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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令窝阔台的官员们大为惊愕的是，他不停地为遇到的任何商品支付高额的金钱。一次，一名箭匠遭遇难关并欠了债。他向窝阔台售卖他的箭，以终结自己 70 巴里失的债务。作为回报，他会每年供给窝阔台 10,000 支箭。窝阔台给了他 100 巴里失。窝阔台不仅证明了自己的慷慨，也订立了一个约定，以供给蒙古人更多的箭。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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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费尼也记录了关于窝阔台的慷慨和商业智慧的其他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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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登上汗位，而且他的仁爱与乐施之名传遍天下时，商旅开始从四面八方奔赴他的宫阙，而他们运来的任何货物，不论好坏，他都会下令一律全价收买。而且往往都不会看上一眼，也不会询问价格。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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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谏臣们当然试图阻止他过度花费，但是无济于事。30即使他们支付了公平甚至超出公平的总价，如果少于窝阔台所认定的合适数目，他就会加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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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的行为看起来可能十分愚蠢和矛盾（与成吉思汗很不相像），但他仍具有某种才智。窝阔台知道，他不会长生不死。毕竟，如果连他的父亲在寻求长生方面的努力都失败了，他又怎么会成功呢？但他的过度花费为哈剌和林带来了国际性的商业。当商人们知道，不论他们带来什么，都会在确定运输费用后被支付两倍的价钱时，哪个商人能不动心？窝阔台的才智不仅表现在创造了帝国内部贸易的组织构造，也表现在使哈剌和林成为贸易的焦点。31在他死后很久，即使当更加务实的人物登上汗位，赏赐数目也变得较为理性时，商人们仍不断聚集到这座城市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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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脱、过渡期与恢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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窝阔台的计划变成了现实，但出现了一些不可预计的后果。随着帝国的成长，商人对于汗廷的影响也在增长，特别是那些主导了陆上贸易的穆斯林商人。一些人来到蒙古寻求投资，另一些人则只是来售卖商品。商人们通常与蒙古贵族结成合伙关系，被称为“斡脱”，从而享有官方赞助，并拥有稳定的投资人，使双方都能获利。许多蒙古哈敦例行将她们的私产投入商业贸易中。而且，在窝阔台时期允许商人使用驿站，只要他们不妨碍军事与行政交通即可。窝阔台的继承者贵由（1246—1248 年在位）延续了他的政策，例行以高于物价 10% 或更高的价格购买商品。32贵由的妻子、监国皇后斡兀立海迷失（1248—1251 年摄政）也钟爱商人，乃至变成商人的诸王。商人们聚集到蒙古的都城中，但这最终导致了腐败，对官僚制度造成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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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腐败最早出现于窝阔台的寡妻脱列哥那摄政时期（1242—1246）。在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时期，由于许多商人通过购买官职以及监国推行的包税制进入官僚系统，从而加剧了腐败。蒙古哈敦们长期以来一直是斡脱的投资人，到 13 世纪 40 年代，斡脱的数量激增，斡脱商人被颁给“牌子”，凭之可以使用驿站，因此导致驿站的交通往来激增。牌子的增加为站户带来了灾难性的经济负担，腐败也更加猖獗。商人们不仅能在驿站中停留和休息，还能像皇家使臣和诸王一样使用驿站中的服务，包括征募给养和牲畜，并由站户承担所有随从人员的食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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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许多驿站附近的牧民或是破产，或是逃走。在驿路经过的农耕区，也出现了相同的情况。农民为了躲避斡脱商人的繁重需索，荒弃了农村和农田。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斡兀立海迷失对于行政事务的粗疏管理。尽管她沿用了脱列哥那的做法，加大商业投入并售卖官职，但是她并没有控制牌子的发放。成吉思汗系诸王缺乏规范，普遍忽视国事，因此也向斡脱商人大幅投资。有的甚至自己也成为斡脱商人，以求增加财富。33因此，大小诸王（aqa 与 ini）也在发放非常重要的牌子。驿站文书规范的缺失，最终导致了交通系统的崩溃，而正是这个系统将一个从日本海绵延至里海的大帝国联结在了一起。此外，由于政治权力不可逆转地分散化，诸王纷纷派出自己的使臣（额勒赤），以颁布和施行法令（札里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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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蒙古的第四任汗蒙哥（1251—1259 年在位）恢复了秩序，消除了腐败的商业行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试图消灭斡脱商人及其与蒙古诸王的合作关系，而仅仅是管束他们，使之不得侵害国家的利益和制度。他首先收回了所有的牌子，禁止其他诸王颁布法令，并废除了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和贵由汗时期的所有牌子。然后，禁止诸王“不经由朝廷便干预各行省的财政管理事务”。34蒙哥汗有效地减少了大小诸王对国家经济利益的侵害。