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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Allsen，Mongol Imperialism，pp. 147-148；Morgan，The Mongols，p. 101；Bayarsaikhan Dashdondog，The Mongols and the Armenians, 1220-1335（Leiden，2011），pp. 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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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7 章 宗教与蒙古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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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种世界性或者普遍性宗教与一种传统的宗教接触时，传统宗教的追随者出于自愿或者被迫，通常都会皈依。而 13 世纪的蒙古人在历史上是反常规的。从表面上看，这可能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蒙古帝国实行一种宽容的宗教政策—这在前现代甚至现代都是罕见的。如果更加近距离地观察这一现象，那么蒙古人的宗教宽容政策可能就不是独一无二的了。彭晓燕指出，哈剌契丹帝国也实行宗教宽容政策。确实，宗教宽容在内亚的诸帝国中有着悠久的传统，可能是因为这里常常成为多种宗教体系交汇的十字路口。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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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将蒙古看作内亚诸帝国中最为慷慨和最为重要的一个，因为蒙古人将宗教宽容的做法从内亚带到了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即使一种宗教（例如景教）对蒙古帝国上层造成了可观的影响，但它对蒙古人对其他宗教的观点则并没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蒙古人对所有宗教都保持了极大的宽容。他们在帝国建立后的最初几十年中是信奉萨满教的，但并没有一部阐释性的宗教经典来传授训诫、描述独有的世界观或强调死后的世界。传统的萨满教关注直接影响天命和与疾病、灾难等现实生活相关的灵物。死后的世界与天界非常相似。个人灵魂的救赎是不存在的，例外的情况是人的灵魂会被恶灵盗走。在天界，灵魂是必要的，但是在死后的世界，人只是一种精灵，不必担心受到永恒的诅咒。2因此，蒙古人“对任何形式的宗教行为和仪式都很开放，这些都可能帮助他们立刻成功地实现需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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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与帝国全境的宗教团体都建立了关系。如前文所述，他们这样做有多重理由。基本的原因是策略性和实际性的，与宗教领袖的合作减少了被征服者的敌意和反叛的威胁。在蒙古人入侵时，如果一城投降，其宗教建筑往往能够幸免于难。当然，如果一城拒绝投降，那么便无人能够确保平安。不仅如此，大汗还要求僧侣为自己祈祷。4当地人常常将此解释为蒙古大汗皈依了他们的宗教，而蒙古人这样做并非出于对所有宗教的敬意，这仍然与蒙古人的现实政治策略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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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蒙古宗教畏惧超自然的报应，避免触犯精灵，因此尊重所有宗教的仪式，将精灵纳入祈祷词中是避免触犯其灵力的一种方式。不仅如此，将精灵纳入祈祷词中也显示出大汗权力的正当性，因为这得到了地方宗教精英的正式支持。将统治者的名字纳入伊斯兰教的礼拜五宣讲（khutba）中，是一种使用了几个世纪的宣示统治者正当性的做法。在其他宗教中也有类似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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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除了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还尝试维持帝国内部各教派之间的和平。这不应归于博爱的理想，而是一种策略需要。蒙古将军哲别追击乃蛮首领古出鲁克入中亚时，那里的穆斯林将他视为解放者并欢迎他。因为在佛教徒古出鲁克的统治之下，当地穆斯林受到迫害。正如彭晓燕所揭示的，这种压迫较少出于实际的宗教动机，而是来自古出鲁克的世俗政策，这被视为宗教偏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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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别率领蒙古人击败了古出鲁克，但这并未导致对佛教徒的迫害。蒙古人对卷入宗教争端没有兴趣。哲别下令，所有人都应遵从自己祖先的宗教，不应为了信仰而迫害他人。6蒙古人都为了政治目的而处理宗教问题，而对教义本身没有多少兴趣。他们的政策造成的事实是，每个人都有信奉自己宗教的自由，但是如果这威胁到了帝国的稳定或蒙古的地位，蒙古人便不羞于动用暴力。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一个宗教宣称其神力凌驾于全世界之上，因为这与他们宣称的对世界的主宰相抵触。7这随着成吉思汗、蒙古帝国以及被称为“腾格里主义”（Tenggerism）的宗教性征服意识形态的崛起而产生。