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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郡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兰开夏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夏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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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年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 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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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工业在这些地区内,通过战争、其他民族的革命以及它自身的帝国统治等手段,建立了垄断地位。有两个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切断了英国潜在竞争对手的一切政治干预。在1820年,这个贫困大陆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四分之一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一半。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群岛在东印度公司的推动下,向来是棉纺织品的传统出口商,但是,随着企业家既得利益集团在英国占据优势,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更不用说印度的商业利益)受到挫折。印度有计划地被非工业化,它反而成为兰开夏棉纺织品的市场:1820年,印度次大陆只进口了1 1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40年,它已进口了1.45亿码。这不仅仅是兰开夏市场所取得的令人快慰的扩展,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自有史以来,欧洲在东方总是买得多,卖得少。因为东方对于西方几无所求,而西方却反过来需要东方的香料、丝绸、棉布和珠宝等物品。工业革命出产的衬衫棉布第一次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在此之前,这种关系是通过运去贵金属和掠夺的方式保持平衡。只有保守而自足的中国仍然拒绝购买西方或西方控制下的经济所提供的货物,一直要到1815~1842年间,西方商人借助于他们的坚船利炮,才发现了一种可以从印度大量输出到中国的理想商品,那就是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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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棉纺织品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而突然得到充分扩展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革命。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业已具备,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精纺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投资低廉,通过增加产量,几乎马上就能回本。如果这些机械需要零星安装,平民百姓借几个钱就能创业,因为掌握着18世纪巨大财富的有钱人们,不想把大把的钱投到工业上。棉纺织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容易便能从日常的利润当中筹措,因为它所征服的巨大市场,加上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日后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客观地指出:“利润率不是5%或10%,而是100%,百分之几千,就是这种高额的利润,使得兰开夏发迹致富。”像欧文(Robert Owen)这样原本是一位布商的伙计,1789年,他借了100英镑从曼彻斯特白手起家,到1809年,他竟能用8 400英镑的现金,买下新拉纳克(New Lanark)纺纱厂的股权。这是当时相当普通的事业成功故事。我们应当记住,大约在1800年左右,年收入超过50英镑的英国家庭尚不足15%,而年收入超过200英镑的更是只有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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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棉纺织业还有其他优势,它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因而,原料供应的增长是通过向殖民地白人敞开的急遽发展过程——奴隶制度和开垦新土地——而不是靠欧洲农业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它也不受欧洲农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举例来说,在本书所述时期里,海外供应的羊毛,其重要性一直微乎其微,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才变成一个重要因素。)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在制造(尤其是纺纱)的关键环节,棉纺织业遭受了由于缺乏廉价、充分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害,因而被迫推向机械化。像麻纺织这一行业,殖民地扩张起初为它带来了比棉纺织业更好的机遇,但从长远看来,就是因为便宜的、非机械化的生产能够在贫困的农村(主要是中欧,也包括爱尔兰)轻易得到发展,而使它遭受了损害,它只能在那些地区繁荣兴旺。18世纪的萨克森、诺曼底(Normandy)与英国一样,发展工业的明显方式,不是去建设工厂,而是去扩大所谓的“家庭”或“分散加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工人——有时候是以前的独立工匠,有时候是农闲季节找活干的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用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工具加工原料,他们从商人手中领取原料,再把加工好的产品送还给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变成了雇主。(“家庭生产制度”是制造业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迈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它的生产形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形式与工厂相当接近。如果18世纪的作者提到“制造业”,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家庭生产制度”,而且这种指称适用于所有西方国家。)的确,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主要是继续依靠这种形式而取得的。即使是棉纺织业,像织布这样的生产过程,也是借由大量增加家庭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工,来为那许多已经机械化的纺纱中心提供服务,原始的手摇织布机要比纺车来得更有效率。但是,在纺纱业完成机械化大约30年之后,织布业在各处也都机械化了。顺便说一句,各个地方的手摇织布机织工都是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的,当棉纺织业已不再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悲惨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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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观点最初一直是根据棉纺织业来看待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是正确的。