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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Fragner，‘Ilkhanid Rule and Its Contributions’，p.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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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同上，p.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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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5 章 新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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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崛起为草原军事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引入了严格的训练和新式的战术，创建了怯薛军校制度，并采用十进制的组织形式。1他改善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草原战略，使蒙古人在范围极广的战线上都能在战术、战略及行动等各个层面上保持常胜不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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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战争艺术基于一个简单的要素—弓骑兵。弓骑兵的基本装备是双曲复合弓，拥有惊人的穿透力和射程。它的射程超过 300 米，不过通常用于较短距离的战斗，一般是 150 米以内。这种弓射出的箭大概可以轻松射穿锁子甲以及其他护甲。2受过良好训练的蒙古战士以 3 ~ 5 匹马相配合，可以轻松地发动一场战胜敌人的死亡之战。蒙古战士大多装备轻型护甲，但他们的护甲是以皮革或金属制成的薄甲，较锁子甲更善于防箭。尽管骑兵是自古就有的，但在将马的机动性与弓箭的火力相结合这一方面，蒙古人是最为精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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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战士主要是轻装弓骑兵，并将草原上的战术推向极致，例如包围战术和佯退战术。这些战术将他们的弓箭技巧和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使他们能够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像其他的草原军队一样，蒙古人逐渐接近敌人，在弓箭射程内发动进攻，通常只有在敌人阵型散乱或变弱的决定性时刻，才直接与敌人近距离交锋。通过这些战术，他们不需要依靠人数优势，而是凭借机动性、火力和计策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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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常见的战术，是以一阵箭雨包围敌人，然后再以一阵箭雨打乱敌人的阵型。箭雨的目标不是单个的敌人，而是集中火力向高处放箭，使箭落向目标区域，制造出一片“死亡地带”。尽管集中火力的做法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但蒙古人在各种战争（包括攻城战）中将其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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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将箭雨与游击战术相结合。蒙古人称游击战术为“失兀赤”（shi’uchi），与欧洲 15 至 16 世纪战争中的半回转战术（caracole）类似。蒙古军队向敌阵派出多波战士，每一波都在冲锋的同时射箭，并在与敌军接触之前退却，回转至己方阵线。他们射出最后的箭矢并退却时，距离敌军约 40~50 米。这段距离足够他们的箭矢穿透敌人的护甲，同时也足以使他们避开敌人的反冲锋。他们更换马匹，保证坐骑精神饱满。该战术常常与其他作战行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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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包抄是草原上的一种传统战术，这种战术来源于蒙古的“捏儿格”（nerge），意思是“围猎”。战士们排成环形，包围猎物，逐渐向中心收缩，密集聚拢，使敌人插翅难逃。蒙古人并不总是需要大量部队来完成这种战术。他们的弓箭技巧与机动性，使其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包围敌人。但凡一有时机，蒙古人就会施展捏儿格来包围敌人。一旦蒙古侦查兵与敌人接触，主力部队就会尽其所能地延展阵线，以与敌军侧翼交叠。有时阵线延展数里，才将敌军包围。包围圈逐渐收紧，向中心聚拢。随着小规模冲突的出现，侦察兵便不间断地向蒙古指挥官们传递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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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将捏儿格用作侵略战的一部分，见于蒙古与罗斯诸公国的战争中。1237 年蒙古人攻陷弗拉基米尔城之后，派出诸万户以捏儿格的形式攻略各个城镇与要塞，包围圈长达数百英里3，并逐渐收紧。有时他们会故意在捏儿格中留出空隙，明显是让敌人由此逃走，但这实际上是陷阱。敌人在仓皇逃走的过程中难以维持纪律，经常抛弃武器以便逃得更快。蒙古人正是用这种战术，在 1241 年的穆希之战中击败了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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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战原本是蒙古人的弱项，但他们学得很快，随着他们将技师编入军队，攻城战很快便成了他们的强项。这些技师有的是征召而来的，有的则是自愿的。尽管蒙古人中便有技师，但是从整个蒙古帝国的范围而言，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穆斯林和汉人技师，他们能够掌握和制造大炮以及其他攻城器械。抛石机不仅用于攻城战，偶尔也出现在阵地战中，例如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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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战向来是蒙古人的强项，使用颇为频繁。蒙古人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攻城更加有效，如果遇到抵抗便会屠城。屠城并不是肆虐嗜血，而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战术，能达到多个目的，既可以防止蒙古战线后方的叛乱，也有助于扩大宣传，并在军队的规模上造成误导。