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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研究蒙古帝国史的学者都是从不同的领域起步，慢慢地并且不可避免地成为蒙古学家。伊斯兰史研究者可能接受了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的训练，但不太可能学习中文或俄文，而中国中古史研究者则不太可能学习亚美尼亚文或格鲁吉亚文。他们的研究与其各自的区域性视角有关，因此许多学者成为研究蒙古帝国某一部分区域的专家，通常专注于 1260 年以后分裂出的四大区域：大汗的帝国—元帝国（包含蒙古草原和西藏在内的东亚）；察合台汗国（大致上是中亚）；朮赤汗国（或称钦察汗国），但更通常的称呼是金帐汗国（西至喀尔巴阡山脉，东至哈萨克斯坦）；伊利汗国—波斯（从现代土耳其至阿富汗的中东地区，但不包括大叙利亚地区和阿拉伯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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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学者确实也涉及了联系起帝国的更大的概念，但他们由于语言能力的缺失，难以接触到其他史料，研究因此而受到限制。即使在当今，学者们也是以自己掌握的研究语言处理史料，然后再用自己不懂的其他语言史料的任何能够得到的译本加以充实。不幸的是，已经翻译的史料往往不完整，这无疑削弱了这一代学者工作的重要性。很多史料对于蒙古帝国史研究是开创性的，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1260 年之后（而不是巅峰时期）的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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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史研究由于一些学者的努力而在慢慢改变。最近有一些研究综述发表，所以我在此就不做评述了。4我要将注意力转向一位学者的部分著述，其在蒙古帝国史研究从区域研究转型为更加整体性的、世界史背景下的研究的过程中是关键性的。爱尔森（Thomas Allsen）是无可争议的最伟大的蒙古帝国史学者，他成功地掌握了多种语言，并且从一个更加完整的视角来研究蒙古帝国。爱尔森在其经典著作《蒙古帝国主义》（Mongol Imperialism，1987）中考察了蒙古第四位大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的治国政策，条理清晰地论证了蒙古行政制度如何将整个帝国联结起来。接下来出版的《蒙古帝国的商品和交换》（Commodity and Exchange in the Mongol Empire，1997）一书，描述了伊斯兰织物在蒙古帝国的经济和宫廷生活中的重要性。《蒙古欧亚的文化和征服》（Culture and Conquest in Mongol Eurasia，2001）一书已经成为蒙古帝国史研究的标杆式著作，描述了蒙古影响之下多种多样的物品和观念在欧亚的交流。他发表的很多文章和其他著作继续从整体上来考察蒙古帝国，而不是采用区域性的视角。爱尔森的第四本书《欧亚历史上的皇家狩猎》（The Royal Hunt in Eurasian History，2006）不完全是研究蒙古帝国，而是关注皇家精英的狩猎传统。爱尔森的这一研究对于我们理解世界史做出了突出贡献。毋庸赘言，这一研究的着重点大多放在蒙古人身上，讨论他们如何以自己的传统影响其他地区，以及他们与其他皇家精英之间的共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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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是蒙古草原及其与蒙古帝国之间的联系。从历史上看，它与东亚的历史相关，而“东亚”的标准定义由费正清（Jonathan K. Fairbank）等人提出，包含了深刻的中国影响，尤其是儒家的政治理论和伦理观念。但我们可以说，在蒙古草原的整个历史中，即使在清朝统治时期（1691—1911），儒家伦理和哲学在其文化和社会中也不占主要地位。从地理上看，它位于亚洲东北部，但这是一个比较新的定义，其地理之外的意义还不清楚。蒙古国也曾是前苏联的卫星国，在 1921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很多项目和智库都在研究前苏联的各个加盟国，但很少涉及蒙古国。尽管蒙古国在经济、学术、社会、军事及政治上都与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紧密相连，但它从未被吞并，因此不是苏联的一部分。同时，它也被排除在东亚之外。那么它究竟归属于何方？“内亚”（Inner Asia）和“中央欧亚”（central Eurasia）可能是最合适的，但这二者也是含义模糊的地理概念，很难准确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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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这些问题，但蒙古帝国史是世界史，反之亦然—如若不然，撰写本书就没有什么必要了。