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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5 章 新式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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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的崛起为草原军事带来了一场革命，他引入了严格的训练和新式的战术，创建了怯薛军校制度，并采用十进制的组织形式。1他改善了几个世纪以来传统的草原战略，使蒙古人在范围极广的战线上都能在战术、战略及行动等各个层面上保持常胜不败。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军事革命影响了其后几个世纪的军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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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战争艺术基于一个简单的要素—弓骑兵。弓骑兵的基本装备是双曲复合弓，拥有惊人的穿透力和射程。它的射程超过 300 米，不过通常用于较短距离的战斗，一般是 150 米以内。这种弓射出的箭大概可以轻松射穿锁子甲以及其他护甲。2受过良好训练的蒙古战士以 3 ~ 5 匹马相配合，可以轻松地发动一场战胜敌人的死亡之战。蒙古战士大多装备轻型护甲，但他们的护甲是以皮革或金属制成的薄甲，较锁子甲更善于防箭。尽管骑兵是自古就有的，但在将马的机动性与弓箭的火力相结合这一方面，蒙古人是最为精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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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战士主要是轻装弓骑兵，并将草原上的战术推向极致，例如包围战术和佯退战术。这些战术将他们的弓箭技巧和机动性发挥到了极致，使他们能够保持在敌人武器射程之外。像其他的草原军队一样，蒙古人逐渐接近敌人，在弓箭射程内发动进攻，通常只有在敌人阵型散乱或变弱的决定性时刻，才直接与敌人近距离交锋。通过这些战术，他们不需要依靠人数优势，而是凭借机动性、火力和计策赢得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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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常见的战术，是以一阵箭雨包围敌人，然后再以一阵箭雨打乱敌人的阵型。箭雨的目标不是单个的敌人，而是集中火力向高处放箭，使箭落向目标区域，制造出一片“死亡地带”。尽管集中火力的做法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但蒙古人在各种战争（包括攻城战）中将其效果发挥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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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将箭雨与游击战术相结合。蒙古人称游击战术为“失兀赤”（shi’uchi），与欧洲 15 至 16 世纪战争中的半回转战术（caracole）类似。蒙古军队向敌阵派出多波战士，每一波都在冲锋的同时射箭，并在与敌军接触之前退却，回转至己方阵线。他们射出最后的箭矢并退却时，距离敌军约 40~50 米。这段距离足够他们的箭矢穿透敌人的护甲，同时也足以使他们避开敌人的反冲锋。他们更换马匹，保证坐骑精神饱满。该战术常常与其他作战行动配合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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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面包抄是草原上的一种传统战术，这种战术来源于蒙古的“捏儿格”（nerge），意思是“围猎”。战士们排成环形，包围猎物，逐渐向中心收缩，密集聚拢，使敌人插翅难逃。蒙古人并不总是需要大量部队来完成这种战术。他们的弓箭技巧与机动性，使其即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也仍然能包围敌人。但凡一有时机，蒙古人就会施展捏儿格来包围敌人。一旦蒙古侦查兵与敌人接触，主力部队就会尽其所能地延展阵线，以与敌军侧翼交叠。有时阵线延展数里，才将敌军包围。包围圈逐渐收紧，向中心聚拢。随着小规模冲突的出现，侦察兵便不间断地向蒙古指挥官们传递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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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也将捏儿格用作侵略战的一部分，见于蒙古与罗斯诸公国的战争中。1237 年蒙古人攻陷弗拉基米尔城之后，派出诸万户以捏儿格的形式攻略各个城镇与要塞，包围圈长达数百英里3，并逐渐收紧。有时他们会故意在捏儿格中留出空隙，明显是让敌人由此逃走，但这实际上是陷阱。敌人在仓皇逃走的过程中难以维持纪律，经常抛弃武器以便逃得更快。蒙古人正是用这种战术，在 1241 年的穆希之战中击败了匈牙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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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战原本是蒙古人的弱项，但他们学得很快，随着他们将技师编入军队，攻城战很快便成了他们的强项。这些技师有的是征召而来的，有的则是自愿的。尽管蒙古人中便有技师，但是从整个蒙古帝国的范围而言，蒙古人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的是穆斯林和汉人技师，他们能够掌握和制造大炮以及其他攻城器械。抛石机不仅用于攻城战，偶尔也出现在阵地战中，例如在俄罗斯和欧洲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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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战向来是蒙古人的强项，使用颇为频繁。蒙古人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攻城更加有效，如果遇到抵抗便会屠城。屠城并不是肆虐嗜血，而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战术，能达到多个目的，既可以防止蒙古战线后方的叛乱，也有助于扩大宣传，并在军队的规模上造成误导。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传播谣言，将他们的残暴宣扬到极致，使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主动投降，而不是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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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使用诡计来迷惑和威吓敌人。他们点燃大量营火，将树枝绑在马尾上搅起尘土，以虚饰部队人数。蒙古人还在他们的备用马匹上放置假人，以一字纵队骑行，在远处伪装以虚张声势。另外，他们还将牛群和马群驱赶至敌军中以打乱其阵型，并趁乱进攻。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激化敌方阵营中的叛乱和内斗，谋求敌方阵营中受压制的少数派（或者多数派）的支持，以此削弱敌人。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他们穷凶极恶的名声，在环境允许的时候也会竭力将自己描绘成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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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术使他们成了一支高效而致命的军队，在战略和行动的层面上，他们成为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无敌军旅。