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79720 浪漫主义渴望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而资产阶级世界却是一个极尽精明算计的自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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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22 它无情地斩断了使人们隶属于“自然首长”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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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26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呼声，但也代表了整个浪漫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使人富足或舒适——尽管事实已很明显，它也使其他人，大多数人，处于挨饿和悲惨境地——但却也使人们的灵魂赤裸而孤独。它使人们像个“疏离”者无家可归地迷失在天地万物之中。德意志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只有那些质朴宜人的前工业小镇所拥有的那种简朴的劳动生活，才能拯救这些孤独的灵魂，这些前工业小镇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幻想般的田园风光之中，因他们那种淋漓尽致的描写而实在令人无法抗拒。小镇的年轻人必定出走，依照定义无休止地追逐“忧郁之花”，或是思念着家乡，吟唱着艾兴多夫（Eichendorff）的抒情诗或舒伯特的歌曲，永久地漫游。流浪者之歌是他们的标志，思乡病是他们的伴侣。诺瓦利斯（Novalis）甚至用这样的词语为哲学下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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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28 世人对这种已经失去和谐的渴望，因下面三个源泉而告缓解：中世纪、初民（primitive man，或相类似的东西、异国情调或“民俗”）和法国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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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30 第一个来源吸引的主要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封建时代稳固的阶级社会，是由时代缓慢构成的有机产物。在纹章家徽的装饰下，在神话森林的笼罩下，在不容怀疑的基督教天国的覆盖下，它是保守的资产社会反对派显而易见的失乐园。这些人对虔敬、忠诚和较低阶级中最低限度的识字能力的兴趣，因法国大革命而增加了。除了局部的更动，这就是柏克在其《法国大革命随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0年）中用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巴士底狱攻击者的理想。但是，它却在德意志找到了其经典表述，一个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与特有的中世纪梦想相去不远的某些东西的国家，或许是因为盛行于莱茵河城堡和黑森林屋檐下的惬意与井然，比起更名副其实的中世纪诸国的污秽和残酷，更容易使其自身理想化。“噢，赫尔曼！噢，多萝西！真惬意！”戈蒂耶写道，他像所有法国浪漫主义者一样崇尚德意志。“难道没有人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驿站马车夫的号角声吗？”无论如何，中世纪遗风是德意志浪漫主义当中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歌剧或芭蕾舞剧（韦伯的《自由射手》或《吉赛尔》）、格林（Grimn）童话、历史理论，或以诸如柯勒津治、卡莱尔等受德意志鼓舞之作家的著作形式，从德意志向外传播。然而，中世纪遗风以更普遍的形式，即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成为各地保守派，尤其是宗教反资产阶级派的象征。夏多布里昂在其《基督教的真谛》（Genie du Christianisme，1802）一书中以宣扬哥特风格来反对革命；英国国教会的拥护者偏爱哥特风格，反对理性主义者和非国教徒，因为后者的建筑物仍是古典风格；建筑学家普金（Pugin）和19世纪30年代极端反动的“牛津运动”，就是十足的哥特风格派。同时从雾霭茫茫的苏格兰偏僻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能凝结出如奥西恩（Ossian）诗篇般的古代梦想——保守的司各特也在其历史小说中，为欧洲提供了另一类中世纪图景。其小说中的最佳作品，其实涉及相当近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事实被许多人忽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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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32 1815年以后，反动政府试图把这种占优势的中世纪遗风，转变为对专制主义的蹩脚辩护；除保守的中世纪遗风之外，左翼的中世纪遗风是无关紧要的。在英格兰，它主要是作为人民激进运动的一种潮流而存在，这种潮流倾向于将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时期，看成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并将宗教改革看成是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法国，它却重要得多，因为在那里，它的重心不在封建统治集团和天主教阶层，而是在永恒不朽的、受苦受难的、骚动不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民中：法兰西民族总是不断重申其特征和使命。诗人和历史学家米什莱（Jules Michelet），是尊奉中世纪传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就是这种先入之见的最著名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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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34 与中世纪遗风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通过它对神秘的宗教虔信传统的关注——是追寻东方非理性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更古老、更深奥的神秘源泉，如浪漫而又保守的忽必烈王朝或婆罗门王国。