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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战向来是蒙古人的强项，使用颇为频繁。蒙古人认识到，“不战而屈人之兵”比攻城更加有效，如果遇到抵抗便会屠城。屠城并不是肆虐嗜血，而是一种精心算计的战术，能达到多个目的，既可以防止蒙古战线后方的叛乱，也有助于扩大宣传，并在军队的规模上造成误导。他们利用间谍和幸存者传播谣言，将他们的残暴宣扬到极致，使其他地方的民众产生恐惧从而主动投降，而不是负隅顽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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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使用诡计来迷惑和威吓敌人。他们点燃大量营火，将树枝绑在马尾上搅起尘土，以虚饰部队人数。蒙古人还在他们的备用马匹上放置假人，以一字纵队骑行，在远处伪装以虚张声势。另外，他们还将牛群和马群驱赶至敌军中以打乱其阵型，并趁乱进攻。一旦有可能，他们就激化敌方阵营中的叛乱和内斗，谋求敌方阵营中受压制的少数派（或者多数派）的支持，以此削弱敌人。蒙古人不仅善于利用他们穷凶极恶的名声，在环境允许的时候也会竭力将自己描绘成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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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战术使他们成了一支高效而致命的军队，在战略和行动的层面上，他们成为现代社会到来之前的无敌军旅。他们使用高度机动性的战略。蒙古马的力量和速度都不如其他军队，但它们的耐久力是无可匹敌的。而且，蒙古人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马匹。蒙古战士平均每人拥有 3 ~ 5 匹马，即使其中一匹坐骑疲乏或死亡，也仍能保持机动性。机动性使蒙古人造就了一种不可复制的战争风格，直到 20 世纪机动车辆应用于军队，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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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发动战争之前，会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做全面准备，为即将到来的战争制定计划，并任命负责领军的将军。在做出决定之前，他们利用商人来积累知识，而商人们则受益于蒙古人对商路的保护。在忽里勒台大会上，军队开始调动，他们按照时间表确定会合地点。尽管战争计划是十分重要的，但蒙古将军们仍然有较大的独立性，可以在遵守时间表的同时完成自己的战斗目标。这使蒙古人能够协调部署，在一些提前安排好的地点集中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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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战始于几支纵队以一定的阵型发动攻击。侦察部队掩护着进攻部队，并且不间断地向中军传递情报。通过严守预先计划好的进度，并使用侦察部队，蒙古人可以分兵进击且互为支援，遂能协同作战。而且，由于他们是分兵进击，所以绵延数英里的纵队不会阻挡他们。他们利用机动性散布恐慌，同时出现在许多不同的战线，达到的效果就是使敌人无法真正做好集中兵力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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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路进攻的战术也与蒙古人最喜欢的对敌战法融为一体，他们喜欢在深入敌占区之前先解决战场上的所有敌人。这个目标很难达成，因为敌人通常会在蒙古人摧毁整个地区之前寻求与之一战。而且，侦察部队掩护之下的纵队可以收集情报，使蒙古军队能比单一部队更快地定位敌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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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重点关注战场上的敌军，对要塞的进攻则延迟了。当然，他们进攻时会直接攻下规模较小或者能够轻易突袭的要塞。最佳的案例之一便是花剌子模之战。蒙古人在最终攻陷撒马尔罕之前，就已攻占了较小的城市和要塞。这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是切断了主城与其他城市之间的交通，二是这些较小城市的难民逃入这座最后的要塞，带来了战败与陷落城市的消息，从而打击了主城当地居民与守军的士气，也消耗了城内的资源。