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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蒙古治世与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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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对于促进贸易有很大的兴趣，这一点已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一个从喀尔巴阡山脉延伸到日本海的统一帝国，确保了诸条商路的安全，也降低了商人们穿越欧亚诸商路所需支付的关税与费用。据说，一名处女拿着装满珍宝的金瓮，也能够从帝国的一头走到另一头而不受骚扰。这也许有些夸张，但确实传达了一个观点，即欧亚诸商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新的商路也繁荣起来，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然而，对于蒙古人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我们仍然缺乏了解。建立史上最辽阔的帝国，当然有助于商路的安全，然而是什么将商人们从主要的商路上吸引到蒙古汗廷呢？丝绸之路横穿中亚，而蒙古草原不仅离开了其主路，甚至比偏僻的小路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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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蒙古草原上的游牧者与定居王朝之间的贸易存在了许多个世纪。我们对于 11 至 12 世纪蒙古草原诸部族与辽、金、西夏王朝之间的贸易所知甚少，只知道与战争相关的货物是禁止进入草原的，但仍有许多中间商从中渔利。1大多数贸易以“朝贡”的形式在今内蒙古的边境城镇进行。很少有商人真的冒险进入草原，尤其是戈壁以北，因为对于大型商队而言，这是极大的冒险。事实上，在前蒙古时代，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贸易经常始于抢掠的威胁。从游牧者的角度来看，“战争与贸易并不矛盾，相反，贸易包括战争，因为要创造贸易的可能性，就需要军事行动”。2在游牧-农耕商业关系中，货物的获得方式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类是游牧者暗中与中原进行贸易，意味着朝廷对此并不认可。多数游牧者都采取这种形式。第二类是通过官方渠道，即游牧者向皇帝称臣（至少在名义上如此），从而在皇帝许可的地域内进行朝贡与贸易。这种形式使游牧首领们获利，因为皇帝赏赐的礼物直接到了他们手里，随后他们可以自己保留或者赐予属下。最后一类是游牧者抢掠边境以夺取财货，然后按照等级地位分配战利品，但这种险中取货的方式也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危险。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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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与早期的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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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游牧-农耕贸易形式，不仅消灭了许多试图控制商路的政权，而且也带来了一次观念上的改变。这一改变是决定性的，关系到蒙古人对于贸易的构想。正如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Janet Abu-Lughod）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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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并不一定会减少运输的总成本，但是它具有这样的潜质，只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而已。一个政权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以“法律与法令”为根基，减少不可预估的保护费。在统一的状态下，贡物征收者们相互矛盾的情况消失了，通行费有了规范，这就使运输成本可以预估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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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政策上的一个决定是不够的，尤其是对于在洲际贸易中处于边缘地位的地区而言。观念上的改变是必不可少的。鉴于游牧者此前曾经与一些深入草原的商人一同建立一些贸易中心，蒙古人创造了一个舞台，让贸易自己送上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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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早年便曾与几位在草原上做生意的穆斯林商人建立起重要联系。