公认的梵文发现者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是一位正直的辉格派激进分子，他像一位开明士绅应当做的那样，为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欢呼；但大多数研究东方的业余爱好者和模拟波斯诗歌的作者——现代东方主义大部分源自他们的热情——则具有反雅各宾的倾向。颇为特别的是，他们的精神目标是婆罗门教的印度，而不是已吸引18世纪启蒙运动对异国情调的想象以及非宗教而理性的中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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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38 对已经远去的初民和谐的梦想，有着更加悠久、更加复杂的历史。无论其形式是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男耕女织”、尚未被诺曼人征服奴役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时代，还是暴露了腐败社会瑕疵的高尚野蛮，它始终是势不可挡的革命梦想。因此，除了纯粹作为逃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如戈蒂耶，以及19世纪30年代于西班牙一次旅游中发现了高尚野蛮人的梅里美（Mrime）的异国情调］，或因历史连续性使原始的某些东西成为保守主义榜样的地方以外，浪漫主义的尚古之风使它更容易与左翼的反叛相契合。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乡民”（the folk）说。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者，都接受“乡民”是指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民或工匠，他们是纯洁美德的榜样。重返那种淳朴和美德，是华兹华斯撰写《抒情歌谣集》的目标。作品能被吸收到民歌和童话大全中，是许多条顿诗人和作曲家的志向（已有几位艺术家成功）。搜集民歌、出版古代史诗、编纂现存语言词典的广泛运动，也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民俗学”（Folklore）一词就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物（1846年）。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游吟诗人集》（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年）、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Arnim and Brentano）的《青年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年）、格林的《童话集》（Fairy Tales，1812年）、穆尔（Moore）的《爱尔兰歌曲集》（Irish Melodies，1807～1834年）、多布罗夫斯基（Dobrovsky）的《波希米亚语言史》（History of the Bohemian Language，1818年）、卡拉季奇（Vuk Karajic）的塞尔维亚语词典（1818年）和塞尔维亚民歌集（1823～1833年）、瑞典泰格奈尔（Tegnér）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jofssaga，1825年）、芬兰兰罗特（Lnnrot）的《卡勒瓦拉》（Kaleuala，1835年）、格林的《德国神话》（German Mythology，1835年）、阿斯布约恩森（Asbjrnson）和穆艾（Moe）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wegian Folk Tales，1842～1871年），这么多的不朽巨著都是这一运动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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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40 “乡民”可能会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尤其在即将发现或重申其民族特性的被压迫民族当中，特别是那些缺少一个本土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的民族中间。在那些地区，第一部词典、第一部语法书或第一部民歌集，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都可算是第一部独立宣言。另一方面，对那些由民间淳朴美德所打造出的满足、无知而且虔诚的百姓，对那些信赖教皇、国王或沙皇智慧的人来说，国内的尚古崇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守的解释。［我们怎么能将这一时期以民间舞蹈为基础的交际舞，如华尔兹、马祖卡（mazurka）和肖蒂什舞（schottische）的流行，解释成单纯的品位问题呢？它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时尚。］“乡民”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每天正在摧毁的天真、神话和悠久传统的结合。资本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国王、乡绅和农民的敌人，为反对这些敌人，他们必须维持神圣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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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42 素朴的初民存在于每个乡村，但在原始共产社会的黄金年代假想中，它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并表现在海外那些自由高贵的野蛮人身上，尤其是红种印第安人。从将自由社会人视为理想的卢梭到各类社会主义者，原始社会始终是一种乌托邦的模式。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划分法——原始共产社会、阶级社会、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回应了这个传统，尽管已加以改造。