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9236 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工业强国，而另一部分则落后了。但是，这两种现象并非彼此互不关联。经济停滞、迟缓，甚或衰退，都是经济进步的产物。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能抵挡新兴财富和工商中心的力量，或在某些情况下的诱惑呢？英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只要凭低价销售便足以抵制一切竞争对手。“世界工厂”的头衔是非常适合它们的。对那些不甚发达的地区而言，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便是应该生产粮食或矿物，然后用这些非竞争性的货物换取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制成品。科布登告诉意大利人说：“你们的煤就是太阳。”在大地主，或甚至开明的农场主或牧场主掌握地方权力的地区，这种交换是两全其美的。古巴的种植园主相当乐意以蔗糖赚钱，愿意进口外国货物，因为这可使外国人有钱购买他们的蔗糖。在当地制造业者可以说话算数的地方，或当地政府赞赏经济平衡发展的好处或只是意识到依赖性害处的地方，事情就没那么乐观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derick List）虽然在通常的情况下自诩为抽象哲学家，但他拒绝那种实际上会使英国成为首要或唯一工业强国的国际经济，因而要求实行保护主义，而且，如我们所见，美国人也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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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38 上述种种说法皆假定该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且强大到足以接受或拒绝由世上一小部分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派定给他们的角色。在那些并非独立的地区，如殖民地，就别无选择。如我们所知，印度正处于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埃及是这种非工业化过程更为生动的实例。因为在埃及，当地的统治者阿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使他的国家转变为现代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他不仅鼓励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21年起），而且至1838年，已将1 200万英镑这一极可观数目的资金投入工业，工厂雇用了大约3万～4万工人。如果让埃及走自己的路，将会是怎样一种光景？这个答案我们无从知晓。确实发生的历史是，1838年的英国—土耳其公约（AngloTurkish Convention）将外国商人强加给这个国家，并因此破坏了阿里借以操持的对外贸易垄断；而在1839～1841年间，西方国家击败了埃及，逼迫埃及削减军队，因而也就消除了曾引导埃及走向工业化的大多数激励因素。19世纪，西方的炮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迫使一个国家向外国贸易“开放”，换言之，向世界工业化地区的优势竞争开放。看到19世纪末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谁会想到早在50年前，这个国家曾是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呢？（埃及的现代化曾令科布登感到憎恶，他说：“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Morley，Life of Cobden，Chapter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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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40 在双元革命时代的所有经济后果中，这种“进步国家”和“未开发国家”之间的分歧，被证明是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大致而言，至1848年，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哪些国家是属于第一集团，它们包括西欧（伊比利亚半岛除外）、德意志、北意大利、中欧的一些部分、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可能还有英语世界的移民拓居地。但是，同样很清楚的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一小块地区外，在西方进出口货物的非正式压力下，或在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的军事压力下，正在沦为或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地。这种横在“落后”国家与“进步”国家之间的鸿沟，直到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发展出跨越的手段之前，仍是不可动摇、无法横越，而且日益分隔着世上的少数居民和大多数人口。没有其他事实比这件事对20世纪历史的发展，更具决定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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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45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1707378038]

1707379246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十章 向才干之士敞开进身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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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50 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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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52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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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54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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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56 ——卡布菲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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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60 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筒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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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62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密关系作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阶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回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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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64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5月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份。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司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的“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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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66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成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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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68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ême）为威灵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饪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835年，《辩论报》（Journal des Débats，发行约1万份）的年平均广告收入约2万法郎。1838年，《报界》第四版以一年15万法郎租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从玛德莱纳大道（Madeleine）到圣丹尼门（Porte SaintDenis），商品都在以五光十色的节奏歌唱，歌唱出一首宏大的诗歌。”］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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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70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的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乘坐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于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工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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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72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处于中等阶级以下的那个阶级，他们的见解和思想，是由这个明智有德行的阶层塑造指导的。他们与下层阶级人们有最直接的接触。”老穆勒：《政府论》，1823年）］；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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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74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士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 Mercury，1774～1848年）的贝恩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791～1844年）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es，1792～1857年）的普伦蒂斯（Archibald 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借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卫理公会（Methodist）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唯一神派、浸礼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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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76 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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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80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唯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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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82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成才的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即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 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森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社团。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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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284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世界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博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马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勒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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