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8885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意志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剧烈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的这个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1707378886
1707378887
2
1707378888
1707378889
与18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周密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向不满者提供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1707378890
1707378891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7年之间的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式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1792～1793年被称为吉伦特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甚至无套裤汉主义等多种成分的结合，尽管也许在1793年的宪法中，雅各宾主义的味道最浓。第三种潮流的推进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后热月党人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谋，那是雅各宾极端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起义，后者标志着近代共产主义政治传统的诞生。第三种潮流是无套裤汉主义和左翼罗伯斯庇尔主义的产儿，虽然除了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强烈憎恨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政治上，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模式已蕴含在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的传统之中。
1707378892
1707378893
从专制主义政府的观点看来，所有的运动都同样是稳定和良好秩序的颠覆者，尽管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有意识地热衷于散布混乱，而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加危险，因为更可能煽动无知而又贫困的群众。［因此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来，似乎太过重视拉梅内（Lamennais）《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的发行，因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语言来说，它只可能诉诸没受到公开无神论宣传影响的臣民。］然而事实上，反对派运动之所以能联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1815年政权抱有的共同憎恶，以及所有——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反对专制君主、教会和贵族的人，一向有合组共同阵线的传统。然而1815～18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瓦解的历史。
1707378894
1707378895
3
1707378896
1707378897
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Eook Polytechnique）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1/3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上。（一、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无记名投票；三、平等选区；四、议员有薪制；五、每年召开议会；六、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唯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1707378898
1707378899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1707378900
1707378901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借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707378902
1707378903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1707378904
1707378905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他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他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
1707378906
1707378907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维持的，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起义，部分是因为它得益于有利的外交形势，那就是1821年的希腊革命（参见第七章）。希腊因此成了国际自由主义和“亲希腊运动”的激励力量。亲希腊运动包括对希腊有组织的支援和无数志愿战士的前往，它对团结19世纪20年代欧洲左翼的贡献，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
1707378908
1707378909
1830年革命使形势完全改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些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第一批产物，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尖锐而广泛的经济社会骚动，以及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化。于是两个主要结果从中而生。第一个结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众政治和群众革命再次成为可能，因此对秘密兄弟会的依赖遂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复辟君主制度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群众骚乱联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7月的巴黎证明，街垒路障在数量和分布的面积上，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虽然在巴黎的革命历史上，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间，却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即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1707378910
1707378911
1830年革命也为左翼政治带来两项进一步的变化。革命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温和派，并且造成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但促使运动分裂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1707378912
1707378913
在国际上，革命把欧洲分裂成两大地区。在莱茵河以西，革命将反动列强的联合控制击成碎片，永远无法恢复。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取得胜利。（更为激进类型的）自由主义在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该地以民众为基础的自由派运动和反自由派天主教运动互相对抗，但是，神圣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莱茵河以东各地仍在采用的那种手段，来干涉这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内战中，专制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列强，各自支持其中一方，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稍显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国激进志愿者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依稀预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亲西班牙运动。［英国人通过19世纪20年代接触到的自由派西班牙难民，而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感兴趣。英国的反天主教教义，在将西班牙的抗争潮流——反映在博罗（George Borrow）的《西班牙的圣经》和默里（Murray）著名的《西班牙手册》中——转移到反王室正统派（antiCarlist）一事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各国的自由或专制课题，基本上仍有待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它们仍悬而未决。在短暂的自由派胜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复兴之间，它们总是在动荡摇摆。