难民突如其来地涌入，加重了城内粮食和水储备的负担。这时蒙古人已经消灭了战场上的敌军，可以不受干扰地展开攻城战。蒙古人攻陷了外部据点与城市，能够得到更多的劳动力，来配备攻城器械或者作为肉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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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还总是尝试摧毁敌人的指挥系统。为此，他们攻袭敌军统帅本阵使其败走。成吉思汗首次使用这一策略是在统一蒙古草原的战争中。在最初的交锋中，他没能达成目的，被击败的敌军便重整阵容而再燃战火。后来，这成了一种标准的作战程序。敌军统帅不断移动，因而无法成为他的军队重整的集结点。而且敌军为了寻找统帅，只能不停地移动。许多记载也许有些夸张地报称，敌军统帅距离蒙古人只有数步之遥。蒙古人也从其他地方获得情报，因为败逃的敌军会向与蒙古军相反的方向逃窜。蒙古人总是派出一支别动队追赶他们，而其他的部队也会被派往偏远地域。有时，这些地域是独立于蒙古人所入侵的王国的，但它们仍会在蒙古人的注意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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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人而言，蒙古人不是一种军队，而是大自然的力量、上帝的惩罚与《启示录》中的末日之兆。蒙古人的敌人们面对着无法抵抗的死亡与毁灭，拼命寻找抵挡蒙古人的办法。有些人成功了，但大多数人都失败了。蒙古人改变和影响了几个世纪以来全世界的战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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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字军和中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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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时代发生了大规模的跨文化交流，既有有意识的，也有无意识的。十字军时代与蒙古时代的交叠，只是为当时的跨文化交流增加了另一个变数。在所有的交流之中，很少有单向的。不仅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社会从蒙古人那里得到了新的观念或冲击，蒙古帝国也从黎凡特获得了军事知识以及其他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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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之一便是配重式抛石机。对于蒙古帝国而言，标准的抛石机是靠人力驱动的，设计较为简单。其基本构造是一个倒 U 形架加上一根杠杆。杠杆的一端装载石头或者装有可燃物的容器，另一端系着绳索以供拉动。如果要增加射程或加重发射物，就必须增加人手。而配重式抛石机有着更为复杂的设计，可分为几种类型。基本的设计是在杠杆一端装有一个装满石头的箱子（即配重）。如果松开配重箱，箱子下落，将杠杆另一头拉高，紧接着拉动一条长带索，带索末端是发射物。在杠杆弧度达到最大值时带索打开，将发射物抛出。有了配重以及带索的弧度引发的速度，发射物飞行的力量变得更大，造成的伤害也更大，而且可以使用更重的发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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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抛石机自从 12 世纪末就在欧洲和中东投入使用了，但直到 13 世纪 70 年代才传到东亚，不过在 1260 年以前，中东的蒙古军队可能已经在使用。马可·波罗试图将其传入中国并归为己功，但我们可以很确定地说，是蒙古人任用的穆斯林技师将这种武器带来并用于襄阳攻城战，而襄阳陷落于 1273 年，早于波罗一家抵达中国的时间。4配重式抛石机的传入，很可能加速了忽必烈征服南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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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对十字军时代战争的影响，还表现在几个更为显著的方面。首先是蒙古大将速不台率领的偏师入侵中东和欧洲，这发生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期间（1217—1221）。在十字军围攻达米埃塔期间，军中开始有谣言称，此为传说中的东方统治者长老约翰（Prester John）或其孙大卫王（King David）的军队。