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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Colonel（retd）Keith Antonia，pers. comm.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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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Polo，Travels of Marco Polo，p. 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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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是保罗·布尔让我注意到这一词源考证，我欠他一通感谢和一瓶红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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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6 章 蒙古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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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关于蒙古帝国的故事常常被引用。供职于金朝的契丹人耶律楚材在被俘后归附了成吉思汗，并很快成为帝国的首席内政专家。耶律楚材告诉成吉思汗：“天下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之。”蒙古人必须抑制自己的暴虐倾向而施行统治，或者干脆让更精于此事的人们为他们做这项工作。这个故事也许是真的，但可能性不大。令人感到混乱的是，在有的版本中，是窝阔台而不是其父采纳了这句睿智的谏言。其次，在所有关于草原帝国统治中原的史书中，这是一个常见的比喻—一位“文明的”官员要向“野蛮人”介绍官僚制度和政府治理。不过，这确实达到了目的，即描绘出了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体系的观点。这实在是一个永恒的真理，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都是明证—征服一个国家容易，而统治一个国家太难，在摧毁了很多既有制度的情况下就更难了。此外，这个故事以及其他官员（志费尼、拉施特等人）所写的其他故事使学者们相信，蒙古人数十年间倚重于既有的政治结构，让当地专家来管理帝国的日常事务。因此，蒙古人被看作采用了“疏松管理”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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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大卫·摩根在其经典著作《蒙古人》的初版以及一篇论文中敏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谁运营着蒙古帝国？”蒙古人既带有毁灭性，也是实用主义者。因此，蒙古人运营帝国的时候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了原有的制度，他们让定居民族（尤其是畏兀儿人和契丹人）领衔管理帝国。1但是，经过几年的反馈之后，大卫·摩根教授也因指出自己的错误而闻名，这让他的学生们颇感惊愕。在 1996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他否定了自己的书、以前的论文以及其他学者多年的研究。在这篇题为《蒙古还是波斯：伊利汗国治下伊朗的政府》的论文中，他在重新解读史料之后翻转了自己的结论。2当地君主与政府结构仍然是各就其位，但是蒙古人比学者们过去认为的更加亲力亲为。最明显的证据就是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对军队和户口的分配，以及对成吉思汗诸卫士的规定和规范，巨细靡遗，这为我们了解蒙古式管理的建立提供了详细的内容。《蒙古秘史》提供的细节更多的是行政管理方面，而不是军事战术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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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蒙古式管理的始末，尚无较好的研究成果发表，主要是因为这是一个令人畏惧的题目。即便如此，我们已经相当了解它是如何运作的，以及它如何在整个帝国中看起来较为标准化。不过，蒙古人的统治风格允许存在可观的差异。接下来是对蒙古式管理的概览，它如何运作以及如何随着时间而嬗变。读者们会注意到，波斯语、突厥语和蒙古语术语比汉语术语用得多。这部分应归因于我自己在研究中使用这些语言，但是也应归因于这些语言为蒙古政府所使用。汉文史料无可否认是非常重要的，但分裂前的蒙古帝国对这种语言持有一定的排斥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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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行政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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汗位于蒙古阶层制度的最高点。尽管在理论上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他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汗需要依赖许多人，不仅要靠他们执行圣旨，而且要靠他们去“收买”其他人，以传达他的命令。汗不是独裁者，而是被推选到了汗位上，只不过投票的是数量很有限的一群人。成吉思汗即位之后，只有他的后裔才有资格登上汗位，但是选出汗之前有一个审查制度，决定此人的品质与获得支持的基础。