1707378914
1707378915
莱茵河以东的情况，表面上与1830年前一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和意大利起义被奥地利人或在奥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镇压，更重大的波兰起义被俄国镇压。此外，在该地区，民族问题继续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以民族的标准而言，当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国家里：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国的不统一民族或亡国民族（德意志、意大利、波兰）的成员，便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俄国和奥斯曼）的成员，或两者兼是。我们不必操心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他们虽然在广义上属于非专制地区，但因其超然于欧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戏剧性发展之外，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1707378916
1707378917
莱茵河东西两区的革命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实，尽管并非两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在每个特定地区内出现的革命热情，却有着明显差异。在西方，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追随一般革命的节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经陷入当地特有的国内斗争，除偶发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其危机不再与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机一致无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有“革命”的积极民族和消极或不热心民族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机构，经常受到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非奥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远难以驾驭的匈牙利人的困扰，而没有任何来自亚平宁地区或其他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情报。俄国只需担忧波兰人，而奥斯曼仍能指望大多数巴尔干斯拉夫人保持平静。
1707378918
1707378919
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发展节奏和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对政治越发重要。因此，英国发达的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节奏，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却在1846～1848年处于社会危机的最尖锐时期。英国有其同样严重的危机，即1841～1842年的工业大萧条（参见第九章）。反之，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理想青年或许有理由指望，一次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赢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胜利；但到了1830年后，俄国进行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远不如西班牙成熟，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1707378920
1707378921
然而，东西欧的革命问题是可以比较的，虽然性质不一样：它们都使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愈益加剧。在西欧，温和自由派基本上退出反对派的共同战线（或退出对它的深切同情），而进入政界或潜在的政界。在靠着激进派的努力（因为除此之外，还有谁会在街垒中战斗呢？）取得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背叛了激进派，不再与民主或共和国那类危险东西有所牵扯。法国七月王朝的首相基佐（Guizot），是一位自由主义反对者，他曾说：“不再有合法的动机，也不再有长期置于民主旗帜下的热情和貌似有理的激进借口。以前的民主将是今日的无政府主义；自今而后，民主精神便意指着革命精神。”
1707378922
1707378923
不仅如此，在宽容与热情的短暂间歇之后，自由派趋向于降低进一步的改革热情。在英国，1834～1835年间的欧文式“总工会”（General Union）和宪章主义者，既要对抗反改革法案者的敌视，也得面对许多支持者的不友善态度。1839年派去对付宪章分子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一位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虽然同情宪章分子的许多要求，但还是遏制了他们。在法国，对1834年共和派起义的镇压，标志着这项转折。同年，六个诚实的卫斯理教派（Wesleyan）的劳工，因试图组建农业劳工工会而遭到恐怖压制，他们就是“托尔普德尔殉难者”（Tolpuddle Martyrs），这个事件象征了英国对工人阶级运动的同样的敌视。激进派、共和派和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因此脱离了与自由派的联合。原属于反对派的温和主义者，现在开始为已成为左派口号的“民主社会共和国”感到不安。
1707378924
1707378925
在欧洲其他地方，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以及新兴社会革命思潮的出现，便是起源于对失败的探讨和对胜利前景的分析。温和派（辉格党地主和现存的这类中产阶级）将其希望寄托在相对易受影响的政府和新的自由主义大国之上，期盼前者进行改革并能赢得后者的外交支持。易受影响的政府极为罕见。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伊王室，继续同情自由派而且日益吸引了一大批温和派的支持，希望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最终的统一。新教皇庇护九世提出的短命的“自由主义教皇论”（1846年），曾鼓舞一群自由派教徒，徒然妄想为同一目的而动员教会力量。在德意志，没有一个邦国不敌视自由派，但这并未阻止少数温和派（比普鲁士历史宣传所言要少）指望普鲁士能继续有所作为，毕竟它至少曾组织过一个值得夸耀的德意志关税同盟（1834年）；同时也未使人们的梦想停止，梦想中期盼的是愿意适度改革的君主，而非满街革命路障。而波兰，在沙皇的支持之下，温和改革的前景已不再能激励通常对此寄予厚望的权贵派——恰尔托雷斯基派（Czartoryskis），但温和派至少可以对西方的外交干涉抱一线希望。根据1830～1848年的形势看来，这些前景没有一项是实际可行的。
1707378926
1707378927
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的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1805～1872）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1848年，各国的确是个别、自发并同时起义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不合乎实际：它们同时爆发的刺激因素仍来自法国，但因法国不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使它们终归失败。
1707378928
1707378929
不管是否有些离奇，激进派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原因，排斥了温和派对王公和列强的信任。人民必须靠自己赢得解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代劳，这样的观点，在同一时期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变通使用。激进派必须借由直接行动来争取解放，而这类行动大多仍以烧炭党习用的方式呈现，至少，在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候是这样。因此行动的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在马志尼试图进攻萨伏伊的可笑举动，与1831年革命失败后波兰民主派不断进行的游击尝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排除或反对现存势力的决心，造成激进派内部的另一次分裂。分裂的焦点在于：他们要不要以社会革命为代价来夺取政权？
1707378930
1707378931
4
1707378932
1707378933
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什么人会做出或忍不住做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1707378934
[
上一页 ]
[ :1.70737888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