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革命的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我们很难看到有那么多私人企业家被推向革命。迟至19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是唯一一个由工厂或“制造厂”(这一名称来自前工业化时期最普遍的、运用笨重动力机械来进行生产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起先(1780~1815年)它主要是用在纺纱、梳棉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的机械化上,从1815年以后,织布业也逐渐开始机械化。在人们的观念里,新的《工厂法》所说的“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绝对是指纺织厂,主要是指棉纺织厂。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其他纺织业领域的工厂生产发展缓慢,而其他制造业更是微不足道。蒸汽机首先在开矿中得到应用,到1815年,蒸汽机已被应用到其他很多行业,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开矿以外,其他行业使用蒸汽机的数量不大。在1830年,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工厂”几乎绝对是指英国的棉纺织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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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并不是要低估在其他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导致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尤其在其他纺织业[在所有国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纺织品都占有很大份额,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的西里西亚(Silesia),纺织品价值占全部产值的74%],在食品和酿酒业、陶瓷制造业,以及在城市迅速发展刺激下大为兴盛的家用商品生产领域的革新。但是,这些领域所雇用的人手比起棉纺织业要少得多,1833年,直接受雇于或依赖于棉纺织业的人数达150万,没有任何其他行业能望其项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行业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要小得多,例如酿造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先进的行业,在科技上,它比其他行业先进得多,机械化程度更高,它无疑已在棉纺织业之前就实现了革命化,但是,它对于周围的经济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可以从都柏林的吉尼斯(Guinness)黑啤酒厂得到证明,该厂的设立对于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经济领域并没造成什么影响。然而从棉纺织业中所产生的需求——需要更多建筑以及在这个新兴工业领域中的各种活动,需要机械、化学方面的改进,需要工业照明、船只运输和其他很多活动——却足以说明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原因。第三,棉纺织业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它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又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支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运行。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从1785年的1 100万磅,上升到1850年的5.88亿磅。棉布产量从4 000万码增长到20.25亿码。从1816~1848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年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50%。棉纺织业的兴衰关系到整个英国经济的兴衰。棉纺织品的价格变动决定了全国贸易的平衡,只有农业可与之匹敌,但农业显然处在衰退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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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棉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其发展之速,使最富想象之人在此前任何情况下所能想象的一切都成为笑谈,然而它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初,增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便已出现,更别提那场英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骚动。在那个时期,英国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甚至有可能下降,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首次出现了大波折。然而,这场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普遍危机,并非只是英国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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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主义运动(Chartist Movement)。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人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卢德派(Luddites)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对工人进行剥削,把他们的收入维持在糊口边缘,使得富人能够累积利润,为工业化(以及他们自己过奢侈享乐的生活)提供资金,这种剥削引起了无产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所得从穷人流向富人、从消费流向投资的转移,也引起了小企业家的对抗。大银行家、紧抱成团的国内外“公债持有人”,他们把所有税收捞入自己的腰包(参见第四章)——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8%——他们在小商人、小农场主这类人当中的形象,要比在劳工中更不得人心,因为这些人完全懂得金钱和债权,因此对于他们所处的不利境况深感愤怒。拿破仑战争之后,富人们事事如意,他们筹集了所需的所有贷款,他们强制紧缩通货,在经济上采取货币保守(orthodoxy)措施;倒霉的是小人物,在19世纪的每个时期,在每个国家,小人物们都要求放松借贷、实行财政非正统主义。(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激进主义到美国的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所有农场主和小企业家参加的抗议运动,都可以借由他们对财政非正统主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他们都是“货币狂”。)所以,工人和那些行将沦为一无所有、心有怨气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共同的不满。