对最著名且最常用的一手史料做一个大略的考察，就能描绘出蒙古帝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了。确实，这些史书的作者似乎要打破区域性史书的模式，在更大的背景中考虑问题。当然也存在很多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史料，但是主要的史料确实试图在更大的背景中理解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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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史课堂上和蒙古帝国研究中，《马可·波罗行纪》（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是最受欢迎的一种史料。即使北非的法官兼旅行家伊本·白图泰（Ibn Battuta）的行程比马可·波罗更远，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马可·波罗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旅行家。当然，很多人只是听说过马可·波罗其名，而没有读过其书。这位极富盛名的威尼斯人穿过了整个蒙古帝国，甚至超出其疆界，可能到过东非的桑给巴尔。即使他没有去过桑给巴尔，他也比其他所有同时代人的所见所闻更广。他的故事非常奇异，以至于多数人都拒绝相信。当他奄奄一息时，他的亲友可能是为他的灵魂担忧，劝他收回所说的故事，马可·波罗答道：“我所讲的还不及我所见的一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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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许多质疑者指控马可·波罗没有提到很多东西，但是大多数学者在阅读了他的书以后，确信书中有关于他到过中国及其境外的大量证据，至于他的遗漏，则必须置于他的社交圈（即蒙古上层）的背景中来考虑。6这是不容忽视的。正如浩史悌（Stephen Haw）、彼得·杰克逊（Peter Jackson）、罗依果（Igor de Rachewiltz）及大卫·摩根所阐述的那样，马可·波罗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或者至少是从蒙古人的雇员的角度来看世界的。他的地位并没有书中暗示的那么高，但他确实服务于忽必烈汗的朝廷之中，从商人和蒙古帝国政府官员的角度为欧洲人提供了大量全新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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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欧洲史料包括约翰·柏朗嘉宾（John of Plano Carpini）和威廉·鲁布鲁克（William of Rubruck）等方济各会士极为重要的旅行记。柏朗嘉宾是在蒙古入侵波兰和匈牙利之后不久，奉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 IV）之命前去搜集蒙古人情报的。柏朗嘉宾让我们能够近距离观察到蒙古人对帝国之外的人而言有多么恐怖，代表了一位地方僧侣的狭隘世界观—这次旅行是柏朗嘉宾第一次离开西方基督教王国。鲁布鲁克在蒙哥汗统治时期到达了哈剌和林，也大致描绘出了基督教王国之外的世界，但他几乎是满怀欣喜地拥抱这一经历，尝试新的事物，例如饮用他喜爱的忽迷思（kumiss，发酵的马奶酒，蒙古人的首选饮品），以及参加宗教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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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东去，有志费尼（‘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的《世界征服者史》（Ta’rîkh-i-Jahân-Gusha）。志费尼也是蒙古朝廷的雇员，在蒙哥汗的弟弟旭烈兀统治时期，在巴格达撰写了这部史书。书中不仅包含了截至 1256 年的蒙古史，以亦思马因人（通常也被称为阿萨辛人）的毁灭为终结，也包括蒙古所吞并的花剌子模帝国和哈剌契丹的历史。志费尼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成为蒙古政府的核心官员，为我们描绘出蒙古朝廷活动的鲜活图景。他的史书对中东的历史事件描摹最善，但显然也在试图展示蒙古草原发布的政令如何影响西南亚。可惜的是，他的史书止于 1256 年，并委婉地隐去了蒙古人对巴格达的毁灭，后来志费尼就在那里担任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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朮兹扎尼（Minhaj Siraj Juzjani）的《纳昔儿史话》（Tabaqat-i Nasiri）是一部对蒙古帝国持完全敌视态度的史料。他从蒙古人的屠戮中死里逃生，在相对安全的德里苏丹国撰写了这部著作。作为一名难民，朮兹扎尼撰写这部蒙古史的角度是试图理解伊斯兰世界，尤其是诸穆斯林王朝。无论如何，这部作品中有很大篇幅专注于描写蒙古人以及他们到来的可能后果。