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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节开头所说，这篇史料综述并不会面面俱到。那些研究蒙古以及将蒙古纳入世界史之中的著作，在参考文献中都能找到。我也加了一些评注，说明某本书与本书某个章节之间的显著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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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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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想要解释蒙古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很容易被斥为“蒙古狂热”。14学者们可能会堕入陷阱，不考虑其他因素而仅仅关注蒙古。本书试图避免这一缺陷，而只有读者才能评判作者的得失。考察蒙古帝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政体或民族的影响时都必须辨明，如果没有某个特定事件的推动，是否同样会发生变化。尽管历史学家们倾向于蔑视“不可避免”这一说法，但是赋税和死亡背后有些东西可能确是如此。因此，我们所讨论的应该与蒙古人直接相关，或者虽然间接相关但却是蒙古人的活动所产生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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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我们也必须谨慎，不能在间接影响上走得太远。例如，人们很容易因为十月革命而称赞（或指责）蒙古帝国。这大概就走得太远了，但列宁确实有卡尔梅克蒙古人的血统。卡尔梅克是卫拉特15的一支，1636 年因厌倦卫拉特内部的纷争而迁徙至伏尔加河一带。卫拉特是西蒙古草原上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不承认成吉思汗后裔为唯一的合法统治者，也就是说，他们未曾承认一位拥有成吉思汗血统的汗。“卫拉特”（斡亦剌）之名得自贝加尔湖畔的林中百姓，他们在 1209 年臣服于成吉思汗。但他们的首领自称是脱斡邻勒（王罕）的后裔，他是被成吉思汗击败的克烈部的首领。16随着 1260 年至 1265 年间蒙古帝国的分裂，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的统一性不断衰退，只得听任其他族群逐渐走向独立。在 15 世纪，卫拉特成为今蒙古西部、哈萨克斯坦及新疆地区的一支主要势力。如果没有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后裔就不会那么显赫，从而就不会出现反对他们的势力，于是也就不会有卫拉特。因此，卫拉特就不会发生内战，也不会导致一支部族在困窘中西迁伏尔加河，于是也就不会有列宁的祖先和列宁本人。而如果没有列宁，可能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一切。在 100 年前，这种说法可能还会将列宁的冷酷与他的蒙古血统联系起来，而不考虑每个社会中其实都有性格严厉的人。但几个世纪以来，将俄国的一切缺点都归咎于蒙古人的确是很流行的，例如确实有很多科学家就将俄国人的酗酒之风归因于蒙古人。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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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随着苏联的建立，我们可以附会地说，从根本上讲是蒙古帝国引发了冷战，影响了肯尼迪总统的当选，并导致了他被刺杀。苏联的建立及其对蒙古帝国大部分疆域的统治，将我们带进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的战争，很多蒙古人的支系（例如乌兹别克人）都卷入其中。苏联的解体导致了美国的称霸，这时需要一个新的“敌人”，即伊斯兰激进分子，于是出现了塔利班、“9·11”事件以及美国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如果这样联想的话，我们可以证明历史确实是一种循环而不是演进，因为无论是入侵阿富汗还是伊拉克，蒙古国部队都服役于所谓的“自愿联盟”之中—如果我们从阴谋论的角度来看，他们可能是一个新蒙古帝国的先锋。进行这类联想是很容易的。另一个容易让人产生联想的事实是，由于蒙古人采用了新的音乐风格，“蒙古治世”（Pax Mongolica）使很多新的乐器、品味和时尚得以传播，他们与作为最强大的人性之鞭之一的迪斯科音乐的诞生有关。由于他们热爱酒精和纳失失（nasij，织金锦），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哈剌和林城中天花板上悬挂着的迪斯科舞球。事实上，迪斯科时代的一支德国乐队不仅取名为“成吉思汗”（德文拼作“Dschinghis Khan”），而且还有一位成员负责扮成成吉思汗。他们还有两首以成吉思汗为主题的热门单曲，其中一首差点让他们赢得了 1979 年的欧洲电视歌曲大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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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这种说法当然是很荒唐的。关键在于，我们可能把很多关系不大的事件联系到了某件事上，但无视了其他一些事件，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殖民和帝国主义、ABBA 乐队和唐娜·莎曼（Donna Summer）的成功以及涤纶的意外发明。列宁与成吉思汗之间的关联是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但不是学术著作中的严肃讨论。我所希望避免的正是这类陷阱，以及其他细微的隐患。本质上，虽然我认为蒙古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且很有可能奠定了现代世界的基础，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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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将证明，创造了蒙古帝国的征服战争，必须被视为造成世界史上伟大历史变化的关键和直接原因。它们不仅催化了这种变迁，而且并没有导致世界各地区的倒退。民族主义史学常常持这一观点，例如据传说是“蒙古之轭”（Mongol Yoke）阻碍了俄国迈出与西欧相同的步伐。在中东和中国，蒙古征服也曾被用作一种托辞。但是若没有蒙古征服，很多进步就不可能也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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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征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催化剂，本书在具体章节中会进行探索。最明显且最直接的就是对世界地图的改变。在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 20 个，包括西夏、金、宋、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亦思马因王国、阿拔斯王朝、鲁木塞尔柱王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钦察部落联盟、克烈汗国、乃蛮部落联盟以及蒙古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这只是一些例子，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 50 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考察蒙古征服及其对欧亚政治地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并为第二部分“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提供一个背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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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达赖喇嘛、莎士比亚、约翰·韦恩（John Wayne），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字看似毫无关联，却有着共通之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成吉思汗间接地联系了起来，确实是所谓的“成吉思大交换”的一部分。