这些不满使得他们逐渐在“激进主义”、“民主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起来。从1815年到1848年,英国的激进派(Radicals)、法国的共和派(Republicans)和美国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是其中最为棘手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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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社会问题都与经济进步有关,只有出现某些可怕的偶发事件时,才会推翻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已经看到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将对经济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利润——造成威胁。因为,如果资本的回报率降为零,那么,只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必然衰退而进入“停滞状态”,这是经济学家们已可预见并担忧不已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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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缺陷中,有三项最为明显,它们分别是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商业周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等于一回事)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其中的第一个缺陷并不被认为很严重,只有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才会对周期性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并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当作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症状。[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土头土脑的马尔萨斯(Malthus),他们是在这方面进行争论的第一批人。新兴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为自身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原理。]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等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在18世纪,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是反映了农业上的某种灾难(歉收等),人们一直认为,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前,农业不稳定依然是欧洲大陆那些波及面最为广泛的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在英国,至少从1793年起,在小型的制造业领域以及财政金融部门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大家熟知的。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从1825~1826年,1836~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繁荣和萧条这种周期性轮替的戏剧性变化,显然支配着和平时期一国的经济生活。19世纪30年代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关键10年,到这个时期,人们才朦朦胧胧地意识到,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发生的现象,至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是如此。但是,实业家们依然普遍地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若非是犯了特别的错误(例如过分投机于美国股票),便是由于外界力量干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人们并不相信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基本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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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际利润下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棉纺织业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起初,这个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即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由于劳动力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所组成,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怎么说都是极为糟糕的。[1835年,贝恩斯(E.Baines)估计,所有纺织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为10先令,一年有两周不给薪的假期,而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平均工资则为每周7先令。]1833年,格拉斯哥棉纺织厂的1.2万名工人中,每周平均工资超过11先令的工人只有2 000名。在曼彻斯特的131个棉纺织厂中,平均工资不到12先令,只有21个工厂的工资超过12先令。棉纺织厂的建设费用相对便宜,1846年,建造一个拥有410台机器的完整织布厂(包括土地及建筑费用),大约只需1.1万英镑。不过,尤为重要的是,1793年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轧棉机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迅速扩大,纺织原料的价格——棉纺织业的主要成本——由此急遽下跌。由于利润随着物价上涨而增长,企业家已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出售产品时的价格要高于他们制造该产品时的价格,这是一个总趋势),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棉纺织制造业者的感觉会特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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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以后,上述优势看来越来越为边际利润的减少而抵消。首先,工业革命和竞争造成了产品价格经常性的大幅下降,而生产的费用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第二,1815年以后,总体的价格形势是回落而不是上扬,也就是说,生产者绝享受不到以前曾享有的因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反而因为物价轻微的下落而遭受损害。例如,1784年时,一磅细纱的售价为10先令11便士,其原料价格为2先令(每磅有8先令11便士的利润);1812年,一磅细纱的售价为2先令6便士,而原料费用为1先令6便士(利润为1先令);而到1832年时,其售价为11.25便士,原料费用为7.5便士,扣除其他费用,每磅只有4便士利润。当然,在英国工业中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但因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之中,形势也不至太悲观。