他们使用高度机动性的战略。蒙古马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如其他军队，但它们的耐久力是无可匹敌的。而且，蒙古人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马匹。蒙古战士平均每人拥有 3 ~ 5 匹马，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仍能保持机动性。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 20 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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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发动战争之前，会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做全面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计划，并任命负责领军的将军。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利用商人来积累知识，而商人们则受益于蒙古人对商路的保护。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军队开始调动，他们按照时间表确定会合地点。尽管战争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但蒙古将军们仍然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在遵守时间表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战斗目标。这使蒙古人能够协调部署，在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地点集中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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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始于几支纵队以一定的阵型发动攻击。侦察部队掩护着进攻部队，并且不间断地向中军传递情报。通过严守预先计划好的进度，并使用侦察部队，蒙古人可以分兵进击且互为支援，遂能协同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是分兵进击，所以绵延数英里的纵队不会阻挡他们。他们利用机动性散布恐慌，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敌人无法真正做好集中兵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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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进攻的战术也与蒙古人最喜欢的对敌战法融为一体，他们喜欢在深入敌占区之前先解决战场上的所有敌人。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敌人通常会在蒙古人摧毁整个地区之前寻求与之一战。而且，侦察部队掩护之下的纵队可以收集情报，使蒙古军队能比单一部队更快地定位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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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重点关注战场上的敌军，对要塞的进攻则延迟了。当然，他们进攻时会直接攻下规模较小或者能够轻易突袭的要塞。最佳的案例之一便是花剌子模之战。蒙古人在最终攻陷撒马尔罕之前，就已攻占了较小的城市和要塞。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切断了主城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二是这些较小城市的难民逃入这座最后的要塞，带来了战败与陷落城市的消息，从而打击了主城当地居民与守军的士气，也消耗了城内的资源。难民突如其来地涌入，加重了城内粮食和水储备的负担。这时蒙古人已经消灭了战场上的敌军，可以不受干扰地展开攻城战。蒙古人攻陷了外部据点与城市，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来配备攻城器械或者作为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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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总是尝试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为此，他们攻袭敌军统帅本阵使其败走。成吉思汗首次使用这一策略是在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在最初的交锋中，他没能达成目的，被击败的敌军便重整阵容而再燃战火。后来，这成了一种标准的作战程序。敌军统帅不断移动，因而无法成为他的军队重整的集结点。而且敌军为了寻找统帅，只能不停地移动。许多记载也许有些夸张地报称，敌军统帅距离蒙古人只有数步之遥。蒙古人也从其他地方获得情报，因为败逃的敌军会向与蒙古军相反的方向逃窜。蒙古人总是派出一支别动队追赶他们，而其他的部队也会被派往偏远地域。有时，这些地域是独立于蒙古人所入侵的王国的，但它们仍会在蒙古人的注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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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蒙古人不是一种军队，而是大自然的力量、上帝的惩罚与《启示录》中的末日之兆。蒙古人的敌人们面对着无法抵抗的死亡与毁灭，拼命寻找抵挡蒙古人的办法。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蒙古人改变和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战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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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字军和中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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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时代发生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既有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十字军时代与蒙古时代的交叠，只是为当时的跨文化交流增加了另一个变数。在所有的交流之中，很少有单向的。不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新的观念或冲击，蒙古帝国也从黎凡特获得了军事知识以及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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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抛石机。对于蒙古帝国而言，标准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其基本构造是一个倒 U 形架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或者装有可燃物的容器，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发射物，就必须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抛石机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可分为几种类型。