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传播谣言，将他们的残暴宣扬到极致，使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主动投降，而不是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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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使用诡计来迷惑和威吓敌人。他们点燃大量营火，将树枝绑在马尾上搅起尘土，以虚饰部队人数。蒙古人还在他们的备用马匹上放置假人，以一字纵队骑行，在远处伪装以虚张声势。另外，他们还将牛群和马群驱赶至敌军中以打乱其阵型，并趁乱进攻。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激化敌方阵营中的叛乱和内斗，谋求敌方阵营中受压制的少数派（或者多数派）的支持，以此削弱敌人。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他们穷凶极恶的名声，在环境允许的时候也会竭力将自己描绘成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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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术使他们成了一支高效而致命的军队，在战略和行动的层面上，他们成为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无敌军旅。他们使用高度机动性的战略。蒙古马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如其他军队，但它们的耐久力是无可匹敌的。而且，蒙古人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马匹。蒙古战士平均每人拥有 3 ~ 5 匹马，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仍能保持机动性。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 20 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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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发动战争之前，会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做全面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计划，并任命负责领军的将军。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利用商人来积累知识，而商人们则受益于蒙古人对商路的保护。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军队开始调动，他们按照时间表确定会合地点。尽管战争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但蒙古将军们仍然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在遵守时间表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战斗目标。这使蒙古人能够协调部署，在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地点集中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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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始于几支纵队以一定的阵型发动攻击。侦察部队掩护着进攻部队，并且不间断地向中军传递情报。通过严守预先计划好的进度，并使用侦察部队，蒙古人可以分兵进击且互为支援，遂能协同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是分兵进击，所以绵延数英里的纵队不会阻挡他们。他们利用机动性散布恐慌，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敌人无法真正做好集中兵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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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进攻的战术也与蒙古人最喜欢的对敌战法融为一体，他们喜欢在深入敌占区之前先解决战场上的所有敌人。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敌人通常会在蒙古人摧毁整个地区之前寻求与之一战。而且，侦察部队掩护之下的纵队可以收集情报，使蒙古军队能比单一部队更快地定位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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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重点关注战场上的敌军，对要塞的进攻则延迟了。当然，他们进攻时会直接攻下规模较小或者能够轻易突袭的要塞。最佳的案例之一便是花剌子模之战。蒙古人在最终攻陷撒马尔罕之前，就已攻占了较小的城市和要塞。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切断了主城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二是这些较小城市的难民逃入这座最后的要塞，带来了战败与陷落城市的消息，从而打击了主城当地居民与守军的士气，也消耗了城内的资源。难民突如其来地涌入，加重了城内粮食和水储备的负担。这时蒙古人已经消灭了战场上的敌军，可以不受干扰地展开攻城战。蒙古人攻陷了外部据点与城市，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来配备攻城器械或者作为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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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总是尝试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为此，他们攻袭敌军统帅本阵使其败走。成吉思汗首次使用这一策略是在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在最初的交锋中，他没能达成目的，被击败的敌军便重整阵容而再燃战火。后来，这成了一种标准的作战程序。敌军统帅不断移动，因而无法成为他的军队重整的集结点。而且敌军为了寻找统帅，只能不停地移动。许多记载也许有些夸张地报称，敌军统帅距离蒙古人只有数步之遥。蒙古人也从其他地方获得情报，因为败逃的敌军会向与蒙古军相反的方向逃窜。蒙古人总是派出一支别动队追赶他们，而其他的部队也会被派往偏远地域。有时，这些地域是独立于蒙古人所入侵的王国的，但它们仍会在蒙古人的注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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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蒙古人不是一种军队，而是大自然的力量、上帝的惩罚与《启示录》中的末日之兆。蒙古人的敌人们面对着无法抵抗的死亡与毁灭，拼命寻找抵挡蒙古人的办法。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蒙古人改变和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战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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