有一位赞赏棉纺织业的历史学家,在1835年轻描淡写地写道:“利润依然丰厚,足以在棉纺织制造业中积累大量资本。”随着销售总量猛增,利润总额即使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也快速增长。当务之急,是继续大幅度地加速生产。不过,边际利润的减少看来必须加以抑制,或者说,至少得减缓效益下降的速度。而这只能靠降低成本来实现。在所有成本中,最能压缩的就是工资。麦克库洛赫(McCulloch,苏格兰经济学家)估算,每年的工资开支总数是原料成本额的三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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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剥削工资,用廉价的机器操作员替代报酬较高的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借由机器竞赛的办法,可以有效压缩工资。1795年,博尔顿的手摇织布机织工每周平均工资为33先令,用最后一种办法压缩工资开支,到1815年,织工的每周平均工资减为14先令,在1829~1834年间,进而削减到5先令6便士(确切地说,净收入为4先令1.5便士)。确实,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里,现金工资持续下降。但是,这种对工资的削减有其生理上的限度,否则,工人就会挨饿,而当时实际上已有50万名织工处于挨饿状态。只有当生活费用同步下降时,工资的下降才不至于导致挨饿。棉纺织制造商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生活费用的提高,是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垄断者人为哄抬的。拿破仑战争以后,为地主所把持的议会为了庇护英国的农业经营,遂征收很重的保护性关税——此即《谷物法》(Corn Laws)——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此外,这些做法还有别的副作用,足以威胁到英国出口的实际增长。因为,如果世界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其他地区,由于英国的保护政策而无法出售它的农产品,那么,它们拿什么来购买只有英国才能够(而且英国必须)提供的工业产品?所以,曼彻斯特商界成为反对整个地主所有制,尤其是反对《谷物法》的中心,他们勇往直前,富有战斗精神,并作为1838~1846年间“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柱。但是,《谷物法》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谷物法》的废除并没有立即造成生活费用的下降。在铁路时代和汽船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免税进口粮食,是否可以大大降低生活费用,也是令人怀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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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去进行机械化(即经由节约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合理化,扩大生产和销售,借着薄利多销的方式弥补边际利润下降的损失,棉纺织业的成功是靠出奇制胜赢得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和出口当时在实际上已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到了1815年后,原先仍靠手工操作或仅半机械化的工作也都开始大规模机械化了,尤其是织布业。这些职业机械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普遍使用现有机器或稍加改进的机器,而不是进一步的技术革命。尽管技术革新的压力日益加大(1800~1820年,棉纺等领域的新专利有39个,19世纪20年代为51个,19世纪30年代为86个,19世纪40年代则达到156个),但是,英国棉纺织业从技术上看,到19世纪30年代已趋稳定。另一方面,在后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人均产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并未达到革命性的程度,真正的大幅度增加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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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的利率也有类似压力,当代理论往往趋向于把这种利率比作利润。不过,这一问题我们留待工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建设资本产业的阶段再予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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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工业经济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它的发展才能突破一定限制,这便是为什么即使到今天,钢铁产量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潜力最为可靠的单一指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私营企业的条件下,由于这项发展大多需要极为高昂的资本投资,因此其发展不太可能建立在和棉纺织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工业化的相同前提上。因为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已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至少潜在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即使处在非常野蛮状态的人群也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问题只是如何把一个足够巨大的市场尽快地推到商人面前。但是对于比如说建筑钢架那类笨重的钢铁设施,却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它只有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而且并非随时)才会逐渐产生。即使是相当普通的钢铁工厂也需要非常巨额的投资(与相当大型的棉纺织厂相比),那些在市场尚未显现就孤注投资的人们,很可能是投机分子、冒险家和梦想家,而不是可靠的商人。事实上,在法国有一批这类带着投机色彩的技术冒险家,圣西门(SaintSimon)的信徒便为那种需要大量长期性投资的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扮演了主要的宣传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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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不利因素特别体现在冶金业上,而其中尤以冶铁业为最。由于18世纪80年代有一些类似于搅炼法和滚轧法这种简单的技术革新,冶铁能力因而有所增强。但是,非军事领域对铁的需求依然相当有限,虽然从1756~1815年间,因为发生了一连串战争,而使军事需求令人欣喜地增加,但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之后,这种需求便大为减退。当时这种需求肯定还没有大到足以使英国成为生铁生产巨头的程度。1790年,英国所生产的铁大约只超过法国40%左右,即使在180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远不足欧洲大陆全部铁产量的一半,只达到25万吨,根据后来的标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英国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比重的事实,要到随后几十年才看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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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在矿业中,尤其在煤矿开采中并不太明显。