如本书前两章中已经讨论过的，这个过程常常受到幕后拉票和恶语中伤的挑战—本质上就是现代所谓的政治博弈术。汗能够提名继承者，但是不能保证这位提名者成功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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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统治体系上层的核心组成部分是斡耳朵和媵者制度。斡耳朵是汗的宫帐。成吉思汗系的其他诸王，包括成吉思汗诸弟的后裔以及他们的妻子都有自己的斡耳朵，规模各异。因此，除了皇家的斡耳朵，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有四个斡耳朵，每个孙子也有一个规模较小的斡耳朵，以此类推。每个妻子也有自己的斡耳朵，位于自己丈夫的斡耳朵附近。每个斡耳朵配有一组日常职事人员，包括奴仆、卫士以及管理人员，这组成了媵者（蒙古语写作“inje”，波斯语写作“inju”）的一部分。3除了日常职事人员，媵者中还包括属民、土地财产和继承而来的人（如奴隶、属民和妻妾），由前任汗遗留给下一任汗。人口与土地的划分是十分重要的。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获得土地固然重要，而掌控人口则更加重要。在某种程度上，蒙古帝国的运作宛如家庭经营，属民在很多方面只是某种形式的家产。成吉思汗系的诸斡耳朵都被派到了特定的牧地（嫩秃黑），不过这些封地之间的疆界是较为模糊的。有时候，汗可能会将媵者封地分派给非成吉思汗系的人，例如行政官员、军政长官以及其他忠诚的帝国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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斡耳朵的建立，实现了蒙古扩张的几个目标。它使成吉思汗后裔及其随从散布到帝国各地，由此扩展了帝国的控制力。成吉思汗的后裔自主经营各自的斡耳朵，但仍然受制于帝国政令。在某种意义上，帝国是由成吉思汗系诸王的领地组成的，而汗便是将他们接合起来的黏合剂。圣旨来自蒙古草原上的帝国宫廷（或称黄金斡耳朵），但是正如第 2 章中所论，在个别时期，中央权力虚弱，其他斡耳朵表现得更为独立。蒙古式管理的流动性，助长了帝国的分裂趋势。由于每个斡耳朵都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所以在中央权力虚弱的时候，自治权很可能会日趋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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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管理的资源产生于怯薛之中，怯薛是汗的卫士和家臣。军事首脑的随从成为管理官府的长官，在前现代世界是频繁出现的现象。4怯薛是媵者的一部分，但又从中分离出去。怯薛最初是由成吉思汗的那可儿（nököd，伴当、随从）组成的，但即使在成吉思汗死后，怯薛执事仍然是将军和行政官员的训练场。成吉思汗在 1203 年初建怯薛，包括 70 名日间侍卫、80 名夜间宿卫和 1,000 名“作战时站在我的面前厮杀”的勇士。5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大会上，怯薛扩大为 10,000 人，包括 1,000 名宿卫、1,000 名豁儿赤（箭筒士）、7,000 名侍卫以及 1,000 名勇士。6在战时，多数怯薛通常护卫汗的宫帐与皇室。怯薛人数的急剧增长，也将新统一的蒙古草原与后来纳入蒙古帝国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臣属地的统治者将他们的儿子和弟弟送到怯薛中服务，这些人便成了汗身边的质子，汗对他们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同时，汗也能够了解这些人，评判他们的资质。因此，如果某个统治者不遵从汗的意愿，汗就可以将他赶下宝座，从怯薛中找一个已经与汗建立起个人纽带关系的质子取而代之。不仅如此，这些质子在担任怯薛的年头里培养起了对蒙古帝国的极度忠诚，他们在回到自己的故乡之后便会协力巩固蒙古的统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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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汗都组建自己的怯薛，不过在窝阔台之后，至少部分怯薛成了汗位继承者手下卫士的核心，证明了其延续性和平稳过渡。汗通过建立自己的怯薛，以确保他们不会成为干预选汗的禁卫军。这让汗可以为这支部队打上自己个性的标签，由于怯薛成员不仅仅是卫士而已，因此这一点非常重要。在不当值的时候，怯薛管理的是家庭事务，包括照管畜群、做饭、供酒、为汗拿杯子等。这些仆役劳动让怯薛丹（keshikten，怯薛的成员）保持了谦卑低下的地位，也让汗和非成吉思汗后裔的怯薛长们可以评判其性格特点。怯薛伺候汗的饮食，为汗看管私产，于是汗可以逐渐了解每一个人，培养某种程度的信任，从而在怯薛与汗之间建立起稳固的纽带。关键的因素在于，因为他们曾担任怯薛，向汗表明了自己的忠心，作为回报，汗了解了他们的能力，从而能将怯薛执事以外的军事或行政方面的合适工作委派给他们。为了维持这种纽带关系，怯薛成员经常在离开汗廷并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军政官员以后，又回到怯薛中来完成他的执事。8帝国的代理人前往遥远的斡耳朵去执行命令时需要汗的支持，因为他们的出现经常会侵入地方上诸王的权力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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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的分裂，其他主要的诸王也仿照成吉思汗的模式建立自己的怯薛。忽必烈实际上将自己的怯薛增加到了 15,000 人，不过后来又缩减到了 1,000 人以内。9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大怯薛长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尤里·沙米洛格鲁（Uli Schamiloglu）称这些人为“哈剌赤伯”，并探讨了他们在朮赤汗国及其各继承国（尤其是克里米亚汗国）的影响力。