在某些穆斯林王朝的章节中，与蒙古人有关联之处也有一些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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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重要著作（并且是无可争议的最重要的一部），就是拉施特7（Fazullah Rashid al-Din）的《史集》（Jami’al-Tawarikh）。拉施特的重点是蒙古帝国，但他的目的是编纂一部世界史，将尽可能多的地区包含在内。尽管最终没能成功，但他对蒙古帝国有着细致入微的研究，利用了很多后来佚失的史料，并用不同的史源进行订正和对照。不仅如此，这部史书也让我们能够管窥拉施特乃至蒙古朝廷对其境外地域（例如法兰克人的领地或西欧）的看法。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威廉·萨克斯顿（William Thackston）的英译本。在某种程度上，这部史书已经改变了研究蒙古帝国东部的学者们对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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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波斯文史料还有很多，但阿拉伯文史料也十分重要。马穆鲁克史研究者鲁文·阿米泰（Reuven Amitai）所做的大量目录和研究工作显示，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阿拉伯文材料使蒙古帝国研究产出了丰富的成果。不仅对于最靠近马穆鲁克苏丹国的蒙古地域伊利汗国是如此，对于蒙古帝国分裂前的帝国其他地区而言同样如此。尤为重要的是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乌马里（ibn Fadl Allah al- ‘Umari）的《眼历诸国记》（Kitab Masalik al-Absar wa Mamalik al-Amsar），其中辟有专章记述蒙古帝国，始于成吉思汗的崛起，迄至作者所处的时代。其他的作家还有奴外里（Ahmad ibn ‘Abd al-Wahhab al-Nuwayri）、达哈比（Muhammad ibn Ahmad al-Dhahabi）、曼苏里（Baybars al-Mansuri）和马格里兹（Ahmad ibn ‘Ali al-Maqrizi）等。马穆鲁克作家虽然是在蒙古帝国境外，但他们作为敌对方，对蒙古帝国十分关注，而且记载的信息量很大。此外，我们经常能够确认，他们不仅阅读本国同侪的作品，也阅读蒙古帝国作家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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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来说，伊本·白图泰并非马穆鲁克作家，但他的游记是无价的。这位摩洛哥学者几乎行遍伊斯兰世界，在 14 世纪，这包含了除东亚的元朝之外的整个蒙古帝国。而且伊本·白图泰也去过元朝，以及蒙古帝国周边的马穆鲁克苏丹国和德里苏丹国。因此，伊本·白图泰这样的信息提供者是很少见的，他不仅行遍整个蒙古帝国，而且曾在蒙古的敌国担任过哈的（法官）。他的视角十分独到，颇有价值。不过，像其他所有史料一样，我们在阅读《伊本·白图泰行记》时也要谨慎。正如学者罗斯·敦恩（Ross Dunn）在为《伊本·白图泰行记》作的注中所阐述的，伊本·白图泰有时会在书中直接利用前人的著述—这在中世纪史料中是常有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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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穆鲁克苏丹国崛起之前的阿拉伯作家也留下了一些重要著作。伊本·阿西尔（Ibn al-Athir）撰写的《全史》（al-Kamil fi al-Tarikh）提供了关于蒙古入侵花剌子模帝国的详尽描述。他撰写此书时身在毛夕里8，信息多源于难民，因此其记述与同时代的德里的朮兹扎尼类似。书中处处传达出深深的恐惧，明确阐述了蒙古人为何被视为上帝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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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史料的作者或者是蒙古的臣民，或者是逃离蒙古的难民，乃至敌国或遥远国度的观察者，而《札阑丁传》（Sirat al-Sultan Jalal al-Din Mankubirti）的作者奈撒维（Muhammad al-Nasawi）却完全不同。他是花剌子模帝国的官员，1219 年蒙古的入侵导致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奈撒维是花剌子模最后一任国王札阑丁（Jalal al-Din）的秘书。札阑丁企图在其父王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一座对抗蒙古人的堡垒。因此，奈撒维详细记录了花剌子模帝国灭亡前的历史、蒙古人的破坏以及难民的生活。奈撒维为读者们打开了一扇窗口，由此可以观察到一个帝国的崛起与衰落，以及另一个帝国的勃兴。