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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14岁于柏林加入共产党后，终生未曾脱离。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斯、汤普森等马克思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派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却使他对国际社会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以及更多的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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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至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大陆，扩展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社会学论文，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运动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列，在学术界有很大影响；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大众。如《新左派评论》著名编辑安德森所言：霍氏不可多得地兼具了理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希米亚、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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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使他荣登世界“近现代史大师”宝座的，是他的“年代四部曲”，它们结构恢弘，叙事晓畅，成为当代极为流行的历史著作，让全球数以百万计的普通人获得了触摸历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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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其卓越的文化贡献，霍布斯鲍姆曾于1998年被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授予“英国荣誉勋爵”（Companion of Honour）称号，也曾获得过欧洲最受关注且奖金额最高的人文和自然科学奖项巴尔扎恩奖（Balzan Pr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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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0月1日，以95岁高龄在伦敦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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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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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叙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叙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国和英国，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转变的基础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国和英国。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如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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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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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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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破，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所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作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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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D.Bernal）、戴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哈斯克尔（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G.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F.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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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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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12月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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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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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汇。比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以及“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汇，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词。［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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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这些词汇（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和城邦以来，那遥远的时代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英国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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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地说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非偶然，也非毫无意义的事件。从公元3 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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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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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和圣鞠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传统习俗有什么两样；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9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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