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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从这类群众中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扮演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挡掉了来自传统社会的轻蔑憎恶，同时更为他们提供了扩张发展的动力。如果他们隶属特定宗派的话，它还可使他们从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可为他们的追求利润披上道德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比自私营利者伟大些；宗教也使他们对被压迫者的严酷态度变得合法；而宗教与贸易的结合，则把文明带给野蛮，把销售带给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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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君主和贵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宗教保障了社会稳定。他们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认识到，教会是王权最强大的支柱。虔诚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罗尔人以及俄国人，都曾经奋起武装，在牧师的支持有时甚至是领导下，保卫他们的教会和统治者，并反抗外来者、异端和革命分子。虔诚而没有文化的人民，会满足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帝召唤他们来此，置身于天意为他们安排的统治者之下，过着合乎道德、简朴、秩序的生活，并摆脱理性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对于1815年后的保守政府来说——哪一个欧洲大陆政府不是如此呢？——助长宗教情绪和支持教会，就如同维护警察机关和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一样，是政府政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牧师、警察和审查官，正是当时反对革命的三大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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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多数已获承认的政府来说，雅各宾主义威胁了王权，而教会则保护了它们，只此一点就够了。但是，对于一群浪漫的知识分子和空想家来说，王权与祭坛的联盟，还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保持了一种旧式的、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义的侵蚀，而个人则发现这种联盟在表达自己悲惨处境方面，比理性主义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适。在法国和英国，对于王权与祭坛联盟的类似辩护，则不具什么政治价值。对于悲剧性、个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复如此。［在当时，探求人类心灵奥秘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克尔恺郭尔（Dane Sren Kierkegaard，1813～1885），他出生于一个小邦国，只有少数当代人注意到他，其名声完全是身后之事。］但是，在德意志诸邦和俄国这种君主政治的反动堡垒里，浪漫而又反动的知识分子，却以文官和宣言纲领起草者的身份，在政治上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在那些君主本身往往容易精神失常（比如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的威廉四世）的地方，他们则充任私人顾问。但是，整体说来，根茨（Friedrich Gentze）和缪勒（Adam Müller）之流，只不过是些小人物而已，他们信仰中的中世纪遗风（梅特涅就不相信这套），仅是传统主义的昙花一现，预告了国王所依靠的警察和审查官员即将来临。将要在1815年后维持欧洲秩序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力量并不在于空有其名的十字军神秘主义，而是在于用俄、普、奥三国军队镇压任何反叛运动的决心。更有甚者，真正的保守政府都倾向于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即便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思考原则而不是服从原则，政府末日也就不远了。正如根茨（梅特涅的秘书）于1819年写给缪勒的信中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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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将继续捍卫以下观点：“为了不让出版业被滥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什么东西都不要印出来。”如果这个原则可以强制的方式加以应用，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获得极明智的上级法庭允许，如此一来，在短时间内，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已重返上帝和真理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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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反自由思想人士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却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感染力，因为他们对神圣过去的回归，在上层阶级的敏感青年当中，带动了罗马天主教的显著复兴。新教本身不就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直接先驱吗？如果一个真正的宗教社会确能独立医好19世纪的痼疾的话，那么除了像基督教中世纪那种唯一纯粹的天主教社会之外，还会有别的吗？（在俄国，东正教式的纯基督教社会依然兴盛，但这同样的潮流却较少转向过去的洁净庄严那面，而多退回到东正教现有的、无限深奥的神秘主义之中。）如同往常一样，根茨以一种不适合这一主题的清晰性，表达了天主教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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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是最初的、真正的、唯一的万恶之源，我们今日便是在这些罪恶的重压之下呻吟。如果它能将自身局限于说理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宽容，因为说理争辩的个性植根于人类的本质之中。但是，一旦政府同意接受新教作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形式，一种基督教的表现方式，一种人的权利；一旦政府……在国家之内、在唯一真正的教会之外，甚或在它的废墟之上授予它们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世界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会立时解体。……法国大革命，以及就要在德意志爆发的更严重革命，都是来自这同一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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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批情绪昂扬的年轻人因此抛开对知识的恐惧，而投身到罗马伸出的双臂之中，以一种放纵的热情拥抱独身主义、禁欲苦修的自我折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或仅仅是温暖而又在美学上让人满足的教会礼仪。如众人所料，他们大多数来自新教国家：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者通常都是普鲁士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来说，19世纪30年代的“牛津运动”是这类现象当中最令人熟悉的，尽管它带有英国特征。在英国，只有少数年轻的狂热信徒会实际加入罗马教会，这些人借此表达了最蒙昧、最反动的大学精神，其中的风云人物当推才华横溢的纽曼（J.H.Newman，1801～1890）。其他人则以“仪式主义者”的身份，在英国国教会内寻得一个权宜的安适之处，他们声称国教会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堂，并且，令“低级”和“粗俗”僧侣们大为恐惧的是，他们还试图用法衣、薰香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可厌之物来加以装饰。对于那些以宗教为族徽的传统天主教贵族和绅士家族，对于日渐成为英国天主教主体的爱尔兰移民劳工来说，这些新皈依者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高贵热情也并不完全被谨慎而又现实的梵蒂冈教会官员看重。但是，既然他们来自优秀的家族，加上上层阶级的皈依可能会带动下层阶级的皈依，因而他们仍然备受教会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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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内——至少在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之内——自由主义的掘墓者仍在发挥作用。在罗马教会当中，他们的主要战场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内（Felicit Lamennais，1782～1854）。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者，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意料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从他们的背后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漩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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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Huguenot），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利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宗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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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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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沁先生）练习着将木头器具放在车床里旋，他以为也能用这种方法来改造一个人。