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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乌兹别克人在河中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只可惜时乖命蹇。在北方有哈萨克人组建的汗国,巅峰时期能够召集 20 万名战士,在南方则有莫卧儿人。他们一稳定下来,就挡住了乌兹别克人的攻击,尽管乌兹别克人确实向阿富汗部分地区进行了扩张。莫卧儿人还找到了一个好盟友,即萨法维王朝,以共同对抗乌兹别克人。1510 年,穆罕默德·昔班尼试图渡过阿姆河向呼罗珊扩张,在木鹿败于伊斯玛仪一世之手。伊斯玛仪一世按照草原传统,以其头颅为饮器。穆罕默德·昔班尼曾试图与奥斯曼人联合对抗萨法维王朝,伊斯玛仪一世遂将他的头颅送给奥斯曼帝国,昭示他们的合谋已经失败。1514 年以后,这件饮器物尽其用。绰号为“冷酷者”的奥斯曼苏丹塞里姆一世(Selim I)在查尔迪兰战役中使用加农炮打乱了萨法维弓骑兵的阵型,从而击败了伊斯玛仪一世。此后,伊斯玛仪一世意志消沉,酗酒成性。鉴于他自视为天下无敌的救世者“马赫迪”(Mahdi),这种行为就可以理解了。至少他的饮器仍能展示他昔日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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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乌兹别克人在这些战线上受到了限制。东部边境上又出现了新的威胁—蒙古草原西部的瓦剌人,他们似乎想要击败所有的挑战者,包括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汉人和蒙古人。如果不与外敌交战,他们就自相征伐。乌兹别克汗国处境的恶化,是从 1556 年沙皇伊凡四世攻陷阿斯特拉罕汗国之后开始的。这导致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进入这一地区,从而造成了更多的汗位继承问题。札尼人是来自阿斯特拉罕汗国的成吉思汗后裔,尽管是避难之民,但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乌兹别克帝国是在其邻国政权更迭时期崛起的,但在穆罕默德·昔班尼死后,其后裔也取得了成功。兀伯都剌汗(1533—1539 年在位)是昔班尼后裔中最有才能的汗。尽管没能扩张到阿姆河之外,但是兀伯都剌汗使乌兹别克成为萨法维王朝一直无法忽视的劲敌。呼罗珊生产力的破坏多半可以追溯到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的战争时期,而非蒙古时期。尽管兀伯都剌汗在针对希瓦城的一场战争中被自己的一位亲属所杀,但是他的坚强意志和领导力在他死后发生的事件中仍然颇具影响力。他最大的成功就是维持了乌兹别克汗国的统一,尽管乌兹别克贵族们有着独立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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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兀伯都剌汗死后,他的亲属们自相残杀,而很少对外作战—每个人都想将各自的领地转变为独立国家。当然也有团结统一的时期,比如在阿卜杜拉汗二世(1583—1598 年在位)治下,只不过他凭借的是铁腕统治。在他的统治下,臣属们十分恼怒,而商业和农业则走向繁荣。此外,他还征服了喀什噶尔,使乌兹别克汗国扩张到了今天的中国新疆地区。同时,呼罗珊仍然是乌兹别克汗国与萨法维王朝之间的战场。阿卜杜拉汗于 1598 年去世,昔班尼系在河中地区的统治也走到了终点。他的继承者们在他死后的几个月内也被杀了,帝国落入他的妹夫札尼汗手中,他是阿斯特拉罕的成吉思汗后裔,札尼汗又让位于其子巴吉汗(1599—1605 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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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尼王朝未能维持帝国的统一,乌兹别克汗国最终分裂为三个汗国。札尼系统治了乌兹别克汗国的核心地区布哈拉,被称为布哈拉汗国(1500—1785)。希瓦汗国(1539—1920)在 1539 年兀伯都剌汗死后获得了一定的独立性,依然由昔班尼系控制。浩罕汗国(1709—1883)则位于费尔干纳河谷地。由于进一步分裂,这三个汗国无力抵挡更多新政权的挑战,例如从伊朗快速扩张而来的纳迪尔沙(Nadir Shah,1736—1747 年在位)。在三个汗国内,新王朝纷纷崛起,在布哈拉汗国有曼吉特王朝,在希瓦汗国有弘吉剌王朝,在浩罕汗国有明格王朝。由于敌对的莫卧儿帝国、萨法维王朝、哈萨克人和瓦剌人的存在,这些乌兹别克国家遭到了削弱和些许孤立,从长远来看已不再是威胁。到 19 世纪,俄罗斯帝国吞并了它们,只有希瓦汗国维持了表面上的自治,直到十月革命爆发。1912 年,希瓦汗国的成吉思汗系统治者被赶下了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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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乌兹别克人渡过锡尔河的同时,哈萨克人仍然留在草原上,成为一支潜在的势力,但他们逐渐进入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在 18 世纪初失去了独立性。