原始风格的理想并非特别浪漫主义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最热情的倡导者，就存在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之中。浪漫主义的探索将其探险者带入阿拉伯和北非的大沙漠，置身德拉克洛瓦和弗罗芒坦（Fromentin）的武士和宫女之中，与拜伦一起穿越地中海世界，或与莱蒙托夫（Lermontov）一起到高加索——在那里，化身哥萨克人的自然人在峡谷和瀑布之中，与化身为部落民的自然人作战——而不是将他们带至塔希提（Tahiti）淳朴、充满性爱的乌托邦社会。但浪漫主义也将其探险者带到美洲，该地的原始人进行着注定失败的战斗，这种形势使他们更接近浪漫主义者的心绪。奥匈帝国的莱瑙（Lenau），在其印第安诗篇中对红种人的被驱赶大声抗议；如果这个莫希干人（Mohican）不是他部落的最后一人，他能在欧洲文化中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标志吗？高尚野蛮人对美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自然比欧洲重要得多——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1851年）是他最伟大的不朽著作——但库珀以其《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倾倒了旧世界，而保守派夏多勃里昂的纳奇兹印第安人（Natchez），却从来没有做到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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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44 中世纪、乡民和高尚野蛮人都沉湎于过去的理想。只有经过革命，“民族的春天”才能指向未来，而即便是最严肃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会发现，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求先例是令人鼓舞的。在浪漫主义第二代之前，要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找先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第二代浪漫主义产生了一批批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他们自传中痛苦的一章。1789年几乎已受到每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喝彩，尽管有些人能在革命、恐怖、资产阶级腐败和帝国的整个时期当中，一直保持他们的热情，但他们的梦想已不是一个教人畅快或容易传播的梦想了。甚至在英国，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Southey）、坎贝尔（Campbell）和黑兹利特（Hazlitt）等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全都是雅各宾派，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意志，“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然而，到拿破仑战争的后几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成长，对他们来说，经过岁月的洗涤，他们眼中只看得到大革命的伟大解放之光，其过火行动和腐败灰烬都已从视线中消失了；而在拿破仑遭流放后，甚至像他那种冷漠无情的人物，也都成为半神话的长生鸟和解放者。随着欧洲年复一年向前推进，它越来越陷入到反动、审查制度和平庸而毫无特色的低洼旷野，以及贫穷、不幸和压迫的死亡沼泽之中，然而解放革命的印象却愈来愈光辉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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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46 因此，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拜伦、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同路人济慈，特别是雪莱那一代人——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积极革命原则相结合的人。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绝望，已被本国资本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明显恐怖冲淡不少。在欧洲大陆，浪漫主义艺术和革命的结合，在19世纪20年代已初见端倪，但要到法国1830年革命之后才充分发挥作用。同样真实的是，也许所谓的革命浪漫幻象和革命者的浪漫风格，已由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Liberty on the Barricades, 1831年）做了最贴切的表达。在这幅画中，蓄着胡须和戴着高顶黑色大礼帽的乖戾年轻人、穿着敞胸衬衫的工人们、发丝在帽下飘拂的人民权利捍卫者，在三色旗和弗里几亚呢帽的包围中，再现了1793年的革命——不是1789年的温和革命，而是共和二年的革命盛况——将它的战场设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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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48 大家公认，浪漫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全新的产物。它的直系前辈和开路先锋，是意大利风格的共济会革命秘密社团——烧炭党人和支持希腊独立的成员，这些人直接受到在世的老雅各宾派成员或像布纳罗蒂这样的巴贝夫主义者的鼓动。这是复辟时期典型的革命斗争，所有身着近卫团或轻骑兵制服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把歌剧、社交聚会、与公爵夫人的幽会或高度仪式化的社团集会暂时搁在一边，而去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或使自己成为战斗中的民族领袖，事实上这就是拜伦的模式。可是，这种革命方式不仅更加直接地受到18世纪思维方式的启发，而且一般说来或许比后者更加排外，它仍然缺乏1830～1848年浪漫主义革命幻象的关键因素：街垒、民众、新兴而且铤而走险的无产者。