8在这种意识形态中，“腾格里”（Tenggeri，即“天”）授命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统治大地，藐视他们就是藐视天意。我们不知道成吉思汗本人是否真的相信这一点，但他的征伐更像是回应性行为，而不是下定决心要征服世界。而窝阔台则似乎将腾格里主义放进了心里。腾格里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是蒙古人独有的，其他人不可能向它皈依。确实，它允许其他宗教存在—作为帝国的臣属，且不能挑战蒙古人的权力。如此，只要其他宗教的僧侣不去阻碍天意，蒙古人就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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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蒙古帝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其他的政权自然会想要跟它建立某种联系，甚至想要使它皈依自己的宗教。基督教世界也不例外。自从长老约翰的传说出现以来，西欧一直在寻求一支东方的基督教同盟来对抗穆斯林。最初，许多人以为蒙古人就是长老约翰的军队，但是在蒙古人入侵匈牙利之后，欧洲人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不过，这并没有阻止他们继续梦想蒙古的大汗会皈依基督教。据谣传，如撒里答（拔都之子）这样的蒙古诸王以及一些公主和皇后都是基督徒，教皇有理由相信蒙古人可以皈依。9教皇像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相信，如果统治精英皈依了，民众便会紧随其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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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希望让蒙古人皈依，并且着实担心蒙古人会攻打基督教世界，所谓的“蒙古使团”便出现了。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出数位教士，带着书信向蒙古进发。书信中包含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申斥蒙古人对基督徒的攻击，并告知他们如果不住手就会面临上帝的惩罚。11第二部分是描述天主教的教义和蒙古人应该皈依的原因。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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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教皇英诺森四世怀着良好的意图，但是这些传教的尝试皆以失败告终，主要是因为教皇以及其他欧洲人可能都不太了解草原上的外交和蒙古人的实力。贵由对英诺森四世的回信以简短、清晰和语气凶恶而著称。贵由回信的核心内容便是，蒙古人已经征服了所有对抗和不肯臣服于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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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命令我们消灭他们，将他们交到我们手上。如果不是天如此做，人怎能办到？你们西方人相信自己独为基督徒，而他人非也。你们如何知道天将降恩于何人？我们崇拜上天，以天之力，从东到西，摧毁大地。若非天之气力，人如何能做到？……如果你们不相信我们的话，不遵守长生天的命令，不听从我们的忠告，我们将确认你们意图开战。其后果我们不知道，只有天知道。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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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收到贵由的回信之后，又发出了第二封信，声明自己无意开战，只是寻求救赎蒙古人的灵魂。不幸的是，他也从根本上破坏了自己的怀柔企图，因为他坚持说蒙古人有遭到上帝惩罚的危险。相当清楚的一点就是，英诺森四世徒劳无功，因为这一说法无法动摇蒙古人，他们相信天是站在自己一边的。而且在蒙古人的眼中，教皇并不是上帝在世上的唯一代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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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是唯一一位试图与蒙古人达成某种和解的基督教领袖。法国国王路易四世也派出使节，前往蒙古大汗处寻求结盟，以共同抗击穆斯林。这些使节也失败了，因为蒙古人将他们看作向蒙古臣服和纳贡的人。15事实上，蒙古人有充分的理由将路易四世的使团看作臣服的象征；路易四世为夺回基督教圣地而付出了全部的热情和努力，但是他的失败远远多于他取得的微小胜利。在蒙古人看来，路易四世向他们表示臣服以获得帮助来对抗他的敌人，尤其是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1248—1250）失败之后，这是很合乎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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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督徒向蒙古人传教的早期尝试，或者至少是与他们拉近距离的努力，都是十足的失败。这可能主要应归咎于教廷对其他宗教的态度。西欧尽管卷入了十字军东征，但与世界上其他地区相比仍然是一种闭塞的文化。欧洲人的思维模式在整体上比驻圣地的法兰克人、与之敌对的穆斯林甚至已经处在蒙古人统治之下的罗斯人都更加闭塞。除了与东方的东正教以及西班牙和西西里的伊斯兰教相邻的边境居民，欧洲拉丁人与其他文化没有足够的接触，尚未认识到文化交流中的隔阂，不论是宗教、外交还是其他方面。