不过在近 300 年中,他们仍然被视作一支势力。如前文所述,哈萨克人出现于 15 世纪,当时札尼别汗和怯来汗反对阿布海尔汗的强权,借瓦剌进攻之机,从乌兹别克汗国中分裂了出去。哈萨克汗国建立的确切时间很难考证,但可以肯定,它在 15 世纪最后四分之一的时间里就已经存在了。12哈萨克汗国早期主要消耗在与乌兹别克汗国的战争中,两国在 1500 年终于达成了停战协定,只是偶尔还发生一些冲突。在哈斯木汗(1511—1518 年在位)治下,哈萨克汗国达到了巅峰。在他的统治下,很多其他游牧民族也加入了哈萨克汗国,其中包括几支诺盖系部族,以及来自之前的察合台系莫卧儿人中的乃蛮和阿儿浑。13哈斯木汗的汗国西至乌拉尔河,东达七河地区,北邻额尔齐斯河,南界锡尔河。哈斯木汗治下汗国的遽然膨胀,以及哈萨克人反对阿布海尔汗在乌兹别克汗国施行中央集权统治的遗留问题,阻碍了哈萨克汗国的长期统一。哈斯木汗死后,几乎立即就出现了三帐,即七河地区的大帐(大玉兹)、锡尔河草原与西伯利亚森林地带的中帐(中玉兹)以及乌拉尔河以东的小帐(小玉兹)。尽管 16 世纪末至 17 世纪时汗国在表面上仍然是统一的,但就像哈萨克人试图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取河中地区那样是十分短暂的。在塔武凯勒汗(1586—1598 年在位)的领导下,哈萨克人攻陷了几座城市,但是未能在 1598 年的攻城战中拿下布哈拉。在没有强力的汗的情况下,诸帐越来越独立,到 18 世纪,哈萨克汗国显然已不复存在,而是名存实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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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另一个继承国准噶尔(瓦剌的一支)的到来,哈萨克汗国在 17 世纪中叶开始衰落。尽管哈萨克汗国最初抵挡住了准噶尔,但接踵而至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 18 世纪,造成了横跨草原的浩劫,准噶尔以及从中分出去的卡尔梅克人抢走了哈萨克人的牧地和牲畜。准噶尔的威胁迫使哈萨克人再次联合起来,否则就要濒临灭亡。头克汗(1680—1718 年在位)率领三帐,与形成于塔尔巴哈台和西蒙古地区的日渐强大的准噶尔汗国进行殊死搏斗。自 17 世纪中叶起,准噶尔便开始抢掠牲畜,但到 1698 年,准噶尔对巴尔喀什湖一带的抢掠日益频繁,哈萨克人很快失去了伊犁河盆地。1718 年,头克汗率领诸帐联军在巴尔喀什湖以北的阿亚古兹河抵抗了准噶尔三天,但他对准噶尔的抗击功败垂成。随着哈萨克人的失败,准噶尔继续进军,又在塔什干以北击败了哈萨克中帐军。这一时期的哈萨克汗国遭到准噶尔人和卡尔梅克人的东西两面夹击,面临着各条战线的全面战败,在其历史上被称为“大危难”(aktaban shubrundy)时期。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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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 年头克汗死后,哈萨克汗国诸帐无可挽回地再次分裂,大帐和中帐有时臣服于准噶尔。在 18 世纪剩余的时间里,哈萨克人一直在准噶尔、俄罗斯和清帝国之间挣扎着维持独立。面对准噶尔和卡尔梅克人,小帐转而求助于俄罗斯。俄罗斯认识到,如果哈萨克汗国被并入准噶尔,将威胁到自身的利益,因此极其乐于伸出援手。小帐的汗阿布海尔汗于 1730 年臣服于俄国沙皇。然而,哈萨克人并不总是最忠诚的臣属,最终俄罗斯慢慢诱使哈萨克人在政治上就范。其他哈萨克人在各方面的压力之下,逐渐也向俄罗斯请求庇护以抵御准噶尔。尽管清帝国在 1758 年终结了准噶尔的威胁,但俄罗斯在草原上的驻军足以防止哈萨克汗国东山再起。到 1822 年,哈萨克人已无法再自主选汗了,汗倾向于作为“客人”居住于俄罗斯的城市中。因此,非成吉思汗系的贵族苏丹们获得了一些权力,但是已经无力回天。到 1846 年,哈萨克人成为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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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方,我们很难将明朝视为蒙古帝国的继承国,尤其是考虑到明朝建长城是为了防御蒙古帝国的蒙古继承者们的袭击,但是明朝仍然与蒙元时期之前的中国王朝有着不同的运作模式。尽管明朝确实接收了元朝的朝贡国,但却是排外的,同时也延续了蒙古的一些制度,例如行省制。蒙古的统治完全改变了省一级的行政,元朝设立了 11 个行省,明朝重划为 15 个,清朝增至 18 个,行政结构皆源自元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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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明朝的兴起极大地改变了这一地区。300 年来,中国本土(除了长城和戈壁沙漠之间的内蒙古、西域及吐蕃)首次统一于一个汉族王朝之下。