基本的设计是在杠杆一端装有一个装满石头的箱子（即配重）。如果松开配重箱，箱子下落，将杠杆另一头拉高，紧接着拉动一条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有了配重以及带索的弧度引发的速度，发射物飞行的力量变得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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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抛石机自从 12 世纪末就在欧洲和中东投入使用了，但直到 13 世纪 70 年代才传到东亚，不过在 1260 年以前，中东的蒙古军队可能已经在使用。马可·波罗试图将其传入中国并归为己功，但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是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师将这种武器带来并用于襄阳攻城战，而襄阳陷落于 1273 年，早于波罗一家抵达中国的时间。4配重式抛石机的传入，很可能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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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对十字军时代战争的影响，还表现在几个更为显著的方面。首先是蒙古大将速不台率领的偏师入侵中东和欧洲，这发生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217—1221）。在十字军围攻达米埃塔期间，军中开始有谣言称，此为传说中的东方统治者长老约翰（Prester John）或其孙大卫王（King David）的军队。更有谣言称，大卫王距离安提阿仅有数日行程。这成为影响达米埃塔战略决策的一个因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从根本上与此有关。5蒙古人在此期间出现于中东，对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还造成了另一种影响。不同于其他几次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是有着可行性战略的。在十字军主力攻打埃及的同时，其同盟军（塞尔柱突厥人和格鲁吉亚人）应当进攻叙利亚北部，以阻止阿尤布王朝的军队支援埃及。格鲁吉亚人应当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速不台的军队击败了格鲁吉亚军队—有可能是利用大卫王军队的身份影响了格鲁吉亚人的情绪。据说，蒙古人曾持着十字架进军。这个说法貌似可信，但蒙古人似乎不太可能知道长老约翰的传说，格鲁吉亚人可能将蒙古的一种大纛误认作十字架。6无论如何，格鲁吉亚人被击败了，因此无法参与十字军圣战。蒙古人的出现，使一度强大而广阔的格鲁吉亚王国进入了长达约 20 年的恶性循环。而且，由于格鲁吉亚人无法进攻叙利亚北部，阿尤布王朝军队便能进攻黎凡特的十字军诸国，从而使耶路撒冷国王布列讷的约翰（John Brienne）和他的骑士们颇为担忧，并挑起了欧洲十字军和黎凡特十字军之间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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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人越过群山销声匿迹了，但他们与十字军之间的故事并未结束。速不台入侵格鲁吉亚，缘起于蒙古人 1219 年入侵中亚，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花剌子模帝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的目标达成了。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死于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的儿子札阑丁逃到了印度，在蒙古人撤离之后才返回。然而他的出现又一次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从而引发了绰儿马罕的入侵。蒙古人在 1231 年再次击溃了札阑丁的军队，但是花剌子模的军队幸免于难。他们最终成为一支有力的地域性雇佣军，为塞尔柱人、阿尤布王朝及附近其他势力所用。他们被埃及雇用，加入苏丹萨利赫（al-Salih，1240—1249 年在位）的军队，参加了阿尤布王朝的内战，抵挡大马士革、克拉克和霍姆斯军队中的法兰克人。他们之所以急于加入埃及人，可能也与蒙古人向其地域扩张有关。随着蒙古人征服了塞尔柱苏丹国，威胁到詹新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其地域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况且此时他们作为雇佣兵的前景已然无望。他们在前往埃及的途中洗劫了耶路撒冷，该城曾于 1229 年经由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调解而还于基督徒之手，而经此一劫之后终与十字军永诀了。7花剌子模人随后加入了苏丹萨利赫的军队，在 1244 年的拉夫比战役中击败了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克拉克的联军。对于十字军来说，这是一场惨败，仅次于 1189 年的海廷之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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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萨利赫认为，花剌子模雇佣兵对所有人都构成了过大的威胁（事实也的确如此），遂与霍姆斯的君主合谋消灭了他们。蒙古人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东。蒙古征服了钦察草原，致使中东的奴隶市场上涌入了大量钦察突厥奴隶，他们随后被卖作“马穆鲁克”（即军事奴隶）。尽管是路易四世发动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引发了埃及 1250 年的马穆鲁克政变，但正是蒙古于 1258 年征伐叙利亚导致马穆鲁克苏丹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9此前，马穆鲁克仍然让阿尤布王朝的王子保有王位，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他们自己则对王位没有要求。而随着蒙古人的到来，马穆鲁克不再矫饰，将这位幼主赶下了王座。1260 年，他们的王位又因艾因扎鲁特之战的胜利而得到了巩固。后来，他们被视为“信仰的保护者”—他们在宗教领袖和学者们的支持下推广了这一形象，而这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且马穆鲁克认识到，十字军有可能与蒙古人结盟，遂协力一举消灭了全部十字军诸国—自从 1193 年萨拉丁死后，这一政策从未被执行过。马穆鲁克苏丹国对伊利汗国的蒙古人造成了持续的刺激，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于 1291 年摧毁阿迦10，成功地消灭了十字军国家。马穆鲁克通过夷平濒海要塞并烧焦蒙古前线的土地，防住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征伐。马穆鲁克趁着伊利汗国全神贯注与朮赤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交涉的时机，逐一清除了十字军以及伊利汗的附庸国（如西里西亚王国），消除了蒙古在其地域的影响。这迫使蒙古人寻求与欧洲诸势力结盟，但是欧洲人为了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常常陷入欧洲本土事务之中，或者是像教皇那样（下文将进行详解），更关心蒙古人灵魂的救赎而非军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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