他收回了前几任汗颁发的牌子，并规定只有朝廷才能颁发牌子，使帝国重新控制了驿站的使用与管理。据波斯史学家、官员志费尼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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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诏禁止把牌子发给商人，由此可以将他们和那些底万（diwan，长官）的公务区别开来。商人使用驿马极不合理，因此百姓将通过这条法令而免受骚扰。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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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商人们失去了帝国驿站的通行证，无法再使用驿马，也不能再向站赤和站户索要服务。此外，蒙哥汗还剥夺了商人此前所获得的免税权，将他们录入税簿，让他们像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缴纳赋税。36蒙哥汗用这样的方法结束了政权过渡期出现的商业管制大幅失控的状况，也结束了这种状况对帝国造成的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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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处理了地方上的腐败问题之后，蒙哥汗便开始处理斡脱造成的中央官僚机构的腐败。他命令使臣不得离开驿路，若无相关事务不得进入沿途城镇和村庄。他还削减了驿站祗应的数量，从而减轻了农牧民站户的负担。斡脱商人在使用驿站时也受到相似的限制。他们虽然不再持有牌子，但仍然沿着驿路行商，因为驿路上有驿马且受蒙古人保护，所以仍然是最佳的商业路线。不过，挥霍宴饮、强征牲畜的日子已不再有了。他们如果在驿站或村庄停留，就必须支付牲畜、给养和住宿的费用。与此同时，蒙哥汗仍承认斡脱商人与政府签订的契约，向他们偿还债款。因此，此前斡脱商人以损害帝国臣民的利益为代价，获得了不受制约的影响力与繁荣，而蒙哥汗对于商路和成吉思汗系诸王贪欲的管制，则带来了帝国的全面繁荣。蒙哥汗的财政改革为这个正在扩张的帝国带来了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使帝国随着他的征服战争进一步成长。他的改革虽然使帝国的资源免于被滥用，但并未妨碍贸易，甚至有可能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因为改革限制了斡脱商人的权力，使其他商人也能参与平等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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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分裂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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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哥汗死后，蒙古帝国逐渐分裂为四大汗国。尽管它们在理论上仍是一个整体，共同承认同一位大汗，即帝国东亚部分包括蒙古草原在内地区的统治者，但事实上，四大汗国已无可挽回地加速独立。不过，这些独立的汗国以新的方式相互联结。最基本的方式是战争，因为无论何时，这些新的汗国总是与至少一个相邻的汗国长期交战。第二种方式是贸易。尽管存在频繁的战事，但蒙古治世在很大程度上仍能维持，因为黄金家族的诸分支仍然从帝国各地征收赋税。即使在察合台汗国与元朝交战时，察合台系诸王仍能得到收入，同时也向蒙元汗廷缴纳费用。威尼斯人马可·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贯穿欧亚大陆的贸易即使在战争时期也并非不可能。将帝国松散的各部分联系到一起的是驿站。驿站仍在运行，商人们仍然使用驿路，因为他们知道，这依然是最快捷和最有效的商业路线。不过，汗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改变驿站交通路线，马可·波罗一家就恰好遇到了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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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世纪 60 年代初，马可·波罗的父亲尼古拉（Nicolo）与叔叔马菲奥（Maffeo）从黑海来到忽必烈的汗廷。然而这次旅行的出现，应归因于朮赤汗国的统治者别儿哥与中东的伊利汗国统治者旭烈兀之间的战争阻断了他们回威尼斯的路。战争在高加索山脉两侧来回拉锯，从伏尔加河上游城市不里阿耳到下游城市萨莱之间的道路很不安全。波罗一家曾在萨莱与别儿哥有商业往来，因此他们决定不再西返，而是向东经商。他们随后抵达了中亚。他们在不花剌遇到了旭烈兀派往忽必烈汗廷的一名使臣，他们遂成为他的随员，并被安全地护送至忽必烈面前。37事实上，战争不止一次地改变了波罗一家的旅行计划。为忽必烈服务了 17 年之后，当波罗一家想要返回意大利时，中亚的战争迫使他们改走海路。他们又一次与政府官员同行，这一次的官员是要护送忽必烈汗廷的一位公主前往伊利汗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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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在元帝国担任了政府官员，但并没有像他自己声称的那样担任过总督，尽管如此，他的旅行仍透露出蒙古帝国贸易的许多状况。当然，他的观点反映的是他自己的兴趣和他对蒙古人关注点的解释，而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对外政策的真正意图，也不一定能反映出忽必烈的全部意图。不过，当马可·波罗讨论忽必烈意图征服的地区时，他列出了这些地区所拥有的商品与财富。如果无甚可列的话，他就会注意到征服带来的商业与经济利益。不仅如此，有的征服意图就是由商业利益驱使的。1274 年，忽必烈首次征讨日本（至少是征讨日本的博多城），便是想要切断宋朝与那里的贸易联系，夺走宋朝从日本贸易中获得的税收。考虑到宋朝借助从博多贸易中所得的资金来抵抗蒙古入侵，忽必烈将其除去确是明智之举。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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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也部分地刺激了元朝向东南亚和爪哇的扩张。