自 10 世纪以来,华北便一直由非汉族王朝统治,包括契丹、女真和蒙古,西北的统治者则是唐兀(党项)和蒙古。甚至今天北京所在的地区,自 10 世纪之后就处在汉族王朝的控制之外了。鲁大维(David Robinson)教授指出,明朝定都北京是汉族意识的转折点,因为此前北京不是汉人传统意义上的中心。15对明朝而言,有必要让政治中心靠近草原,这样才能抵挡蒙古的袭击,而向高丽施加影响以削弱其对蒙古的忠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有学者认为,蒙古的入侵可能助益高丽转型为一个“隐士王国”。16正如蒙古的统治导致明朝有排外倾向,高丽也开始实行较为封闭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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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统治地区稳定了下来,而北元王朝则分裂了。直到 1479 年达延汗作为成吉思汗的第 28 代继承人崛起,蒙古地区才基本稳定下来。得益于其前任汗满都鲁(1473—1479 年在位)对喀尔喀蒙古的统一,达延汗击败了从西蒙古向中央蒙古扩张的瓦剌。达延汗将他们驱逐出今天的蒙古国地区,对明朝也造成了压力。然而统一转瞬即逝,1517 年达延汗死后,他的九个儿子争夺汗位,造成了蒙古内部至今犹存的分歧。达延汗的举措之一是将其领土分为左、右两翼,每翼三个万户,共六个万户。察哈尔、兀良哈、喀尔喀、鄂尔多斯、土默特、永谢布这六个万户成为成吉思汗系蒙古部族。虽然蒙古人承认察哈尔首领为汗,但其他五位首领只是将他视为同等首领中的居首者。不久,六部首领都拥有了汗号。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破坏了“汗”这一称号的重要性,使之变成仅指六部中某一部的首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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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6 世纪,蒙古(包括漠南和漠北)处于较为克制的混乱状态中,诸孛儿只斤(不仅有成吉思汗后裔,也有其兄弟的后裔)带领着各个部族互相攻伐,或攻击明朝和瓦剌。在漠南蒙古(基本上是今天内蒙古自治区的大部),达延汗的孙子、土默特首领阿勒坦(俺答汗)在佛教的支持下,通过达赖喇嘛确认其为汗,建立了新的正统传承,使他的地位在理论上高于其他成吉思汗后裔诸王。尽管他得以维持对多数蒙古人的统治权,就像成吉思汗后裔常常做的那样,但是这次统一是短暂的。无论如何,孛儿只斤氏贵族的内部纷争铸就了蒙古人的普遍身份认同,因为那些孛儿只斤氏(尤其是成吉思汗后裔)诸王统治下的游牧民自行与瓦剌进行区分,这造就了现代蒙古人的身份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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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17 世纪,只有两个真正的继承国仍然存在,即准噶尔汗国和清帝国。清帝国得到了东蒙古人的支持,原因是他们对察哈尔汗的不信任、林丹汗与满洲的联姻,以及满洲击败林丹汗而得到成吉思汗玉玺的这一事实。满文是基于回鹘体蒙古文创制的,而后者是成吉思汗于 1204 年命人创制的文字。其他的关联还包括他们都信仰藏传佛教,以达赖喇嘛为最高宗教领袖。这些因素加上迎娶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使清朝获得了合法性,并因达赖喇嘛向清朝统治者授予汗位而得到了巩固。这样一来,清朝皇帝就能够被正当地视为“阿勒坦汗”(即黄金汗)。黄金是代表皇家权力的颜色,这一称号比多数成吉思汗后裔使用的汗号拥有更强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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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在东方争夺蒙古帝国遗产的还有准噶尔汗国。准噶尔汗国并不是蒙古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而是 15 世纪瓦剌联盟的继承者,该联盟形成于元帝国崩溃之后。从 16 世纪到 18 世纪,准噶尔一直在争夺对蒙古、吐蕃、哈萨克汗国、乌兹别克汗国甚至西伯利亚的控制权。准噶尔汗国是最后一个强大的草原政权,在这个意义上,它应该被视作一个继承国。准噶尔汗国军队的战法与蒙古类似,政治结构也是以蒙古帝国的为基础。达赖喇嘛也授予准噶尔统治者汗号,使他们也拥有了继承者的合法性。准噶尔汗国与清朝一样无法再现蒙古帝国当年的辉煌,但是可以被视为蒙古帝国遗产的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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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准噶尔汗国在 18 世纪被击败,蒙古帝国及其继承国的历史真正终结了。