更有谣言称，大卫王距离安提阿仅有数日行程。这成为影响达米埃塔战略决策的一个因素，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的失败从根本上与此有关。5蒙古人在此期间出现于中东，对于第五次十字军东征还造成了另一种影响。不同于其他几次东征，这次十字军东征是有着可行性战略的。在十字军主力攻打埃及的同时，其同盟军（塞尔柱突厥人和格鲁吉亚人）应当进攻叙利亚北部，以阻止阿尤布王朝的军队支援埃及。格鲁吉亚人应当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但是速不台的军队击败了格鲁吉亚军队—有可能是利用大卫王军队的身份影响了格鲁吉亚人的情绪。据说，蒙古人曾持着十字架进军。这个说法貌似可信，但蒙古人似乎不太可能知道长老约翰的传说，格鲁吉亚人可能将蒙古的一种大纛误认作十字架。6无论如何，格鲁吉亚人被击败了，因此无法参与十字军圣战。蒙古人的出现，使一度强大而广阔的格鲁吉亚王国进入了长达约 20 年的恶性循环。而且，由于格鲁吉亚人无法进攻叙利亚北部，阿尤布王朝军队便能进攻黎凡特的十字军诸国，从而使耶路撒冷国王布列讷的约翰（John Brienne）和他的骑士们颇为担忧，并挑起了欧洲十字军和黎凡特十字军之间的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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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人越过群山销声匿迹了，但他们与十字军之间的故事并未结束。速不台入侵格鲁吉亚，缘起于蒙古人 1219 年入侵中亚，而后者的主要目标是消灭花剌子模帝国。在这次行动中，他们的目标达成了。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死于里海中的一个岛上，他的儿子札阑丁逃到了印度，在蒙古人撤离之后才返回。然而他的出现又一次引起了蒙古人的注意，从而引发了绰儿马罕的入侵。蒙古人在 1231 年再次击溃了札阑丁的军队，但是花剌子模的军队幸免于难。他们最终成为一支有力的地域性雇佣军，为塞尔柱人、阿尤布王朝及附近其他势力所用。他们被埃及雇用，加入苏丹萨利赫（al-Salih，1240—1249 年在位）的军队，参加了阿尤布王朝的内战，抵挡大马士革、克拉克和霍姆斯军队中的法兰克人。他们之所以急于加入埃及人，可能也与蒙古人向其地域扩张有关。随着蒙古人征服了塞尔柱苏丹国，威胁到詹新拉地区，在这种情况下离开其地域可能是比较明智的，况且此时他们作为雇佣兵的前景已然无望。他们在前往埃及的途中洗劫了耶路撒冷，该城曾于 1229 年经由腓特烈二世（Frederick II）调解而还于基督徒之手，而经此一劫之后终与十字军永诀了。7花剌子模人随后加入了苏丹萨利赫的军队，在 1244 年的拉夫比战役中击败了耶路撒冷、大马士革和克拉克的联军。对于十字军来说，这是一场惨败，仅次于 1189 年的海廷之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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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丹萨利赫认为，花剌子模雇佣兵对所有人都构成了过大的威胁（事实也的确如此），遂与霍姆斯的君主合谋消灭了他们。蒙古人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影响着中东。蒙古征服了钦察草原，致使中东的奴隶市场上涌入了大量钦察突厥奴隶，他们随后被卖作“马穆鲁克”（即军事奴隶）。尽管是路易四世发动的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引发了埃及 1250 年的马穆鲁克政变，但正是蒙古于 1258 年征伐叙利亚导致马穆鲁克苏丹国变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权。9此前，马穆鲁克仍然让阿尤布王朝的王子保有王位，为其统治提供合法性，而他们自己则对王位没有要求。而随着蒙古人的到来，马穆鲁克不再矫饰，将这位幼主赶下了王座。1260 年，他们的王位又因艾因扎鲁特之战的胜利而得到了巩固。后来，他们被视为“信仰的保护者”—他们在宗教领袖和学者们的支持下推广了这一形象，而这也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且马穆鲁克认识到，十字军有可能与蒙古人结盟，遂协力一举消灭了全部十字军诸国—自从 1193 年萨拉丁死后，这一政策从未被执行过。马穆鲁克苏丹国对伊利汗国的蒙古人造成了持续的刺激，与此同时，马穆鲁克于 1291 年摧毁阿迦10，成功地消灭了十字军国家。马穆鲁克通过夷平濒海要塞并烧焦蒙古前线的土地，防住了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征伐。马穆鲁克趁着伊利汗国全神贯注与朮赤汗国及察合台汗国交涉的时机，逐一清除了十字军以及伊利汗的附庸国（如西里西亚王国），消除了蒙古在其地域的影响。