事实上，在 1203 年与克烈部交战受挫之后，成吉思汗在巴勒渚纳湖重组政权。他与湖边一个名为阿三（Asan/Hasan）的穆斯林商人订立了一个重要的誓约，阿三从事貂鼠皮和灰鼠皮贸易，当时正在湖边饮羊。5由此可见，穆斯林所居的中亚与西伯利亚之间存在着毛皮贸易，而且有一条商路从蒙古草原中央穿过。阿三在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地位相当重要。不过，正如罗依果指出的，中亚的撒儿塔黑（Sartaq，城居穆斯林）并不会为了购买毛皮而向蒙古输入羊。更可能的是他将货物带入蒙古出售，在蒙古购买羊，然后转卖给居于贝加尔湖附近的槐因亦儿坚。他的最终目标是生皮，但是在途中也需要进行贸易以支付旅费。6无论如何，阿三的活动是蒙古帝国贸易模式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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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成吉思汗的崛起，对于商路安全的保障逐渐转型。成吉思汗鼓励贸易，喜欢同造访其营地的商人们谈话。他的目的部分是搜集商人们所见的关于遥远地域的知识，同时也认识到了贸易对于他的新生王国的重要性。几乎自他统一草原之时起，他对于恢复和推动商业发展的渴求就开始了。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他设置了名为“哈剌黑赤”（qaraqchin）的卫士，在商路上保护商人。他们轮番当值，保障商队的安全，同时也承担其他职责。他们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审查商人，如果发现了成吉思汗感兴趣的商品，就敦促商人或者重新规划路线，使他们能够迅速前往成吉思汗营帐彼时所在之地。7随着蒙古人扩张至中亚，他们不仅得到了畏兀儿和哈剌鲁诸部的效忠，也控制了从阿马里（位于今哈萨克斯坦）至东方的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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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亚的穆斯林商人抵达成吉思汗的营帐时，他们见到的不仅是一位现成的顾客，也是一位老谋深算的生意伙伴。确实，曾有一位名为巴勒乞黑（Balchikh）的商人将美丽的织物带给成吉思汗，每件要价 3 巴里失（balish）金。成吉思汗拒绝了，且对商人的经营方式非常愤怒，说：“此人以为我们从未见过织物吗？”8然后，他向这位商人展示了蒙古人已经拥有的大量织物，并且命令卫士没收了巴勒乞黑的货物。这种手段一开始看来对促进贸易可能是灾难性的，但是这一策略却生效了，因为其他商人明白了他们在与谁做生意，并将他们的货物作为礼物献上（可能是为了逃命）。然而，成吉思汗为每段纳失失付了 1 巴里失金，每两段赞丹尼奇（zandanichi，棉布）付了 1 巴里失银。尽管蒙古人会为商品支付合理的金钱，但不会遭到欺骗或榨取。成吉思汗为他们的回程投资，并鼓励他的将领和诸王也这样做，向每位商人提供金银，并从自己的扈从中派出两三人（皆为穆斯林）同商人组成商队。然后，成吉思汗向花剌子模帝国统治者摩诃末传达信息，谋求贸易关系及两国之间商旅的安全。9蒙古所资助的商队确实是国际性的，其成员中有来自花剌子模帝国及更远地区的穆斯林商人，还包括一些印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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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商队在 1218 年回到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时遭到了屠杀，因为当地长官怀疑这些商人同时也是蒙古人的间谍（他的怀疑是正确的）。10这一事件挑起了一场战争，导致蒙古扩张至中亚和中东，而曾经绵亘扎格罗斯山脉至锡尔河之间广大地区的花剌子模帝国则一举倾覆。屠杀事件冒犯了成吉思汗的感情和统治理念。他已经为推动贸易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如果他所资助的商队遭到任意屠杀，将会损害他的多重目的和提供安全保障的声誉。这不仅仅是自尊的问题。爱尔森评论说：“该事件不仅是对（成吉思汗的）尊严的侮辱和对蒙古军队的公开挑战，这实质上是钱袋子的问题，相较于其他问题，正是这种怨恨引发了报复。”11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王都曾进行投资。尽管我们不知道成吉思汗自己投入了多少，但每个人投入的数目都不大，只给了每个商人若干巴里失的金银。蒙古人对商队的投资，实际上就像著名的小老太太俱乐部凑钱买股票一样。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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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体现了成吉思汗的基本贸易策略。他推动贸易发展并寻求公平的价格，在此过程中，他逆转了游牧民族与定居民族之间贸易的旧标准。此前，蒙古人及其他游牧民族没有足够数量的奢侈品，不得不经常与边境地区的商人进行贸易（或中间贸易）。而此时，他们拥有了新的财富并有了消费的需求。不仅如此，他们需要奢侈品，但仍住在草原上，因此商人们不得不到草原来找他们，这与过去的情况正好相反。因此，蒙古人必须支付运输费用，对于商业的态度也开始改变了。