家也无情地跟进。因为到了1914年，集团间的任何冲突——期望对方让步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至战争边缘。而只要超越过某一点，不具弹性的军事动员便无法挽回。“制止的措施”已无力再制止，只能毁灭。到了1914年，任何事件，无论多么不具目的，甚至是一个无能的学生恐怖分子在欧洲大陆被遗忘一角的行动，只要任何一个锁定在集团和反集团系统中的强权决定把它看得很严重，都可以导致这样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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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合流。再度受到社会革命威胁的俄国，饱尝复合帝国解体威胁的奥地利，甚至因两极化和政治划分而受到无法动弹之威胁的德国，全都倾向于军事和军事解决办法。甚至法国也不例外。虽然法国上下一致不情愿付税也不情愿花钱大规模重整军备，1913年选出的总统却呼吁向德国报仇，并且发表好战言论以回应将军们的意见。这些将军如今带着凶狠的乐观，放弃了防守战略，想要横渡莱茵河进行猛攻。英国人喜欢战舰甚于士卒，海军一直为大众所爱，对自由党而言，它是贸易的保护者，是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改革不同，海军的恐吓带有政治上的吸引力。甚至政客当中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要与法国联合作战表示要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并且实行征兵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设想海军和贸易战以外的可能。不过，虽然英国政府到最后仍然主和，或者更准确地说，由于害怕造成自由党政府的分裂而拒绝表明立场，但它却不可能考虑置身于战争之外。幸而德国在施里芬计划中蓄谋已久的入侵比利时之举适时发生，给了伦敦一个道德借口，以采行外交和军事上的必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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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除了英国以外，所有的好战者都准备以庞大的征兵部队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欧洲的群众对于这场群众战争，又有什么反应呢？1914年8月，甚至在战火燃起之前，1 900万，甚至可能5 000万的武装士兵，已在边界上对峙。当这些群众被征召到前线时，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战争对平民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如某些军事家准确预测的——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情况下？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志愿兵去增援他们区区20个师的职业军人（法国有74个师，德国有94个师，俄国有108个师）；因为其工人阶级的食物主要是来自海外；因为他们极端害怕封锁；因为在战争前几年政府面临了当时人不曾经历过的社会紧张和骚动；也因为爱尔兰具有爆炸性的形势。自由党首相莫莱（John Morley）认为：“战争的气氛不可能有利于带有类似1848年情绪的民主制度下的秩序。”（矛盾的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可能因战争而挨饿的恐惧，使海军战略家联想到可以用封锁的方式，使其人民挨饿来动摇德国。战争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了，而且相当成功。）但是，其他列强的国内气氛也同样困扰着政府。认为1914年各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参战是为了平息内部的社会危机，是错误的。他们最多只能希望爱国心可使严重的抗拒和不合作减低到最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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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基于自由、人道和宗教的反战立场，以往在实际层面上向来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虽然除了英国以外，没有任何政府愿意接受其国人以良知为由拒服兵役。总体说来，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激烈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第二国际甚至在1907年致力于发动反战的国际性全面罢工。但是冷静的政客并不把这当一回事，虽然一位右翼狂人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暗杀了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兼雄辩家饶勒斯，因为饶勒斯竭力想挽救和平。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反对这类罢工，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是可行的，而且无论如何，如饶勒斯所承认的，“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便不能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前所示，虽然警察小心翼翼地列出反战好斗分子的名单，法国内政部长却甚至不屑于拘捕他们。民族主义最初也不是一个严重的异议因素。简而言之，政府的诉诸武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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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国政府的预估却发生了错误。和反战者一样，各政府也对爱国热忱的不寻常高涨意外万分。他们的人民竟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伤亡的人数至少有2 000万，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躲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个星期，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如大家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等到战争结束，而我们数以千计的善良同志骄傲地宣称‘我们曾因英勇作战而获颁勋章’之时，谁还敢说我们不爱祖国？”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好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那时他刚于1914年赢得铁十字勋章。在奥地利，不只是具有支配性的民族为短暂激昂的爱国情绪所震撼。如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所指出的：“甚至在民族斗争中，战争也仿佛是一种拯救，一种不同事物将临的希望。”甚至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 500万的征募者中，也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追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事实上，至少在公众圈中，反战领袖已所剩无几。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再也不曾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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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为那一刻的来临感到意外，但不再为战争的事实感到意外。欧洲已习惯于战争，就像人们看待暴雨将至的心情。就某种意义来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这样想的男人也比女人多得多。不过工人相对缺乏这种感受，农民更是。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这种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尼采公然抨击的对象。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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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跨越历史界限、标出文明断代、不只是为教学方便而设定的少数日期吗？或许是的，虽然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像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入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即使这是他们的幻想，也显示出一种彻底的改变。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的感觉，或许在政治世界最为强烈。不过很少有人像19世纪80年代的尼采那样，清楚地察觉到“一个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时代”已经开启；而左派甚至更少有人能像列宁那样，在诠释的过程中，从里面看到希望。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直接的双重灾祸，因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运动突然崩溃，以至无能为力，而在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和爱国浪潮，不论如何短暂，都在好战国家横扫所有政党，乃至深具阶级意识的劳动阶级。而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了一切都已改变。英国外交大臣格雷（Edward Grey）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Whitehall）的灯光逐渐熄灭，他不禁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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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4年8月起，我们便生活在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即尼采预先宣告过的世界。于是，对于1914年前那个时代的记忆，总是笼罩着一层眷恋薄幕，总在模糊之中将它视为一个充满秩序、和平的黄金时代，前途一片光明的黄金时代。不过，这种对旧日的缅怀，是属于20世纪最后几十年而非最初几十年的。在灯光熄灭之前的历史学家从不曾注意它们。他们全神贯注的，也是本书从头到尾全神贯注的，必然是要了解和说明：和平的时代，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文明、财富日渐增长时代，以及西方帝国的时代，如何在其体内孕育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时代的胚胎。这个胚胎终将使它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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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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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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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真”这个字眼是愚蠢，舒展的眉表示冷漠。那些笑逐颜开的人尚未收到可怖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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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1937~19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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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几十年，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稳定地向前迈进的漫长、几乎黄金色的时代。正如黑格尔所云，只有当一个时代落幕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因而，只有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才能让自己承认上一个时代的正面特征。我们现在想要强调这个时代的种种麻烦，我们拿它和以前的时代做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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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希曼（Albert O.Hirschman），198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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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赫（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时不幸失火，导致1 500人丧生；或是泰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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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词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致如此，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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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谁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不断提高。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借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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