尽管俄罗斯帝国继续扩张进入中亚并跨越西伯利亚,但它已经不再是一个草原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帝国主义国家。清朝也不再是一个继承国了。正如濮德培(Peter Perdue)所论,清朝击败准噶尔是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它不仅是军事上的,也是合法性意义上的巨大威胁。17二者争夺内亚藏传佛教世界的霸权。为了击败准噶尔,清朝调动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牲畜资源。1757 年准噶尔的威胁消除之后,清帝国便没有了外患,直到鸦片战争时欧洲帝国主义的入侵。俄罗斯并不是一个威胁,因为它想要开展通商贸易,在东方地区没有足够的兵力威胁清朝。扫平准噶尔,也降低了蒙古人对于清朝的重要性。蒙古人有可能投向准噶尔,甚至有可能重建一个成吉思汗系王朝,这成为清朝皇帝脑中盘旋不去的幽灵。清朝需要蒙古人的支持,来击败准噶尔并征服中原。中原比准噶尔更容易征服,但是一旦准噶尔被击败了,清朝的注意力就转向了帝国中人口更为密集的地区。尽管清朝皇帝继续扮演内亚汗的角色,但是他越来越多地成为中原皇帝。这与忽必烈的做法相似,但成吉思汗却不会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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萦绕至今的蒙古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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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帝国已经消失,数量众多的继承国来去匆匆,但蒙古帝国的影响持续得更久。19 世纪初,英国探险家、东印度公司官员亚历山大·伯恩斯(Alexander Burnes)进入了阿富汗。迎接他的是一位政府官员,被称为“elchee”。18伯恩斯对这个官称可能并未留意,但这是一个蒙古官称,即额勒赤(elchi),意为“使臣”。这显然是蒙古帝国的遗留。问题是,它如何留在了阿富汗?为何普什图王朝仍在使用?合理的解释是,它不仅在蒙古帝国得到使用,也深深地留在了帖木儿帝国、乌兹别克汗国及莫卧儿帝国的文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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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还留有其他的蒙古影响。哈扎拉人和一部分艾马克人都是蒙古统治的遗留。事实上,尽管阿富汗现在号称“帝国的墓场”,但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几近 150 年。“哈扎拉”之名源于波斯语,意为“一千”,相当于蒙古语中的“千户”(mingan)。艾马克人是游牧民与半游牧民的混血后裔,其中也包括蒙古人。诡异的是,蒙古士兵再次踏上了征程,但这次是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担任维和部队,或是与美国及其他国家一起参加在蒙古国举行的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军事演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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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成吉思汗在 20 世纪仍然相当活跃,操纵着世界政治,或者至少是历史事件中的一颗棋子,甚至服务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哈罗德·兰姆(Harold Lamb)写于 1927 年的成吉思汗传记,将这位伟大的蒙古领袖再次介绍给了西方人。而在东亚,他成为东亚政治中的一颗棋子,日本、中国和苏联都曾争夺蒙古人的支持。尽管日本和中国争夺的是内蒙古的注意力,但其很多举措都具有影响蒙古国观点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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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都试图通过推崇成吉思汗来影响内蒙古民众的观点。日本在 1931 年至 1945 年侵占内蒙古期间,在乌兰浩特建造了一座大型的成吉思汗庙(面积超过 762 平方米)。中国国民党保护伊金霍洛的成吉思汗陵,将其从鄂尔多斯迁至甘肃,目的是维持内蒙古的支持。中国共产党则以成吉思汗的精神号召内蒙古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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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领成吉思汗的努力并没有直接影响蒙古国,但使用成吉思汗的画像和身份认同,却表明了成吉思汗和蒙古人民在战争时期的重要性。