尽管商人们可能会期待收回运输成本，但他们仍然必须承担前往蒙古营帐所需的费用。既然更多的商人进入了草原，我们就能看到他们越来越多地遵循了阿三的贸易模式，即沿途购买大宗货物而售卖于他处。随着安全日益得到保障，且在商路的另一端有大宗货物与奢侈品的购买者，于是正如爱尔森所说：“远距离大宗货物贸易在这种背景下成了经济合理的命题。”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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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与哈剌和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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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内亚的商业活动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是关键的变化发生在窝阔台统治时期（1230—1241）。他在鄂尔浑河谷地建造了蒙古的都城哈剌和林，这是蒙古草原上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重要地区。14窝阔台在此建都，使成吉思汗系和蒙古的统治进一步合法化，不仅是因为此地的历史重要性，也是因为它处于蒙古草原的中央，相较于成吉思汗在斡难河-怯绿连河谷地的旧都阿乌拉嘎更具有战略重要性。151230 年窝阔台掌权时，蒙古帝国的疆域西至阿姆河，东临日本海，哈剌和林之地几乎是帝国的中心。后来忽必烈迁都，部分原因是随着对中国的征服，哈剌和林对于施行有效的统治而言变得过于遥远了。另一个原因则是哈剌和林虽然是都城和意识形态上的战略要地，但从后勤的角度来看却位置不佳。为了养活城中的居民，每天都要运入约 900 车的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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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汗实际上并不住在哈剌和林，而是住在城市附近牧场上的游牧营地中。事实上，教皇的使臣柏朗嘉宾并未进入哈剌和林，而是直接去了贵由的营地。尽管鲁布鲁克到访了哈剌和林，但他是在蒙哥汗的营地中与之会面的，那里距离哈剌和林尚有几天的路程。在商议某些国家大事时，汗会来到都城。但在多数时候，汗似乎将哈剌和林视为自家的车库、地下室或阁楼。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存放东西的地方。而我们都知道，储物空间对于任何人而言都是十分重要的。观察者们注意到，在哈剌和林的宫殿附近有许多谷仓式的大型建筑，其中储存着财物与珍宝。16因此，蒙古人不仅拥有最大的帝国，也拥有最大的步入式壁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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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他们的一部分“东西”是珍宝与战利品—既有掠夺来的，也有从商人处购买的。他们的另一部分“东西”则是带回蒙古的工匠。方济各会士、法国国王路易四世的非官方使者鲁布鲁克曾在哈剌和林见到了许多中国工匠。他观察到，工匠们用银或实物交税，传承着其父辈的手艺。17鲁布鲁克抵达哈剌和林是在 1253 年，因此这些工匠应该是哈剌和林的第二代居民，第一代居民可能是窝阔台在 13 世纪 30 年代初期征服金朝统治下的华北后带回的。鲁布鲁克暗示，第二代人都继承了其父辈的职业，但并不只是遵循传统，而是蒙古法令使然，尽管父子相承在中世纪较为常见。18在蒙古的生产中心，工匠们必须子承父业，而无缘像帝国之外有时会发生的那样从事其他工作。如此一来，蒙古人便可确保获得自己所需的货物。由于蒙古的征服，许多工匠被带到了蒙古草原，可以说成了蒙古人军事工业中的一分子，为其制造武器和甲胄。其他工匠则制造奢侈品，例如纳失失，这是蒙古贵族珍爱的一种织金锦，常常作为荣耀的象征被送给客人。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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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剌和林本身是一座有计划、有组织的城市。据鲁布鲁克记载，在天降大雪时，蒙古政府会安排人员除雪。20不过，它显然不是一座大城市。鲁布鲁克注意到，如果排除了汗的宫殿，那么这座城市比圣丹尼斯还要小，而后者只是巴黎郊区一个人口不足万人的村庄。21鲁布鲁克的印象可能不深，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哈剌和林虽然位于蒙古草原，但其居民绝大多数是外来人口。它是一座真正的多语言城市。除了宫殿和皇家仓库，这座城市还拥有两个主商业区。一个由前面提到的中国工匠经营，另一个则是市场，靠近宫殿，由穆斯林商人主导，不过其他商人与使节也在此聚集。市场上有奢侈品和平常货物，但是不卖食物。人们可以在东门附近购买小米和其他谷物（当有货的时候）；南门是牛市和车市，大概是因为其面向中原；西门卖绵羊和山羊；北门卖马。有趣的是，没有人提到骆驼市场，也许因为它们的价格总是马的三倍。此外还有官府建筑，为大臣与书记官所居之处。这座城市中也有 12 座“异教”庙宇，可能包括佛道寺观。鲁布鲁克也注意到两座清真寺和一座景教教堂。