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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596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堪称推演严密的杰作，就这样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引入了早期经济学家下注预言的自然和谐之中。它甚至比亚当·斯密更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如预期一样经由减少必备的燃料供给，而使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学说只需稍加发展，就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理论。然而，李嘉图不仅拥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技巧，同时也热情地支持大多数英国实业家所赞成的实际目标（自由贸易和反对地主），因此有助于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给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地位。基于实际的目的，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改革突击队，遂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武装。反过来，受到英国工业和贸易成就支持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就，又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基本上是英国人的学科，使法国经济学家（他们至少在18世纪也同处领先地位）退居于过时者或辅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经济学家变成零星分散的游击者。更有甚者，它们还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自由进步的重要象征。巴西于1808年（远早于法国）为这个学科设立了教授席位，并由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广者萨伊（J.B.Say，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葛德温（William Godwin）出任。1823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大学开始以李嘉图和老穆勒的著作作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本时，阿根廷才刚刚取得独立。不过，阿根廷还是落后于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统治者的实际经济行为，使欧洲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毛骨悚然。而这一事实与他们所执着的正统经济学毫无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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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598 在政治学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严密又不一贯。理论上，它依然分为功利主义和顺应古老自然法和天赋权利的两个派别，而后者占主导地位。在其实际纲领中，它仍挣扎于两种信念之间。一种是对人民政府，即多数人统治的信念。这符合于它的逻辑，并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实际造成革命并且在改革层面施加有效政治压力的，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论点，而是群众的动员。（孔多塞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缩影，他因巴士底狱的陷落而将自己对有限选举权的信念转变为对民主的信念，尽管他仍强烈保护个人与少数。）另一种是对有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介于“激进主义”和“辉格主义”之间。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实行了统治（即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为它牺牲），那么，能够依赖这个事实上的多数（“最多最穷的阶级”）来保障自由，来实施显然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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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00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之所以使人惊恐，主要是因为总是在神父与国王支配下的劳苦大众，实在是太无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进了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算计的附加危险，例如在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着（而有些已十分明显）这种危险。在国外的温和辉格党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危险：在经济思想上尊奉纯亚当·斯密学说的柏克（Edmund Burke），在政治上却公开退回到信仰传统美德、连续性以及缓慢而有机增长的非理性主义，并自此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主要支柱；欧洲大陆各地的自由主义现实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种对选举权施以财产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必要时，任何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旧式专制主义都行。在1793～1794年之后，只有极端不满或者极端自信的资产阶级，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准备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中，他们仍拥有获得劳苦大众恒久支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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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02 后拿破仑时期的社会不满、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加剧了这种困境，而1830年的革命，更使之尖锐化。自由主义和民主看起来是敌人而非盟友，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看起来似乎是表达了一种矛盾而不是联合。不足为奇的是，这种矛盾在革命的故乡法国，看起来最为明显。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以其惊人的睿智专注于美国民主的内在趋向分析（1835年），以及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趋向分析。他留下了这一时期最精彩的温和自由主义民主批评，或者毋宁说，他已鉴定出特别适合于1945年后西方世界的温和自由主义。看一看他的下述格言，也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从18世纪以来，流出了两条好像出于共同源头的河流。一条把人类带向自由制度，另一条则带向专制权力。”在英国，老穆勒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执信心，也与他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对于保护少数人权利以免受多数人侵害的关切与焦虑，形成惊人的对比。这种关切与焦虑，笼罩了这位慷慨大度而又忧心忡忡的思想家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年）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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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06 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失去其最初的自信冲劲时（甚至进步的必然性和受欢迎性也开始遭到一些自由主义者质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却再造了18世纪的古老真理。理性、科学和进步是其坚实的基础。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与周期性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公有制完美社会的礼赞者，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工业革命持有无条件的认同，因为它创造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圣西门伯爵传统上被归类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尽管他的思想实际上处于一种更为模糊的位置。他是“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者”（圣西门新造的两个词）最早和最热烈的鼓吹者。他的信徒成了社会主义者、喜欢冒险的技术专家、金融家和实业家，或者接连兼有这些身份。因此，圣西门主义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英国的欧文，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棉纺工业先驱。他对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心，不仅来自于坚信人类可通过社会而达到完善的信念，而且也根源于工业革命对潜在富有社会的可见创造。恩格斯尽管不太情愿，也从事过棉纺织业的经营。没有任何新社会主义者想让社会进化的时钟倒转，尽管他们的许多追随者这样做了。