这迫使蒙古人寻求与欧洲诸势力结盟，但是欧洲人为了组织一次新的十字军东征，常常陷入欧洲本土事务之中，或者是像教皇那样（下文将进行详解），更关心蒙古人灵魂的救赎而非军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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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无疑还有一个难点，即蒙古曾于 1240 年入侵欧洲，蹂躏了匈牙利和波兰的天主教王国。蒙古前哨向西远达维也纳，这多半会传达这样的信息，即如果欧洲统治者们不臣服便会如何如何。蒙古人的入侵导致很多欧洲人呼吁发动十字军东征。尽管事实上东征未能实现，但是只要有传言说蒙古人正在逼近，那些已经宣誓加入十字军的人们（尤其是住在中欧和东欧的人们）便被允许改变誓言。教皇英诺森四世也寻求建立一个反蒙古联盟，以防止蒙古人进一步入侵欧洲。不过，更常出现的情况是，那些想要与蒙古作战的人们结果却殒命于波罗的海地区，或者死于条顿骑士团对普鲁士进行的季节性掳掠中，或者如同立陶宛人那样死于与条顿骑士团的对战中。11尽管如此，东方的蒙古人始终是一种威胁，尤其是朮赤汗国曾数次入侵欧洲，使很多欧洲人心中常怀恐惧。伊利汗国与朮赤汗国是相互独立的，欧洲的国王们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普通人对蒙古人仍是怀有疑虑的—他们全体都是一样的，还是互有区别？1240 年以降，蒙古人的存在使欧洲自顾不暇，因而导致黎凡特的诸拉丁王国缺乏人手。究竟有多少人出于对蒙古的恐惧而前往东方或留在家乡，我们无法推算出准确的数字，但有明确的证据表明，13 世纪以后参加十字军前往黎凡特的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的数量大幅减少。其中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但欧洲人仍对这支在不远的前线之外的强大的异教徒军队抱有深不见底的恐惧。因此，许多即将成为十字军战士的人便转移了注意力，不再启程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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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也改变了中东战争中的武器和战术。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弯刀的普及。这也发生在其他地区，但是弯刀在整个中东乃至全世界成为骑兵的首选武器，主要应该归功于蒙古人。这种趋势始于 13 世纪，到 16 世纪已经无处不在。12尽管弯刀最早是随着突厥人的到来而传入的，但当时其他民族还是更愿意保留自己的直刃长剑。不过随着蒙古人的到来，几个世纪以降，弯刀成为马背上的战士最常用的武器。弯刀对于骑兵进攻而言是完美的武器，骑兵可以一边骑行一边用弯刀挥砍并完成攻击。剑在挥砍方面效果较差，而更适合自上而下的劈砍。骑兵在攻击时可以用弯刀挥砍并继续骑行，而长剑则可能会嵌入目标之中，或造成骑兵身体摇晃，导致其失去平衡或者失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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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将中东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转型为草原战争。自从公元前 53 年帕提亚帝国在卡莱打败克拉苏（Crassus）以来，弓骑兵在中东战争中就一直扮演着决定性角色。但是，骑兵中的主力并不是弓骑兵，而是持长矛的骑兵，后者可以归类为中型骑兵。在萨珊帝国时期和阿拉伯征服时期，转型就已经开始了，直到阿拔斯王朝时期仍在进行。塞尔柱人的到来改变了这种状况，游牧弓骑兵加入了进来。不过，塞尔柱军队的核心是以亦黑塔（或提马尔）为支持的装甲骑兵。13弓箭是重要的武器，但不是他们的主武器。中东与中亚的大多数民族如加兹纳维、花剌子模和阿尤布王朝都是如此。只有在如安纳托利亚这样有大量突厥游牧人口的地区，弓骑兵才成为战场上的主宰力量，不过所有的军队中都有例外—包括十字军中的土耳克伯（Turcopole）佣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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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在中东的首要军队是轻骑兵。其中一些可能装备了护甲，蒙古人倾向于使用薄甲。即使是金属制的薄甲也较为轻便，能够保证蒙古人所钟爱的机动性。蒙古人有时也使用中型骑兵和重型骑兵，但这些部队是由亚美尼亚、格鲁吉亚这样的辅助者提供的。弓箭手令敌军各纵队元气大伤之后，蒙古人便发起冲锋，造成致命打击。历史学家们推测，蒙古人被马穆鲁克击败之后，转型为较为传统的中型骑兵。学者们推测，轻型弓骑兵无法战胜马穆鲁克，因为后者较重的护甲可以使之展开近身战，并使用冲击战术，同时他们也精熟于弓箭。14实际上，马穆鲁克士兵是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式的重型冲击部队与蒙古式弓骑兵的结合体，他们采用这样的设计是为了反击这两种战斗风格。