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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明显的另一项遗产,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说那些习惯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附带一提,这些国家不赞同“西方列强”),已构成20世纪后期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那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帝国时代列强分割世界的遗留物。法国殖民地的丧失大约产生了20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殖民地衍生出来的国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写作本书之时,非洲有超过50个在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所有的新国家都沿用根据帝国主义协商所划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晚期,这类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和政府,大多数皆使用英语或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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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较不明显的遗产,是所有的邦国都应以(其本身也以)“民族”来形容。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项19世纪欧洲的产物)可以充当殖民地解放的意识形态,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确为了这个目的才将其引进;同时也因为在这段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类似群体,而不像19世纪中叶的“民族原则”开拓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纪晚期以后诞生的大多数邦国(而自威尔逊总统之后,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几乎都是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而在列强殖民地纷纷丧失之后,更出现许多小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12个非洲国家人口低于60万人,其中还有两个不到10万人。)就民族主义已渗透到旧日的“已开发”世界之外来说,或者就非欧洲政治已吸收了民族主义而言,帝国时代的传统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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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时代的余波也同样出现在传统西方家庭关系的转型之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解放上。无疑,这些转型自20世纪中叶起,比之前任何时代的规模都大得多,但事实上,“新女性”一词正是在帝国时代才首次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而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政治和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在当时才发展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西方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可能已进入一个崭新而旺盛的阶段,其原因或可归功于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大量从事家庭以外的工薪职务。然而,这只是一项重大历史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项发展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述时期,而且从实际层面考虑,也无法追溯得更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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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如本书尝试说明的,今日的大众文化都会特色,从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到出版物和电影,多半都是诞生于帝国时代。甚至在技术上,现代媒体也不是全然新创的,而是把引自帝国时代的两种基本发明物——机械性的复制声音和活动影像——使用得更普遍、更精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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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仍是承继19世纪,特别是帝国的年代,或由其所形塑。想要找出这些方面并不困难,读者无疑可举出许多例证。但是回顾19世纪的历史,这便是能有的主要见解吗?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回顾这个世纪,回顾这个由于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容易使人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而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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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所造成的改变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纪,但是由于这种革命性和持续性的改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因此显得更为惊人。在回顾之际,这个资产阶级和革命的世纪,似乎是突然上升到我们的视线之内,正好像纳尔逊的作战舰队已准备好随时采取行动,甚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也很高:瘦小、贫苦、满身鞭痕、酒气冲天的军舰水手,靠着虫子吃过的干面包维生。在回顾中,我们也认识到:那些创造这个时代并且逐渐参与其中的已开发西方世界,知道它注定会有不寻常的成就,并认为它必定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消除它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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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借由解放工人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凡此种种,都不仅是革命分子的梦想。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当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的地图不值得要时,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替自由贸易者科布登(Cobden)和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说话,替格兰特总统(President Grant)和马克思(马克思不排斥乌托邦理想,但不接受它的蓝图)说话;替圣西门(Saint—Simon)说话——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乌托邦,既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兼具两者。19世纪最典型的乌托邦,其创新之处在于:在其间,历史不会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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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其自命的代言人,则期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尽管方法不同,但两者的期望是一致的。在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纪,最能表达其文化希望,传述其理想之声的艺术家,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因为贝多芬是奋斗成功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征服了命运的黑暗力量,他的合唱交响乐以解放人类精神为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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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在帝国的年代中,曾有一些既深刻又具影响力的声音预言了不同的结果。但大体说来,对于西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代似乎已较任何时刻更接近这个世纪的承诺。自由主义通过物质、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实践其承诺;革命承诺的实践则借助了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借助了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集结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如本书所尝试说明的,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日增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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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这一希望。我们现在仍可分享这一希望,但不可能不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已经看到,有太多乌托邦承诺的实现并未带来预期的结果。我们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先进国家当中,现代通讯意味着运输和能源已消除了城乡的差异。在从前人的观念中,唯有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社会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如此。20世纪已经历了太多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狂喜,以至对它们的恒久性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所以还存希望,因为人类是喜欢希望的动物。我们甚至还有伟大的希望,因为纵然有相反的外表和偏见,20世纪在物质和思想进步上(而未必在道德上和文化进步上)的实际成就,是异常可观而且无法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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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将是什么样子。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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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可能被阻塞的:被普遍的毁灭所阻塞,被回归野蛮所阻塞,被19世纪所热望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瓦解所阻塞。历史——这一君临19和20世纪的神力,不再如男男女女过去认为的那样,给予我们坚实的许诺,许诺人类将走入想象中的幸福之地,不论这个地方的确切形貌如何。它更不能保证这种幸福的境界真的会出现。历史的发展可能全然不同。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我们也知道,19世纪的成就虽然巨大,这些成就却非当日所预期或梦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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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算我们不再能相信历史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我们也不必认定历史必然走向错误。历史只提出选题,却不对我们的选择预做评估。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然而,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唯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的意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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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年代:1875~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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