甚至傅立叶这位对工业主义最不抱乐观态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也认为解决之道是超越工业，而非落在它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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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08 更矛盾的是，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自由主义，却也是最容易用来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如同圣鞠斯特所说的那样，幸福的确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但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显然是并未实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穷苦劳动者的幸福。另外，如同葛德温、欧文、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以及其他边沁崇拜者所做的那样，把对幸福的追求与自私的个人主义设想分别开来，也是不困难的。欧文写道，“一切存在之根本目标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能由个人独自获得；期盼孤立的幸福是无用的；幸福必须由全体民众共享，否则，少数人也绝对享受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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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10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李嘉图学说形式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竟会转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事实会使得1830年后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惊恐万分的眼光审视李嘉图，或者像美国的凯里（Carey，1793～1879）那样，把他视为社会破坏者和动乱者的精神源泉。如果像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那样，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泉源，那么，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广大群众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呢？因为，如李嘉图所表明的（尽管他觉得不便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些结论来），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了工人生产的、超出其以工资形式领取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地主也占有这种剩余的一部分，但这一事实对该问题并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因此，唯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资本家，从而消灭剥削。一群李嘉图的“劳工经济学家”很快就在英国兴起，他们进行分析，并提出其道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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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12 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达到人们在政治经济乐观时期所预期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这类批评就会缺少共鸣。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反，在穷人中，几乎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即在欧文的《新社会观》（New View of Society，1813～1814年）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之间，经济衰退、货币工资下降、严重的技术性失业，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怀疑，实在太突出了（“社会主义”一词便是19世纪20年代创造出来的）。因此，批评家不仅能够注意到经济的不公正，而且也注意到经济运行的许多缺陷及其“内在矛盾”。由反感而变得敏锐的眼睛，因此便发现了这种内在的周期性波动，或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由西斯蒙第、韦德（Wade）、恩格斯提出］。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忽略了这种危机，而事实上，与萨伊这个名字相连的“法则”，根本不承认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批评家很难不注意到，这段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日趋不平衡（“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产物。简言之，他们不仅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够显示它运作得很糟糕，更有甚者，它的运作结果也与其捍卫者所预期的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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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14 到目前为止，新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只不过是把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的论点推进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想要达到的境界之外。他们所鼓吹的新社会，并不坚持抛弃古典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的传统。每一个人都享有幸福、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而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潜能的社会，一个自由主宰而专制政府消失无迹的社会，既是自由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从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家族，其各个成员——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异点，不是温和的无政府状态（那是他们共同的乌托邦）而是实现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开始分道扬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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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16 首先，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下述假定彻底决裂：社会是个别的原子单纯地聚集或结合而成；社会的动力是个体的自我利益和竞争。在这场决裂中，社会主义者退回到人类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亦即“人类天生就是共同生活”的信念。人们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并互相帮助。社会并不是会削弱无限天赋权利的必要制度，而是他的生命、幸福和个性的居所。亚当·斯密学派所主张的市场等价交换以某种方式保障了社会公正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是既难理解又不道德。大多数普通人都持这种看法，甚至在他们无法表达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借由谴责文明、理性主义、科学和技术的整个历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非人道化”。（黑格尔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使用的专业术语“异化”，反映了把社会作为人的“家”，而不仅仅是毫无关联的个人行为场所的古老概念。）而新的社会主义者——不像诗人布莱克和卢梭这类旧工匠型的革命者——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做。不过，他们不仅吸收了把社会当作人们的家的传统理念，而且也吸收了下列这种古老概念，即在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制度出现之前，人们曾以某种方式生活于和谐之中。卢梭借由对原始人的理想化表达了这一概念，而欠成熟老练的激进小册子作者，则通过下述神话传说来表达：曾几何时，人们曾自由而友爱地生活着，只是后来被外来统治者征服了（撒克逊人被诺曼人征服，高卢人被条顿人征服）。傅立叶说：“天才必须重新发现那种原始幸福之路，而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环境。”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数世纪的发展，终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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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18 其次，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进化的和历史的论证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果不是处于古典的自由传统范围之外的话，也是虽在其内却未受到很大的重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事实上最早的近代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计划是自然而合理的，有别于由无知与暴政所强加的那种人为的不合理社会。既然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已告诉人们什么是合理的，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扫除公认的前进障碍物。