赞成由轻骑兵转型这一观点的学者们，根据的是合赞汗的军事改革思想，反复征引的材料是选派亦黑塔与提马尔为士兵提供军费。但是鲁文·阿米泰令人信服地指出，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15前文已述，提马尔的选派主要是为军队提供财力支持，防止他们侵害伊利汗国的农民和城镇居民。真正的转型从未出现。伊利汗国的继承者们（例如札剌亦儿王朝、黑羊王朝和白羊王朝）的军队都是弓骑兵部队，而察合台汗国军队同样如此。甚至奥斯曼帝国也有大量的弓骑兵，直到耶尼切里（Janissary）禁卫步兵成为其军队的主力。萨法维人用弓骑兵开创了他们的帝国，并与奥斯曼帝国对阵。直到加农炮出现之后，游牧弓骑兵才不再主宰战场（例如查尔迪兰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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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被马穆鲁克击败让蒙古人学到什么了吗？我们必须记住的是，虽然伊利汗国的蒙古人是马穆鲁克的敌人，但蒙古人的主要敌人却总是另一个蒙古汗国—拥有游牧军队的朮赤汗国或者察合台汗国。从蒙古征战的相关史料中可见，蒙古人几乎从未被非弓骑兵部队击败过。马穆鲁克的胜利得益于以下几个因素。首先，一对一的话，马穆鲁克是更好的战士—他们的生活是以军事训练为中心的。尽管在蒙古的威胁消退以后，这种生活方式就衰落了，但即使到 1798 年至 1799 年间拿破仑入侵时，他们仍然非常剽悍。其次，马穆鲁克已经拒绝了蒙古人很多次，他们知道，一旦被蒙古人征服，自己的命运将会如何。前文已提及，他们想要剥夺蒙古人的牧场，实行了焦土政策。在有多位苏丹的情况下，马穆鲁克推崇最高领导权。同时不可忽略的是，幸运之神在战场上屡次眷顾马穆鲁克。很多战役都可以明确证明，蒙古人从未觉得自己的作战方式不如马穆鲁克，蒙古的继承者们的观点同样如此。在幼发拉底河以东，弓骑兵仍是战场上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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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与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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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的蒙古人也将德里苏丹国推向转型。蒙古人与德里之间不像其与马穆鲁克那样充满敌意，不过敌意仍然存在。早在 13 世纪 20 年代，成吉思汗征服了花剌子模帝国，蒙古人便在德里边境出现，并一直存在到帖木儿崛起时。尽管如此，蒙古人直到 1241 年才侵入德里苏丹国。此前蒙古人征服了拉合尔和木尔坦，但这些城市承认的是花剌子模帝国的主权。16札阑丁在被成吉思汗击败之后逃入印度，蒙古统治者要求穿越德里苏丹国国境进行追击。蒙古人向德里派出使臣，但我们不知道这些使臣后来的命运如何。17因为蒙古人并没有进攻德里，所以我们推测这些使臣很可能安全返回了成吉思汗处。彼得·杰克逊提出了一种假设，认为德里可能象征性地向成吉思汗与窝阔台臣服。18尽管如此，在窝阔台统治时期，蒙古将军蒙哥秃在 1236 年至 1237 年间抢掠了信德，在德里军队到来之前便撤退了。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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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从印度河平原撤退之后，德里苏丹国将其疆域扩展到了群山遍布之处。尽管蒙古人攻陷了一些城市，并多次跨过印度河进行抢掠，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们从未真正征服和占据白沙瓦以南的任何地区。20尽管如此，蒙古人的出现导致了德里苏丹国的军事转型。德里苏丹国统治者源出突厥，重视骑兵，但是印度大多数地区都不适宜养马，所以德里苏丹国拥有大量的步兵。蒙古人的机动性造成的威胁，迫使德里苏丹国寻找对策。西蒙·迪格比（Simon Digby）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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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里苏丹国在蒙古的攻击之下幸免于难，应归功于在蒙古控制之下的中亚马匹出口被切断的情况下，仍有充足的战马供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应归功于战象，战象为蒙古人所无，用于战阵之上引起了巨大的怖畏。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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