同时也填补了空白，描述了一位试图阻止蒙古人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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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的史料同样重要。仅存的蒙古文史料是《蒙古秘史》（约成书于 1252 年），最佳的英译本是罗依果的译注本，但其他译本也非常有用。《蒙古秘史》描述了截至窝阔台汗（1229—1241 年在位）时期的蒙古世界，主要内容的重点是成吉思汗。这份文本可能很难阅读，因为它的撰写有着特定的受众（限于蒙古宫廷之中，因此是“秘史”）。所以很多东西的记载并不详细，因为它预设的是读者知道历史背景和细枝末节。此书主要内容集中于蒙古草原上的活动，蒙古草原以外地区的事件则记述得很简略，让读者明显感受到在蒙古人心中什么才是重要的。13 世纪其他的蒙古文史料都已散佚，例如《金册》（Altan Debter）。不过，部分蒙古文史料见于拉施特的《史集》，以及关于成吉思汗征战活动的汉文文献《圣武亲征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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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主要的汉文史料是《元史》，由明朝在 1369 年依据元朝的材料编纂而成，体例依照西汉司马迁以降的正史传统。尽管编纂过程中有缺憾，但无论如何，《元史》提供了丰富的传记资料以及关于征战和行政的细节。传记资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除了拉施特的《史集》，多数史料并没有详述大汗之外蒙古政府中多数人物的生平。篇幅达 4,000 页的《元史》是一种无价的史料，其提供的关于蒙古帝国最初 100 年的记载是超出了元帝国范围的。不幸的是，只有个别篇章段落被译成了其他语言，只是其主要内容有蒙古文和其他汉文史料可加以参照。希望到本书付梓时，这一状况能够有所改观，因为一部全译本的翻译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它无疑会改变学者处理蒙古帝国史的方式，就像萨克斯顿的《史集》英译本对于非波斯文读者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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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编纂了《元史》，而元朝也编纂了其所征服的中国王朝的史书，即《金史》和《宋史》。这两部史书的关注点更具区域性，但是合起来有益于我们认识蒙古兴起之前的整个东亚，以及蒙古对金、宋和西夏的征服。其他汉文史料还包括《广舆图》《回回药方》和《饮膳正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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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都是中国和伊斯兰学术融汇的产物，只有在蒙古帝国才有可能出现。朱思本的《广舆图》中细致的地理信息贯穿整个东亚，并延伸出欧亚大陆而远达西非。9《回回药方》是一部伊斯兰医药百科全书，现正被译为德文。据信蒙古人最钟爱的就是伊斯兰医药，这部书的出版证明蒙古朝廷意图将其推广。10《饮膳正要》是一部很吸引人的食谱，正如后文将要讨论的，这部书明确反映出蒙古帝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关联，也为我们展示了大汗宫廷食谱中可能出现的菜品。这部书已经被译成英文，并有大量的注释和一篇详细的导言。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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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有一些汉文基本史料，但其关注点更具区域性和本土性。《蒙鞑备录》是蒙古入侵金朝时期宋朝使者赵珙前往蒙古的行记，从金朝敌国的角度，热切地观察蒙古的军事状况，详细记录了蒙古军事机器的方方面面，包括他们如何训练马匹。宋朝使者彭大雅的《黑鞑事略》也是一部行记，对蒙古早期征服有更多的记载。这一时期的第三种史料是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弟子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记录了长春真人受成吉思汗之召请，从华北到蒙古草原再到撒马尔罕乃至阿富汗的旅程。成吉思汗召见丘处机是为了寻求长生之道。这部行记令人难忘，因为其中不仅记载了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的哲学性谈话，还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载了在东亚和中亚形成的蒙古帝国。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长春真人西游记》英译本曾多次重印。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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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材料方面也有显著的进步。