西欧人倾向于认为自身高于所遇到的其他任何族群、文化和宗教。教廷痛斥穆斯林君主不允许基督教传教士在其领地内传教，但是教皇英诺森四世并不认为这种禁令应该是相互的。16因此，天主教的传教士和教皇们蔑视土著风习，认为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走上了歧路。这也导致他们在试图将蒙古大汗引向天主教信仰的同时，也向蒙古人发出了上帝惩罚的警告。对于西方人而言，只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天主教，此外别无他路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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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这条路一定是笔直且狭窄的。教皇英诺森四世确实尝试了减缓对异教和异端用兵。1245 年，他发布了教皇训谕，与教皇格里高利九世（Gregory IX）于 1235 年发布的训谕类似，为促进传教而授予了传教士以特别权力。17其中最重要的四项特权是：有权在任何地方聆听忏悔；免于被开除教籍之罪；允许在各种不规范的仪式下皈依；在基本上不偏离天主教道路的情况下尽可能简单地实现皈依。此外，训谕中还包含了一个列表，其中列有 18 种人，包括各种族群和教派，都被设定为传教的目标。可以想见，鉴于蒙古帝国幅员辽阔，这 18 种人多数都住在蒙古控制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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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有了这些新的特权，天主教传教士也没能对蒙古人造成影响。西方人视野狭隘，自视甚高，这可能对他们的传教活动造成了最坏的影响。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的存在没有任何助益，因为他们为蒙古人展示了基督教的一种样式。尽管蒙古人当中有一定数量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即景教徒），但是蒙古的汗们总体上对他们不太尊崇。18而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整体上对于各种文化及其融合的态度更加开放。休斯顿（G. W. Houston）写道：“聂思脱里派的传教活动大概不抱有这些（与天主教一样的）偏见，（聂思脱里派基督徒）自由地将地方宗教的风习纳入其教派之中。”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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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赞诺夫（Anatoly Khazanov）对于教廷到蒙古传教的失败有另外一个相关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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窃以为，他们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与他们宣称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有关。游牧统治者担心，皈依基督教将威胁到他们的独立性。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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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位学者的观点都是正确的，至少是部分正确的。如休斯顿所揭示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相对于天主教徒确实有一个优势，即他们的教派融合性更强，能够接纳各种文化。不仅如此，如哈赞诺夫正确观察到的，聂思脱里派基督徒没有像教皇在欧洲那样，在蒙古人之上建立任何神权。另一方面，我必须反对哈赞诺夫提出的蒙古统治者担心皈依天主教将导致失去独立性这一观点。有很多证据表明，蒙古人不会容忍任何对他们权力的威胁，不论来自世俗势力还是宗教人物。成吉思汗处死了帖卜腾格里，就是因为这位强大的萨满试图掌握政治权力。21蒙古人终结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因为哈里发至少在理论上能够得到神权和世俗权力。鉴于教廷试图将自己置于世俗统治者之上，如果蒙古人侵入罗马，那么教皇大概会遭遇与哈里发相同的命运。不过，种种事件令教皇相信，自己能够让蒙古人皈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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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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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理解，为什么很多基督教传教士误认为蒙古帝国皈依的条件已经成熟。蒙古草原尽管在多数时代都不处于东西方交通的主路上，但即使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前也并不是与其他宗教隔绝的。在约 1009 年，传教和商业的联系逐渐使蒙古草原中央的克烈人皈依了景教。这一年，巴格达的聂思脱里派主教收到了木鹿城主教阿卜迪朔（Ebedyeshu）的信件，信中称克烈人需要牧师和执事去施行洗礼。皈依者的确切数目不详，但是一般认为有 20,000 名克烈人。22很多乃蛮人、蔑儿乞人和汪古人也皈依了，不过是基督教与萨满教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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