杜米埃的石版画《特朗斯诺奈大街的屠杀》（Massacre in the Rue Transnonain，1834年），以那位被屠杀的难以名状的劳动者的形象，为浪漫主义画廊增添了这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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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50 浪漫主义与一场更新且更激进的法国革命幻象结合的最显著后果，是1830～1848年间政治艺术的压倒性胜利。几乎从未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即使最不具“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也都普遍隶属某个党派，并将为政治服务当作他们的首要责任。雨果《欧那尼》（Hernani，1830年）一剧的序言，是一篇极具反叛性的宣言，他在其中高呼：“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诗人缪塞（1810～1857）的天才——就像作曲家肖邦和奥匈帝国的内省诗人莱瑙的天赋一样——表达的是个人而不是公众的声音，他写道：“作家有一种在序言中谈论未来，谈论社会进步、人性和文明的偏好。”有些艺术家甚至变成政治人物，而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那些受到民族解放激荡的国家之中。那些国家的所有艺术家都很容易被奉为民族先知或象征：音乐家中的肖邦、李斯特，甚至意大利年轻的威尔第；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诗人中分别有密茨凯维奇、裴多菲和曼佐尼。画家杜米埃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漫画，性情暴躁的神童毕希纳是积极的革命者，海涅是极左派中态度暧昧但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他是马克思私交甚笃的朋友。［应当指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期，当时诗人们不仅同情极左派，而且还写既美妙又可用于宣传鼓动的诗篇。在19世纪40年代德意志社会主义诗人中的一批杰出人物——赫尔韦格（Herwegh）、韦尔特（Weerth）、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当然还有海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雪莱是为回击“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一首诗《安其那假面》，但在1820年，它也许是这类诗中最强有力的一篇。］文学和新闻的携手，在法国、德意志和意大利最为明显。在别的时代，像法国的拉梅内或米什莱，英国的卡莱尔或罗斯金（Ruskin）之类的人物，可能被视为一位对公共事务具有看法的诗人或小说家；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却成为具有诗人灵感的政治家、预言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就此而言，随着马克思的青年才智一起迸发出来的诗人文采，不论在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当中都是极少见的。甚至温文尔雅的丁尼生（Tennyson）和其剑桥大学的朋友们，也对奔赴西班牙支援自由派反对教权主义的国际纵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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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52 在这个时期发展成形而且占优势的独特美学理论，认可了艺术和承担社会义务的一体性。一方面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40年代才华横溢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甚至发展出日后成为马克思运动准则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聚合在诸如“社会写实主义”等名称之下，这个崇高而又不可抗拒的成功理想，既来源于雅各宾主义的严肃美德，也来源于浪漫主义对精神力量的信念，是这种信念使雪莱将诗人形容成“未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为艺术而艺术”尽管已经由保守主义者或艺术上的半吊子明确阐述过，但仍无法与为人类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或为无产者而艺术的立场相抗衡。直到1848年的革命摧毁了伟大的人类再生的浪漫希望，独立的唯美主义才得以盛行。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福楼拜（Flaubert）这样的19世纪40年代人物的发展，正可以说明这种政治上和美学上的转变，福楼拜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仍然是这方面最好的文字记录。只有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中，没出现过1848年的幻灭（那仅仅是因为它未发生过1848年革命），艺术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社会义务，或像以前一样专注于社会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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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56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浪漫主义都是双元革命时期最典型的时尚，但绝非唯一的时尚。事实上，由于它既不能统领贵族文化，又无法涵括中产阶级文化，更不用说劳动贫民的文化了，因而它在实际数量上的重要性是相当小的。依靠富有阶级赞助或有力支持的艺术门类，其所能容忍的浪漫主义是那种意识形态特征最不明显的形式，比如音乐。而建立在需要贫民支持之上的艺术门类，则几乎都对浪漫派艺术家提不起很大的兴趣，尽管事实上贫民阶层的娱乐形式——廉价的惊险小说、单面印刷品、马戏演出、即兴表演、流动剧团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形式——已成为浪漫派的灵感泉源；反之，通俗表演者也从浪漫派的仓库里借来适当的道具，以充实自己激发情感的看家本领——场景转换、精灵神话、杀人犯的临终遗言、强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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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58 贵族社会固有的生活和艺术风格植根于18世纪，然而新贵的加入使它们在极大的程度上世俗化了，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丑陋不堪以及矫揉造作为特征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风格，以及英国摄政王时期的风格。