关于帝国东部，詹姆斯·德尔加多（James P. Delgado）的《忽必烈汗失落的舰队》（Khubilai Khan’s Lost Fleet）一书可读性很强，对于蒙古在世界历史上地位的研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3该书引人入胜地撰述了忽必烈汗试图跨海攻打日本、越南和爪哇的历史，并阐述了这些事件如何影响了这些地区在后世的国族认同。大卫·巴德（David Bade）的《忽必烈汗与美丽的杜马班公主》（Khubilai Khan and the Beautiful Princess of Tumapel）也有突出的贡献，这是少有的关于蒙古攻打爪哇的研究。巴德不仅对战争活动做了学术分析，还翻译了几种极其难找的印度尼西亚史料。但讽刺的是，巴德的书也非常难找，因为这虽然是一本英文书，却是在蒙古国出版的。巴德经过分析，得出了一个有价值的结论，即爪哇文史料并不关注世界的征服或毁灭。确实，其中没有提及那些作为征服目标的城市，也没有提及通常伴随蒙古人而来的杀戮。爪哇文史料更关注的是外交、贸易以及忽必烈企图得到印度尼西亚诸王国的公主。因此，相较于关于大陆的史料，这些史料提供了一种观察蒙古人的不同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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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第 1 章是成吉思汗的传略，现存的传记中有一些很有价值。拉契涅夫斯基（Paul Ratchnevsky）的《成吉思汗的生平与遗产》（Genghis Khan: His Life and Legecy）可能至今仍是权威性和学术性最强的传记著作，但对外行人而言则比较难读。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最佳的读物是彭晓燕（Michal Biran）的著作，该书也十分重视成吉思汗对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影响。邓如萍（Ruth Dunnell）的成吉思汗传记也相当好，对于课堂教学尤其有用，因为其内容简明扼要。参考书目中还列有其他一些著作，但以上三部是最好的。传记并非蒙古帝国的主要特点。除了大约 12 种成吉思汗的传记，我们还有莫里斯·罗沙比（Morris Rossabi）关于忽必烈的经典成名著作，以及他的《来自上都的旅人》（Voyager from Xanadu）一书，后者讨论了景教（即基督教聂思脱里派）的两位高级僧侣的生平，其中一位曾作为使者前往欧洲。此外还有理查德·加布列尔（Richard Gabriel）充满热情的《大将军速不台》（Genghis Khan’s Greatest General: Subotai the Valiant）。其他的传记则较为零散，收录于各种研究著述中，例如前述爱尔森著作中的蒙哥传记。译注《蒙古秘史》的罗依果可能是蒙古研究的第一权威，他主编的《蒙元初期名人传》（In the Service of the Khan: Eminent Personalities of the Early Mongol-Yuan Period, 1200-1300）中包括蒙古帝国主要人物的小传，既有速不台这样的蒙古将军，也有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all）和耶律楚材这样的非蒙古人官员。无论如何，关于蒙古帝国的重要人物我们仍有很多工作要做，不论是蒙古人还是非蒙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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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节开头所说，这篇史料综述并不会面面俱到。那些研究蒙古以及将蒙古纳入世界史之中的著作，在参考文献中都能找到。我也加了一些评注，说明某本书与本书某个章节之间的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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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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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要解释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很容易被斥为“蒙古狂热”。14学者们可能会堕入陷阱，不考虑其他因素而仅仅关注蒙古。本书试图避免这一缺陷，而只有读者才能评判作者的得失。考察蒙古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体或民族的影响时都必须辨明，如果没有某个特定事件的推动，是否同样会发生变化。尽管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蔑视“不可避免”这一说法，但是赋税和死亡背后有些东西可能确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应该与蒙古人直接相关，或者虽然间接相关但却是蒙古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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