因为煤炭业拥有的优势,不仅在于煤炭是19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且,主要是由于英国森林资源的相对短缺,煤炭也是家庭燃料的一个重要种类。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到18世纪早期,它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甚至使用了最早的蒸汽机[其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来抽水。从此以后,在本书所述时期里,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以世界标准来衡量,它已达天文数字。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大约已达到1 000万吨,或者说,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英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它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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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巨大的工业,虽然对于现代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来说,其发展可能还不算快,但却足以推动铁路的发明,这是一个将使资本产业发生转变的基本创造。由于采矿业不仅需要大量的大功率蒸汽机,而且还需要有效的手段,把大量煤炭从采煤场运送到矿坑,尤其是从矿坑口运输到装船现场。矿车所跑的“路轨”或“铁路”就是一个明显的答案。既然人们已在尝试利用固定的引擎拉动矿车,那么用移动的引擎拉动矿车看来也并非不可行。最后,由于陆路运输大批货物的费用是如此之高,这很可能打动了内陆矿区的矿主,将其所用的短程运输工具发展为有利可图的长程运输。从达勒姆(Durham)内陆煤田到沿海的铁路是第一条现代铁路[从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灵顿(Darlington),1825年开通]。从技术发展方面来看,铁路是矿业,尤其是英国北部煤矿业的产儿。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职业生涯是从作为泰恩赛德(Tyneside)“机械师”开始的,在许多年里,火车司机实际上全是从他所在的煤矿区招收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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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业革命中,没有什么革新能像铁路那样激起人们那么大的想象,这已有事实为证,这是19世纪工业化唯一被充分吸收到流行诗歌和文学想象之中的硕果。在大多数西方世界做出要建造铁路的计划(尽管实施这些计划一般都被拖延)之前,从工艺技术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在英国(大约1825~1830年)建造铁路是可行的、有利可图的。1827年在美国,1828年和1835年在法国,1835年在德意志和比利时,开通了最初的几条短程铁路,甚至俄国也于1837年修造了铁路。其原因无疑是:还没有其他发明能够如此富有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即使是最早的铁路也明显反映了技术上的成熟,其中所揭示的意义更加令人惊讶。(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时速60英里已经不成问题,事实上,后来的蒸汽火车并未作根本改进。)火车在钢轨上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大陆。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古老的地域特色。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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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从经济观点来看,铁路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毫无疑问,从长远看来,铁路有能力打开前此由于高昂的运输费用而被阻断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大门,它大大地提高了以陆路运输人员、货物的速度和数量,这就是铁路具有重要意义之所在。在1848年以前,铁路在经济上还不太重要,因为在英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铁路,而在英国国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处理交通运输问题远没有像幅员广大的内陆国家那么棘手。(在英国,没有离大海超过70英里的地方,19世纪所有重要的工业区中,除了一个例外,不是位于沿海,就是离海只有咫尺之遥。)但是,从经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铁路对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的巨大胃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资本产业也将经历如棉纺织业已经经历过的那种深刻转变,那么,铁路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巨大需求。在铁路时代的前20年(1830~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从68万吨上升到225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三倍。从1830~1850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三倍,即从1 500万吨增加到4 900万吨。产量急遽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因为,每建一英里铁路,仅铺设轨道所需的铁,平均就需要300吨。工业发展第一次使钢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铁路的大量修建,工业也自然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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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突如其来具有本质意义的巨大发展,其原因显然在于商人和投资者以非理性的激情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主要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到1840年,铁路线已超过4 500英里,1850年超过2.35万英里。其中的大部分路线是在通称为“铁路狂热”的几次投机狂潮中规划出来的,这股狂热爆发于1835~1837年,尤其是1844~1847年间。大部分铁路是用英国的资本、英国的钢铁、机器和技术建造起来的。(1848年,法国铁路投资有1/3来自英国。)这种投资激增几乎是失去理性的,因为在实际上,铁路很少为投资者带来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高利润的报偿情况几乎不曾在铁路身上发生过,大部分铁路的利润皆十分有限,很多铁路更是完全无利可图,例如:1855年,英国铁路投资的平均红利仅为3.7%。毫无疑问,创办人和投机者自然可大发横财,普通投资者显然不是这样。然而尽管如此,到了1840年和1850年,人们仍然满怀希望,投资到铁路上的钱分别高达2 800万和2.4亿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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