将18世纪和后拿破仑时期的制服式样进行对比，会使这一点一目了然，这种艺术形式最能直接体现负责设计的军官和绅士阶层的品位。大不列颠战无不胜的霸权地位，使得英国贵族成为超越国界的贵族文化典范，或更贴切的非文化典范；因为那些“纨绔子弟”——胡子刮得精光，冷漠无情，容光焕发——的兴趣通常不脱跑马、玩狗、马车、职业拳击、娱乐嬉戏、绅士派头的放荡不羁以及关注自身。这种英雄般的极端主义甚至唤起了浪漫派的激情，因为他们也幻想赶上这种时髦，不过它主要激起的还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年轻小姐的热情，使她们沉湎于梦想之中（正如戈蒂耶所描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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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60 在她的梦想之中，爱德华爵士是个仪表堂堂的英国男人。这个英国人刚刚刮过胡子，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精心修饰，身上一尘不染，戴着一条相当考究的白色领带，穿着防水服和雨衣，迎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他难道不是文明的顶峰吗？……我将拥有英格兰的银器，她想道，还有韦奇伍德的陶瓷。整幢房子都铺上地毯，还有假发扑粉的男仆，我将坐在丈夫身旁，驾着四乘马车穿越海德公园兜风……驯服的梅花鹿在我们乡间别墅的绿草坪上嬉戏，也许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孩子们坐在大四轮马车前面的座位上，看上去舒服极了，旁边还跟着一只纯种的查理国王长毛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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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64 这也许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景象，但不具浪漫主义色彩，倒有点像国王或皇帝陛下们驾临歌剧院或舞会，虽然满身珠光宝气，但仍一派出身高贵、举止得体、姿态优雅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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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66 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文化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基调是节制与朴素。只有在大金融家和投机商或第一代工业大亨之中，19世纪后半期盛极一时的仿巴洛克风格才开始得以出现，因为他们从未或不再需要将大量的利润重新投入到买卖当中；而且仿巴洛克风格只出现在少数几个旧君王或贵族阶级不再完全主宰“社会”的国家里。罗斯柴尔德家族本身就是金融大王，已经显示出如王侯般的显赫。然而，普通的资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在英国、美国、德意志以及新教派的法国，清教主义、福音派新教或天主教的虔敬主义，鼓励着节制、俭朴、适度的禁欲主义以及无与伦比的道德自我满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道德传统，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及反宗教的进程。除了追求利益和有条不紊，中产阶级过着压抑情感和故意限制范围的生活。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做买卖，而是在政府部门供职，有的做官，当教师、教授，有的担任牧师，他们甚至缺少资本积累的扩张领域；地方上省吃俭用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只不过是一座小城镇的财富，以他那个时代的实际财富和权力标准来衡量，这笔财富不会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是“非浪漫主义的”，其生活方式主要仍受18世纪流行时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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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7379768 这一点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家庭毕竟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中心。后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的房屋以及街道建筑风格，直接源于并往往直接沿袭18世纪的古典主义或洛可可风格。在英国，乔治时代晚期的建筑一直保留至19世纪40年代。在其他国家，建筑风格的突破（主要是来自对“文艺复兴”灾难性的重新发掘）来得更晚些。内部装饰和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格，可在德意志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此即“比德迈耶风格”（Biedermayer）。那是一种家庭古典主义，因情感的亲近和纯洁的梦境而令人感到温暖，其中有些因素要归因于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期的前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的典型场景则浓缩为：俭朴谦恭的资产阶级在星期天下午于起居室里表演四重奏的景象。比德迈耶风格创造出一种最美丽、最适合居住的家具陈设风格。朴素的纯白色窗帘衬托下的粗糙墙壁，不铺地毯的地板，坚固而又相当精致的椅子和书桌、钢琴、大理石橱柜、插满鲜花的花瓶，但它主要仍是一种晚期古典主义风格。或许歌德在魏玛的住宅是最贵族化的例子。这种风格或类似的风格，构成了下列人物的居家场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结合了严峻与享乐的克拉彭教派（Clapham Sect）、傲慢的波士顿资产阶级，或者《辩论报》的法国外省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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