的确，“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以及其他的人）倾向于如此坚信：真理一经宣布，马上就会被所有受过教育而且通情达理的人所接受，在开始之初，他们要把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局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有影响的工人阶级进行宣传，虽然工人无疑会因而受益，但却注定是一个无知而落后的群体。其次是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拓荒工厂：共产主义村落和合作企业。它们大多数都位于美洲的开阔空地上，那里没有历史上的落后传统挡住人们进步的道路。欧文的“新和谐”（New Harmony）村位于印第安纳州。美国容纳了34处从国外输入或土生土长的傅立叶式“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y：傅立叶梦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及众多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加贝和其他人鼓励下建立的聚居村落。较少从事社会实验的圣西门主义者，从未停止找寻一位可能实行他们的社会规划的开明专制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他就是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这位不大可能帮助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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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20 在这种寻找美好社会的古典理性主义事例中，带有一种历史进化的因素。因为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进化的观念可能是经由几个历史发展阶段而必然进化的观念。不过，在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从其合理性或合意性转至其历史必然性之后，社会主义才获得其最为可怕的精神武器，为了对抗它，人们至今仍在构筑论战防线。马克思从法、英和德国意识形态传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德国的古典哲学）的结合中，引申出这种论证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已不可避免地突破原始共产主义而划分为阶级；必然会经由阶级社会的依次更替而进化。每一个阶级社会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但都曾经是“进步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时候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产生出取代它的力量。资本主义是这些阶级社会中的最后一个，马克思不但一点也没加以攻击，而且还运用其令世界惊叹的滔滔雄辩，宣扬其历史成就。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可用政治经济学来加以证明，这些矛盾必然会在一定时候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使其陷入不能解脱的危机之中。并且，资本主义（如也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表明的那样）也必然会创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数和不满必定会增加，而经济力量却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使得资本主义更易于被推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将其推翻。但是，这也表明了，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如资本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比封建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才盛行起来一样，社会主义也将经由劳动者的必然胜利而盛行。如果认为要是人们够聪明的话，就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实现永恒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看法是愚蠢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社会变革到来之前，它甚至还没有以适宜的方式表述出来。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其胜利就是肯定的了，因为“人类总是只给自己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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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24 与这些条理清楚的进步意识形态相比，那些反对进步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称之为思想体系。它们只是一些观念，是一些缺乏一种共同思想方法、仅仅依赖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敏锐洞察，以及来自生活而非自由主义的一些信念。因此，它们只需相对稍加注意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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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26 这些观念的重心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人们视为生活根本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群体，并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非人道化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保守和革命的反进步主义者，或者富人和穷人的代表们，甚至都趋向于同意社会主义者，这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在浪漫主义者（见第十四章）中尤为显著，并产生了诸如“保守的民主”或“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奇怪纲领。保守主义者爱将理想的社会秩序（或者既接近理想又实际可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生活舒适之人，其社会抱负总是比穷人要温和节制一些）与受到双元革命威胁的任何政权，或与过去的特定体制，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视作同一回事。自然，他们也强调其中的“秩序”因素，因为正是这一点保护了社会层级中的上层对抗社会层级中的下层。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革命者宁可怀念过去那些更为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处境很好，而现世根本不存在真正令穷人满意的社会。他们还强调遥远的黄金时代中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和如同一体的感情，而不强调它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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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28 不过，两者都同意，在某些重要方面，旧制度曾经或依然比新制度来得好。在旧制度下，上帝使人们贵贱有序（这一点让保守主义者高兴），但又将义务（不管执行得多么不充分和多么糟糕）加之于贵者。人是不平等的，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定价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紧密网络之中，受习惯、社会制度和义务的清晰引导。无疑，在梅特涅的秘书根茨和英国激进的狂热记者科贝特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中世纪理想。但是两人都同样攻击宗教改革。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甚至恩格斯这位最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也曾以令人向往的田园诗画来比喻被工业革命破坏的18世纪古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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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30 由于没有缜密的演化理论，反进步的思想家发现他们很难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最爱攻击的罪魁便是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让愚蠢和邪恶来干预那些对人类的理解和组织而言已是过于复杂的事情：社会不能像机器那样加以计划。柏克写道：“最好是永远忘记《百科全书》和所有的经济学家，而回归到那些使王公们伟大和国家幸福的规矩和原则。”直觉、传统、宗教信仰、“人的本性”、“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性，这些东西依思想家的知识癖好而被组织起来，去反对系统的理性主义。但是，其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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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32 若说保守的思想家没有历史进步意识，但是他们对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渐进地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有非常敏锐的意识。若说他们不能解释历史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而且根本就否认有裁剪这回事的话，他们倒是能够令人羡慕地解释这件衣服是怎样经由长期的穿着而变得使人舒服的。反进步意识形态最为严肃的知识追求，便是投入对往昔历史的分析和修复，投入对与革命相反的历史连续性的探究。