哈剌和林是传教活动的温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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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剌和林作为商业中心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窝阔台的政策。在窝阔台统治时期，城中建造了货仓，存放金锭、银锭、缎子等各种奢侈品；也建造了谷仓，存放作为赋税征收而来的谷物。他也颁布法令，挑选卫士及仓库负责人。也许，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寻常之处，但我们必须记住，窝阔台是在建造一座存放财货的固定基地。尽管游牧社会总是在寻求财货，但他们仍然不得不带着它们移动，如此大的数量鲜见寻获，更不用说长期保存了。窝阔台意识到，蒙古汗廷所得的大量财货必须有组织地进行管理，因此创造了一个新的官僚机构。他也从每个千户中选人，大概这样就不会有某个群体垄断职位并从中渔利，于是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代表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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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还建立了一些其他的机构，以促进商业发展。他在包括戈壁沙漠（蒙古语中称为“chöl”）在内的许多地区建设了有砖墙的水井，这样一来动物就不会掉进井中污染井水。24戈壁长期以来阻碍了蒙古与华北之间的贸易，但窝阔台这么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众和牲畜，也是为了确保一旦有需要他就能向华北派兵。无论如何，水井使商路变得大为易行，无疑鼓励了贸易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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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创立的另一项制度是驿站。成吉思汗可能已经建立了驿站的雏形，但窝阔台将其扩展到了帝国的其他部分，并创造了维持其效率的方法。25每个驿站中有 24 位养马者。其效率应部分归因于窝阔台下令签发 1,000 户为站赤（负责管理驿站和保养驿马）、仓库官和谷仓官，以提供给养以及车、牛和马。26最后，他扩大了巡逻队，例行巡视主干驿道，不仅保障路途的安全，也向汗报告商队将会带来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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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窝阔台首先须将商队吸引到哈剌和林。为此，他有一个简单的计划—他打开了诸仓库的大门。据供职于蒙古的波斯史学家志费尼记载，这有着引蛾扑火一般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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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投机者和寻求一官半职的人，都在达到了他们的目标和目的后归去，他们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满足，所得倍于其所求。多少穷人富裕起来，多少贫民发财变富！每个微不足道的人都变成了显要人物。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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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关于窝阔台的过度慷慨的大量记载，须以志费尼的生平为滤镜来观察。志费尼是一名穆斯林，他的祖国已经被蒙古征服并统治。尽管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得到了蒙古人的任用，但也不得不适应这样的事实，即蒙古人是异教徒，而“伊斯兰世界”（Dar al-Islam，伊斯兰教法与穆斯林统治地区）正在迅速地缩减。在 13 世纪，几位穆斯林思想家做出的辩解是，尽管理想的状况是由一位公正的穆斯林国王施行统治，但是信奉任一宗教的公正统治者也比暴君要好。所以，当几乎所有人都说窝阔台的性格慷慨而善良时，这表明窝阔台确实是一位公正的统治者。志费尼所举的事例也为窝阔台在商业方面的兴趣提供了有效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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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令窝阔台的官员们大为惊愕的是，他不停地为遇到的任何商品支付高额的金钱。一次，一名箭匠遭遇难关并欠了债。他向窝阔台售卖他的箭，以终结自己 70 巴里失的债务。作为回报，他会每年供给窝阔台 10,000 支箭。窝阔台给了他 100 巴里失。窝阔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慷慨，也订立了一个约定，以供给蒙古人更多的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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