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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危机一样,1848年革命与一项社会灾难同时发生,即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横扫欧洲大陆的大萧条。歉收,尤其是马铃薯歉收引人注目。爱尔兰和程度上较轻的西里西亚和佛兰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饿(在佛兰德斯的亚麻种植地区,1846~1848年之间,人口下降了5%),食品价格飞涨。工业萧条使失业加剧,大批城市劳动贫民恰好在其生活费用飞涨之时,被夺去了他们微薄的收入。不同国家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形势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当时政权幸运的是,诸如爱尔兰人和佛兰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厂工人这些最悲惨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国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人将他们的绝望发泄在涌入法国北部同样绝望的比利时移民身上,而不是发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不满情绪的锋芒早已被19世纪40年代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繁荣所磨灭。1846~1848年是个坏年头,但还没坏到1841~1842年那种程度,而且,它们只是在现已清晰可见的经济繁荣曲线上的暂时下滑而已。不过,如果把中欧和西欧当作一个整体,1846~1848年的大灾难则是普遍性的,而总是处在生存边缘的群众,他们的情绪则是紧张而激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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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欧洲的经济灾难就这样与旧政权的明显瓦解同时发生。1846年加利西亚的一场农民起义;同年一位“自由主义”教皇的当选;1847年末,一场由瑞士激进派打败天主教徒的内战;1848年初在巴勒莫发生的西西里自治起义,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风中飘动的草,而是狂风的最初怒吼。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借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年,革命正式引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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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的年代:1789~1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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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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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梅天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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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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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7513916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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