他对诗歌无甚爱好，几乎不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吸取任何教益。蒸汽使他的房子变得温暖而明亮。他是那种偏爱人工制品胜于自然产物，并认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人。他极为轻蔑户外景色，轻蔑绿色的田野和树林，并且永远以功利性来度量所有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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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兹利特（W.Hazlitt）《这个时代的精神》（18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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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全盘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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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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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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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789～1848年的世界而言，其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本书所论时期，所有具分量的思想家，不管他们私人的宗教信仰为何，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世俗语言。有关他们的思考内容（以及普通人未经自觉思考却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大部分将在下面的科学和艺术专章中加以探讨。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双元革命所带来的最主要论题：社会的本质，以及它正在走和应该走的道路。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有两大分歧意见：其一是对当前的世界走向表示认同者，其二则是不表认同者；换言之，亦即相信进步者和不相信进步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只有一种具有主流意义的世界观，而无数的其他观点，不管其优点为何，基本上都只具有消极的批判意义：批判那种在18世纪大获全胜的、理性的、人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对于上述论点，资产阶级自由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分子的立场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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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789年，对于这种进步意识最有力、最先进的表达方式，当推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其基本体系在17和18世纪已经详细阐明，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那是一种狭隘、清晰而且锋利的哲学，其最完美的倡导人，如我们所料，都出现在法国和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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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说，在原则上它确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性来理解所有事物并解决一切问题，确信非理性的行为和制度（其中包括传统主义和一切非理性的宗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昏暗不明，而无法给人以启发。在哲学上，它倾向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这与它作为一种从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汲取力量和方法的意识形态，极为相称。它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看法体现出深刻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内省或其行为观察，而不是它所宣称的先验原则；并以一种心理学（尽管这个词在1789年时仍不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所谓的“联想式”心理学派，是17世纪机械论的呼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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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而言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来说，人类世界是由具有某些内在热情和驱力的独立个体所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首要目的便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将其不满降至最低，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伟大的霍布斯强烈地赞成——基于实用的目的——所有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平等，除了“科学”之外。）同时，每个个体也都会“与生俱来地”认为其欲望冲动应该是没有限制而且不容干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其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最讲究逻辑的自由思想家宁可不把这一点放进“天赋权利”之中。在追求这种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每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平等竞争者，发现他无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个体建立某些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经常是有利的，这套复杂的安排（常用“契约”这个坦率的商业术语来表述）遂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当然，这类安排和联系，意味着与生俱来的那种毫无限制而且随心所欲的自由将有某种程度的减少，而政治的任务之一，便是要把对自由的这种干预降低到实际可行的最低限度。也许除了诸如父母和子女这类不可能再缩小的群体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其文学上的象征是鲁滨逊），只有在大量共存这一点上才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目标因而也就是个人目标的总和。幸福（这个词为其定义者所带来的麻烦与其追求者一样多）是每个个体的至上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就是社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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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公然宣称所有的人类关系皆可归结到上述模式之中的纯功利主义，只局限于极不明智的哲学家或极其自信的中产阶级捍卫者，前者以17世纪伟大的霍布斯为代表，后者则包括那些与边沁、老穆勒有关的英国思想家或政论家，其中尤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具代表性。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有二。首先，纯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净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边沁语）——与中产阶级某些强有力的行为本能相冲突。（不应该认为“自我利益”就必定意味着反社会的利己主义。仁道而且关心社会的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所追寻的最大满足包括，或者经过适当教育后可能包括“仁慈”，亦即帮助同伴的冲动。问题在于，这不是一种道德义务或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某种使个人幸福的东西。霍尔巴赫在他的《自然体系》第一卷第268页论述道：“利益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自身幸福所必须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合理的自我利益与“天赋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以及保有他挣得的东西——之间的冲突性，远大于其一致性。（其著作被英国功利主义者虔敬地搜集出版的霍布斯早已表明，自我利益阻止对国家权力施以任何先验限制；而边沁主义者在考虑到官僚化的国家管理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就像拥护自由放任主义一样，欣然地拥护官僚化的国家管理。）因此，那些寻求保障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个人自由的人，常常宁可对“天赋权利”给予一种形而上的许可，而不是对“功利”给予易受攻击的许可。更有甚者，一种借由合理计算彻底将道德和义务排除在外的哲学，很可能会削弱社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亦即无知穷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固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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