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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征服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催化剂，本书在具体章节中会进行探索。最明显且最直接的就是对世界地图的改变。在征服结束时，消失的国家超过 20 个，包括西夏、金、宋、哈剌契丹、花剌子模帝国、亦思马因王国、阿拔斯王朝、鲁木塞尔柱王朝、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阿尤布王朝、弗拉基米尔-苏兹达里公国、钦察部落联盟、克烈汗国、乃蛮部落联盟以及蒙古草原上的塔塔儿部。这只是一些例子，很多独立的公国、王国、汗国和苏丹国在蒙古帝国崩溃之后都消失了。在 50 年之内，欧亚版图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本书的第一部分将考察蒙古征服及其对欧亚政治地理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并为第二部分“成吉思大交换”（Chinggis Exchange）提供一个背景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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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布、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Guderian）、达赖喇嘛、莎士比亚、约翰·韦恩（John Wayne），这些形形色色的名字看似毫无关联，却有着共通之处。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成吉思汗间接地联系了起来，确实是所谓的“成吉思大交换”的一部分。正如哥伦布“发现”（更确切地说是意外登陆）了新世界，通过新旧世界之间动物、植物、微生物和文化等方面直接和间接的交流改变了多个社会，即阿尔弗雷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提出的所谓“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蒙古征服和蒙古帝国在技术、思想、文化、宗教、战争以及其他许多领域中也引发了显著的转变。哥伦布大交换在很多方面是成吉思大交换的延续，同时也迥然有异。成吉思大交换并不局限于前述关于蒙古人和十月革命的诡辩。本书的第二部分试图避免陷入这种诡辩，同时希望能够最终阐明，蒙古对世界历史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也是十分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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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为什么是“成吉思大交换”呢？原因之一是它比“蒙古对世界史的影响”这个说法要简洁一些，同时又可传达出这一理念。没有成吉思汗的崛起，就不可能有蒙古帝国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伟大人物”的观念在学术研究中已不再时髦，但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伟大人物确实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或者至少将历史带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尽管每个人都是时代和社会的产物，但总有一些人拥有超凡的远见和能力。但我们当然不能误解为，是成吉思汗计划好了一切。事实上，我不相信成吉思汗想要一个帝国，对他而言，统治蒙古草原可能就已经很满足了。但他的成就启发了其他人，设定了力量的方向，而且无法逆转。因此，即使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后，他的后裔们统治的土地仍有约 3,300 万平方千米，毗邻的国家不得不与成吉思汗后裔产生一定的关系。在成吉思汗去世几十年乃至几百年之后，他的阴影仍然笼罩着他曾统治过的土地乃至更遥远的地方。如果我们观察和比较蒙古帝国之前与之后的时代，可以发现显然存在巨大的差异，相互联系多了很多。尽管我们常说蒙古人开启了全球化，但我们对于这一点应该更克制一些。事实上，尽管蒙古人创造了条件并成为推动者，但成吉思大交换大部分是蒙古的臣民和境外居民努力的结果。但无论如何，我们不应该低估蒙古人对于成吉思大交换的直接作用，正如本书第二部分将要阐述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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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A. Boyle，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London，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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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Owen Lattimore，‘Preface’，in Boyle，The Mongol World Empire, 1206-1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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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rthur Waldron，‘Introduction’，Bertold Spuler，The Mongol Period，trans. F. R. C. Bagley（Princeton，NJ，1994），p.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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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这些研究基本上填补了自 1986 年大卫·摩根的《蒙古人》一书至约 2007 年之间的空白。Denis Sinor，‘Notes on Inner Asian Bibliography IV: History of the Mongols in the 13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XXIII/1（1986），pp. 26-79；Peter Jackson，‘The State of Research：The Mongol Empire，1986-1999’，Journal of Medieval History，XXVI/2（2000），pp. 189-210；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 in Iran：A Reappraisal’，Iran，XLII（2004），pp. 131-136；Paul D. Buell，Historical Dictionary of the Mongol World Empire（Lanham，MD，2003），pp. 1-99；David O. Morgan，The Mongols，2nd edn（2007），pp. 18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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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anuel Komroff，‘Afterword’，in Marco Polo，The Travels of Marco Polo，trans. William Marsden（New York，2001），p.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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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Frances Wood，Did Marco Polo Go to China?（Boulder，CO，1996）；Stephen G. Haw，Marco Polo’s China（London，2009）；Peter Jackson，‘Marco Polo and His“Travels”’，Bulletin of the School for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XLI/1（1998），pp. 82-101；Igor de Rachewiltz，‘Marco Polo Went to China’，Zentralasiatishe Studien，XXVII（1997），pp. 34-92；David Morgan，‘Marco Polo in China – or Not’，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3rd ser.，VI（1996），pp. 2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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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又译拉施都丁、剌失都丁。——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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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今译摩苏尔。——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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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Buell，Historical Dictionary，pp.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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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同上，p. 69。（根据宋岘的研究，《回回药方》应该成书于明代洪武年间，并非元朝官方行为。参看宋岘：《回回药方考释》，北京：中华书局，2000 年，第 31 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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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Paul D. Buell and Eugene N. Anderson，trans. and eds，A Soup for the Qan（London，2000）. 增补第 2 版于 2010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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