尽管汗总是需要将军和诸王们“买账”，但随着哈剌赤伯的形成，其一致意见实际上阻碍了汗的设计，他们经常需要签署命令以确认其合法性。10哈剌赤伯的利益多久才会达成一致并不确定，但是这成为对汗的权力的一种检验。在从根据个人品质委派职位到根据家族出身委派职位的过渡中，这种检验成了其中的一部分。某些家族世代继承某个职位，并最终积聚了权力。伊利汗国的一个继承国札剌亦儿王朝，便演生自其统治者的哈剌赤伯地位。在中亚，帖木儿的部族巴鲁剌思部也出身于怯薛长家族。帖木儿崛起的原因并不是巴鲁剌思部的威望，但是其社会关系肯定对帖木儿有所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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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吉思大交换的背景之下，这个制度对后蒙古时代的世界产生了显著的影响。成吉思汗后裔诸王散布于整个欧亚大陆，这有助于保持这一血统的特权，以及只有成吉思汗后裔才能使用汗号这一理念的维系。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了 17 世纪。不仅如此，怯薛制度以及后来的哈剌赤伯继续成为后继国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只是哈剌赤伯的具体影响和权力根据时间和空间而有差异。1550 年的克里米亚汗国与 1370 年的伊朗的常态不一定相同。无论如何，怯薛的这些衍生物形塑了蒙古帝国的社会政治与军事文化。尽管史料中对于元朝怯薛在蒙古本土扮演的角色未着一辞，但是怯薛在那里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正如艾骛德（Christopher Atwood）所指出的，蒙古人的身份认同带有怯薛职分的标记，例如科尔沁部（Khorchin）来自豁儿赤（qorchin/khorchin），卫拉特的分支土尔扈特部（Torghud）源于日间侍卫（turgha’ud），而内蒙古的克什克腾旗（Kheshigten）则显然源于怯薛（keshik）。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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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斡耳朵的诸王管理着他们的媵者封地与属民，帝国中还包括一些被称为“答来”（意为“大海”）的土地和其他地区。后者是主动臣服于蒙古的地区，因此保留着当地的统治王朝。在所有的答来和其他地区之上，存在一个以蒙古为根基的统治结构，其下则纳入了帝国层面、区域层面和地方层面的元素。蒙古帝国是一个征服王朝，随着其不断扩张而持续纳入新的地域和人民。蒙古人使用军事和民事的双重管理体制。起初是由军队统治新征服的地区，随着当地的稳定和帝国的继续扩张，这些地区便转变为民事管理，不过很难说当地人民能否辨别其中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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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倾向于管理人口而不是土地，不过后者可能也存在。千户是蒙古人使用的第一个组织工具。12它不仅是蒙古帝国的军事组织，也是征收赋役的单位。以千户为单位对于注重十进制的蒙古人来说非常有效，随着帝国的扩张，千户还造就了更加成熟的统治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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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统治新获地区的一个关键制度是探马。13从管理的角度而言，蒙古人最初考虑的是为军队调动人力，以及获得物品以奖赏参与抢掠和战争的人。在伊朗的绰儿马罕军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而据格里哥尔·阿堪赤（Grigor of Akanc）记载，拜住辖下驻守阿塞拜疆的蒙古军也是一支探马。14探马总是建立在帝国边缘的游牧与定居文化的交界地带，因此可以发动进一步的进攻，将蒙古的影响力扩展到边界之外。15探马的成员被称为“探马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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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边境的稳定，探马便不再是一种有效的行政结构了，因为它最初主要是为军事目的而设立的。各地从军事到民事行政的转型步调不同，但最终都完成了这一转型。这种转型是一种进步，但探马赤们并不总是愿意离开自己的职位，因为他们当中有的已经在此位上盘桓多年。无论如何，他们最终还是移位了。随着地方权力的转型，达鲁花赤（地方长官）在必阇赤（书记官）的陪同下来到了各地。最终，一位蒙古语中称为“也可札鲁忽赤”的大断事官取代了探马的首领。16他们的职能以收税和解决地方纠纷为中心。在征伐阶段，以千户的方式管理被征服地区是有效的，但是随着帝国的需求和目标的发展，行政制度也发展了。民事管理产生了，其目的不仅仅与军事有关，同时也与统治被征服地区有关。许多地位很高的达鲁花赤和也可札鲁忽赤都出自怯薛，他们与汗之间的纽带保障了其权力；他们向汗汇报情况，这使其即使与其他贵族相比也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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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民事管理官员的各种专名，让我们更加难以理解蒙古人是如何运营其帝国的。通观史料，有几处提到了三个头衔。史书中经常提到这些专名，但未给出进一步的解释，现代学者一直在努力地定义它们。首先面临的一个难题就是，每个专名都源于一种不同的语言，“达鲁花赤”来自蒙古语，“巴思哈”（basqaq）来自突厥语，“沙黑纳”（shahna）来自波斯语。第二个难题是这些专名在有的地方似乎是同义词，而另外的史料却表明它们有着不同的含义。最后一个难题是，它们的含义随着时代不同而有所演进和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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