考虑到当时日本流行的观点是相信成吉思汗是一位日本武士转世,19有人可能会想知道日本如何将成吉思汗陵用作对蒙古的宣传品—尤其是他们阶段性地支持泛蒙古运动,令苏联十分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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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强调成吉思汗的重要性。为了维持蒙古的忠诚,苏联认可了成吉思汗,正如其在面对德国入侵时将俄罗斯民族英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ii)用作爱国主义宣传品。随着“二战”的结束,苏联的领导者也改变了观点。在“二战”末期,民族主义宣传品已不太得宠了,因为苏联担心非俄罗斯民族的英雄可能会使反共产主义的人物团结起来。蒙古国作为苏联的卫星国,在 1949 年按照苏联的榜样行事,将成吉思汗定为反动的封建君主,将他的征战完全描绘为剥削人民的屠杀式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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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 年斯大林去世后,较为温和的言辞出现了,但是政府的慎重态度并没有一起消失。简单地说,如果著作中不持反成吉思汗的论调,就无法出版—不过至少秘密警察不会登门拜访了。在内蒙古,完全否定成吉思汗的观点存在时间相对短暂。共产党战胜国民党后,迎回了成吉思汗陵。1954 年,成吉思汗陵荣归伊金霍洛。两年后,中国政府建造了一座灵堂(面积近 465 平方米),并开始恢复日本人在乌兰浩特所建的成吉思汗庙。随着中国热切地与蒙古国重新建立关系,中国对成吉思汗的热爱具有影响公众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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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政府重新考虑了对待成吉思汗的立场,尤其是将 1962 年定为成吉思汗诞生 800 周年。没有人能够确定他的生年,西方学者考之为 1165 年或 1167 年,但是在蒙古国,1162 年说仍然最为流行。尽管蒙古人民革命党中央第一书记泽登巴尔(Tsedenbal)并未完全肯定此说,但蒙古国科学院获许研究这一问题。尊崇成吉思汗的第一步无伤大雅,即发行纪念章,召开学术会议,以及在国家级报纸《真理报》(Ünen)上发表社论。下一步则比较大胆,即建造一座高 11 米的纪念石碑,上面有成吉思汗的肖像,石碑竖立在肯特省君脑儿的成吉思汗出生地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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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在 1912 年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多数事务上都遵从苏联的领导。但在这件事上,蒙古国并没有询问苏联。苏联的史学家们批评了这次学术会议。中国的反应则很不一样,尽管中国的一些史学家批评了成吉思汗,但也有一些史学家称赞了他。他们的观点反映的并不是蒙古的历史背景,而是成吉思汗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尤其是作为一位实现统一的君主。同样在 1962 年,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也召开了一次自己的成吉思汗主题会议,导致了苏联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学者提出蒙古应该重归中国,引起了苏联的激烈批评。苏联延续其对成吉思汗的负面评价,不仅批评了 1962 年的全部事件,而且将那些敢于批评苏联成吉思汗研究的蒙古国学者定罪。蒙古人在 13 世纪 30 年代末征服了俄罗斯并统治了 200 年,这一事实在苏联的政策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最终,泽登巴尔将一名党内干部图木耳-奥其尔(Daramyn Tomor-Ochir)作为全部事件的罪魁祸首予以免职处分,基本上平息了事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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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蒙古国的学者们并没能逃脱苏联的雷霆之怒。蒙古国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丕尔烈(X. Perlee)拒绝接受苏联的规则,结果遭到囚禁,而且在出狱后,他出国从事研究的请求也被政府否决了。他作为图木耳-奥其尔的老师,也因这一事实而成了靶子。学者们的亲属也受到了政府的监视,很多人面临降职或者解雇。与此同时,成吉思汗诞生地一带变成了苏联的坦克基地,严格限制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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