正如哥伦布“发现”（更确切地说是意外登陆）了新世界，通过新旧世界之间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文化等方面直接和间接的交流改变了多个社会，即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所谓“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蒙古征服和蒙古帝国在技术、思想、文化、宗教、战争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中也引发了显著的转变。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同时也迥然有异。成吉思大交换并不局限于前述关于蒙古人和十月革命的诡辩。本书的第二部分试图避免陷入这种诡辩，同时希望能够最终阐明，蒙古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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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是“成吉思大交换”呢？原因之一是它比“蒙古对世界史的影响”这个说法要简洁一些，同时又可传达出这一理念。没有成吉思汗的崛起，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伟大人物”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已不再时髦，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伟大人物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或者至少将历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尽管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但总有一些人拥有超凡的远见和能力。但我们当然不能误解为，是成吉思汗计划好了一切。事实上，我不相信成吉思汗想要一个帝国，对他而言，统治蒙古草原可能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他的成就启发了其他人，设定了力量的方向，而且无法逆转。因此，即使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后，他的后裔们统治的土地仍有约 3,300 万平方千米，毗邻的国家不得不与成吉思汗后裔产生一定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曾统治过的土地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观察和比较蒙古帝国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可以发现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相互联系多了很多。尽管我们常说蒙古人开启了全球化，但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更克制一些。事实上，尽管蒙古人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推动者，但成吉思大交换大部分是蒙古的臣民和境外居民努力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低估蒙古人对于成吉思大交换的直接作用，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将要阐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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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A. Boyle，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Londo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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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wen Lattimore，‘Preface’，in Boyle，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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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thur Waldron，‘Introduction’，Bertold Spuler，The Mongol Period，trans. F. R. C. Bagley（Princeton，NJ，1994），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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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研究基本上填补了自 1986 年大卫·摩根的《蒙古人》一书至约 2007 年之间的空白。Denis Sinor，‘Notes on Inner Asian Bibliography IV: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 the 13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XXIII/1（1986），pp. 26-79；Peter Jackson，‘The State of Research：The Mongol Empire，1986-1999’，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XXVI/2（2000），pp. 189-210；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 in Iran：A Reappraisal’，Iran，XLII（2004），pp. 131-136；Paul D. Buell，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Lanham，MD，2003），pp. 1-99；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2nd edn（2007），pp. 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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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nuel Komroff，‘Afterword’，in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trans. William Marsden（New York，2001），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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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ances Wood，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Boulder，CO，1996）；Stephen G. Haw，Marco Polo’s China（London，2009）；Peter Jackson，‘Marco Polo and His“Travels”’，Bulletin of the School for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LI/1（1998），pp. 82-101；Igor de Rachewiltz，‘Marco Polo Went to China’，Zentralasiatishe Studien，XXVII（1997），pp. 34-92；David Morgan，‘Marco Polo in China – or No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VI（1996），pp. 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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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又译拉施都丁、剌失都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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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译摩苏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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