因此，保守阵营最重要的阐释者，就不是诸如博纳尔（De Bonald，1753～1840）和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这类捉摸不定的法国流亡者——他们总是以近似疯狂的理性论证企图使死亡的往昔重新活过来，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恢复非理性主义的美德，他们也这样做——而是像柏克这样的英国人和德国法理学家的“历史学派”，该派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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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36 现在，剩下要考察的是这样一组意识形态：它们奇怪地徘徊于进步分子和反进步分子之间，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徘徊于以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一边，以贵族、商人阶级和封建群体为另一边的两部分人之间。它们最重要的信仰者是西欧和美国的激进“小人物”，以及中南欧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他们舒服地但又并非完全满意地置身于一个贵族的和君主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两者都在某些方面相信进步，但两者都不打算追随进步自然会导致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归宿。前者是因为这些归宿将注定要把小手工业者、店主、农民和商人，或者变为资本家，或者变为劳动者；后者则是因为他们自身太过虚弱，他们在雅各宾专政经历之后被吓怕了，无法向其王公们的权力挑战，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些王公的官员。因此，这两群人的观点就结合了自由主义（前者还暗含着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进步的和反进步的成分。并且，这种本质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他们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或反进步主义者，更能深入洞察社会的本质；这也迫使他们采用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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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38 第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说是直觉的天才），早在1789年就已寿终正寝，此人即卢梭。徘徊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其自身这一信念之间；基于理性的国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怀疑之间；在承认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破坏“自然”原始人和谐的必然性两者之间，卢梭表达了他个人以及其阶级的困境，这些阶级既不能接受工厂主对自由主义的确信，又无法认同无产者对社会主义的确信。这位难以相处、神经质，却又相当伟大的人物，无需我们详细探讨，因为并没有卢梭主义的专属思想学派或政治学派——除了罗伯斯庇尔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分子。卢梭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而强大，尤其在德意志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但那不是一种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观念和热情的影响。他在平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许仅仅在诸如马志尼和与他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这类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间，他才占有支配地位。整体而言，它更常与诸如杰斐逊和潘恩这类18世纪理性主义正统思想的改编物融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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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40 近来的学术风尚对卢梭的误解愈来愈深。他们讽刺那种把他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一道归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先驱之列的传统，因为卢梭是他们的批判者。但是，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在当时的确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19世纪早期在小工厂里重印其著作的人，也自动地把他与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其他人一并视作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最近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卢梭攻击成左翼“极权主义”的鼻祖。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影响过近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在将近40年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三次偶然地并且相当否定性地提到过卢梭。不过，附带地，他们倒是相当欣赏他预先为黑格尔所示范的辩证方法。）他的典型追随者在本书所论时期及其之后，都是雅各宾派、杰斐逊主义者和马志尼这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信奉实行民主、民族主义，以及平等分配财产并设有某些福利制度的小型独立政权。在本书所论的时期里，一般人皆认为他是倡导平等、倡导自由，反对暴政和剥削（“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桎梏之中”）；倡导民主，反对寡头政治；倡导未被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的世故圆滑污染的单纯“自然人”；倡导“情感”，反对冷酷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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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42 第二群人，也许最好被称之为德意志哲学团体，他们要复杂得多。并且，由于其成员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倾向于集中精力建造精心构筑的普遍思想体系。在德意志，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当罕见。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这位大科学家的兄弟，是最为有名的一个。在德意志中层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进步的必然性信念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好处的信念，与对开明家长制或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阶级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这种态度非常普遍，相当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和受雇于政府的教授阶级。伟大的歌德，自己就是一个小邦的部长和枢密顾问官，他曾将他的看法作了极佳的阐明。中产阶级的要求——经常在哲学上被形容为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由一个开明的政府加以执行，这些要求充分代表了德意志温和的自由主义。德意志诸邦在其最好的状态下，总是采取富有活力和效果的主动措施，来促进经济和教育的进步，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对德意志实业家并不是特别有好处的政策，但却也未曾因此削弱这种观点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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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644 但是，尽管我们能够把德意志中产阶级思想家（体谅到他们历史地位的特殊性）的务实世界观，与其他国家和他们持相反立场的那些人的世界观进行类比，我们并不肯定就能以这种方式解释整个德意志思想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冷淡。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牛顿、笛卡儿的分析等等），完全不适合大多数德意志思想家的胃口；明显吸引他们的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对有机整体的广泛概括。在18世纪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对法国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强化了德意志思想中的这种条顿主义。但这更可能是延续自上一个世纪的思想氛围，在那个世纪，德意志在经济上、思想上，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衰落，维持了德意志思想传统的古风，正像它一成不变地保存了德意志小城镇的16世纪旧貌一样。无论如何，德意志思想（不管是在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的基本氛围，显然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主要传统。［这种推论不适用于奥地利，它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同的历史。奥地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没有一点可值得一提的东西，尽管在艺术（尤其是音乐、建筑和戏剧）和某些应用科学方面，奥地利帝国是非常杰出的。］在18世纪的古典主义正走向其极限之时，这种古风赋予德意志思想某些优势，也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日渐重要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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