其部分目的是想恢复朝贡，此前那里曾向宋朝朝贡，如今忽必烈想要接手。我们不能简单地将这种朝贡看作“保护费”或者对恩庇-侍从关系的承认。几百年来，朝贡行为中不仅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也有贸易协商，而且外交使节实际上也从事商业贸易。朝贡关系常常只是以外交为表，真正强调的则是贸易关系的正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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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指出，忽必烈汗听说了占婆（今越南中部）的财富，便被贪欲所吞噬。1281 年，蒙古征服了占婆，但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蒙古人索取大象和珍稀木材为贡品。39而且，宋朝曾与占婆和爪哇有广泛的贸易关系。忽必烈迫使它们承认蒙古的统治和权力，试图强制性地恢复贸易关系。马可·波罗提到的商品包括檀木这样的珍稀木材以及药物与香料，表明他十分关注商业机遇。考虑到蒙古长期以来强调对贸易的保护与鼓励，蒙古人很可能也将他们的入侵视为对资源的保障，或者是开启贸易的“炮舰外交”。无论如何，侵略带来的恐惧可能难以消弭，但他们的贸易并没有停歇。401976 年，在韩国附近海域发现了一艘 14 世纪初的沉船，这艘船由足利幕府和京都的东福寺投资，在驶往日本的途中沉没。船上载有 2,000 件瓷器和重达 28 吨的铜钱，显示出蒙古帝国与日本之间的贸易并不是小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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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忽必烈的跨海征服失败了，但来自蒙古帝国的船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航线上纵横驰骋。伟大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想要登上这些船从印度前往中国，而马可·波罗则乘这些船从中国到了印度。贸易是官方行为，伴随着外交活动，伊本·白图泰便遇到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1333—1368 年在位）派出的 15 名外交使臣。当然，在这些外交活动中交换的礼物不仅包括各个国家的奢侈品，也有奴隶、舞者、歌者等。中国货船将印度商品运回蒙古帝国，途中在多地停留。商品中包括马剌八儿41的胡椒—马剌八儿是元朝与印度之间直接贸易的西限。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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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货船回到了中国南方像广州这样的大型贸易城市。尽管贸易是在中国商船上进行的，但大多数商人并不是汉人，而是穆斯林和犹太人，包括信教的汉人以及迁居到中国沿海地区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中亚人。因此，当伊本·白图泰抵达中国时，他不仅见到了穆斯林，也见到了建有清真寺、伊斯兰学校和法院的完整的穆斯林聚居区。这些设施是前文所讨论的斡脱系统的一部分。1368 年元朝灭亡之后，斡脱系统几乎崩溃，穆斯林聚居区的规模和影响力都缩小了，这部分是由于明朝实行排外政策，而偏爱非汉人的蒙元时代已经终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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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帝国分裂成四大汗国且互相交战，但是在 14 世纪，它仍然在国际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从伊本·白图泰的旅行中便可以看出。这位摩洛哥学者的行程穿越了全部四个汗国，并记录了自己的见闻。尽管他的记录并不总是详尽的，但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足够的材料，来一窥 14 世纪的商业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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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朮赤汗国的了解较少，但我们知道它位于一些贸易路线的联结点上。除了它与中亚和中东的贸易路线，北部的路线将它与波罗的海贸易以及西伯利亚和北极圈的毛皮贸易联结了起来。从金帐汗国过境的商业财富是难以估算的，但如果伊本·白图泰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克里米亚港口卡法（当时是热那亚商人的聚居地）中的 200 艘船数量可谓极大。43除了丝绸、香料这样的常见奢侈品，意大利商人也倒卖来自朮赤汗国各地的琥珀、毛皮、木材、谷物和奴隶。他们将黑海的商品运到中东、北非和意大利的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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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黑海的诸港口城市成了主要的贸易中心。月即别汗的都城新萨莱（约建成于 1330 年）曾是一座繁荣的商贸中心，直到中亚征服者跛子帖木儿将其摧毁，部分原因是为了重新规划通往他的首都撒马尔罕的贸易路线。新萨莱是一个交汇点，商人们从伏尔加河流域带来了谷物、毛皮、木材和奴隶，自东向西带来了丝绸、香料与其他奢侈品。朮赤汗国出产的马从新萨莱和乌尔根齐被贩运到印度。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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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罗的海南北的贸易也不能轻视。考古材料证明，罗斯王公购买来自世界各地的商品，以银和琥珀支付。45朮赤系统治者的贸易便扩张出了他们的帝国。波罗的海一带（特别是汉萨同盟）的商人们通过诺夫哥罗德，与朮赤汗国的其他商人做生意。蒙古帝国的举动能够影响到像英格兰这样遥远的地方。例如，蒙古人入侵欧洲时，伦敦的鱼市崩溃了，因为波罗的海的商人们不再前来买鱼，而是在他们自己的港口观望，一旦蒙古人出现在地平线上，就将惊惶的市民撤出。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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