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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廷无法满足协议中的条件，例如对埃及的马穆鲁克发动进攻，这样一来蒙古人就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了。教廷还面临着其他的问题。即使在蒙古人看起来对基督教空前地兴趣盎然时，前往蒙古人地盘上的基督教传教士也仍很匮乏。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马可·波罗家族。当波罗兄弟于 1269 年从忽必烈大汗的宫廷回来时，他们带回了大汗给教皇的信件。忽必烈要求教皇派 100 名有教养的人来教他基督教的教义。教皇只派出了两名传教士，他们刚到蒙古人的地盘就返回了。29我们不能完全怪罪这两名传教士。有很多故事和流言说蒙古人是歌革（Gog）和玛各（Magog）30之子，来自地狱，也有很多关于蒙古人行径的传说。因此，前往蒙古人控制的地区并居留数年，对于任何预期的志愿者而言都是令人畏惧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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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教皇在与伊利汗的通信中经常只谈皈依，遣使送来的信中解释了基督徒对于统治者的教化。1291 年，教皇尼古拉斯（Nicholas）遣使去见伊利汗旭烈兀之子帖古迭儿，后者的洗名也是尼古拉斯31。32在这封信中，教皇尼古拉斯警告帖古迭儿，在使其他人皈依基督教时，他不应显著改变其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特别警告了服饰的改变，这将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改变，会引起皈依者与其他人之间的冲突。尼古拉斯与之前的几任教皇不同，他认识到让皈依者既为蒙古人亦为基督徒（而非只是基督徒）是十分重要的。33然而不幸的是，对于基督徒而言，这种认识来的太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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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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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没能让蒙古人皈依，而伊斯兰教却做到了。不过，伊斯兰教最初也像天主教一样，没能让蒙古人改宗。于阗的穆斯林将蒙古人视为帮助他们摆脱宗教压迫的解放者，而当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帝国时，穆斯林（以及基督徒）大多将其视为上帝对他们原罪的惩罚。蒙古人的确是灾祸，为许多穆斯林带来了信仰危机。自从 632 年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建立乌玛（‘umma，穆斯林公社）以来，持续扩张的伊斯兰世界在异教徒军队的杀戮之下骤然缩小。不过，一些苏非教团将蒙古的入侵看作上帝的裁决—惩罚那些处死苏非（Sufi，意为“真主之友”）的不公正的统治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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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蒙古帝国分裂之前，很少有蒙古人皈依伊斯兰教。我们所知的第一位蒙古人穆斯林，也是在蒙哥汗去世之前最重要的一位，便是朮赤之子别儿哥。所有穆斯林史料都一致记载了别儿哥的信仰，非穆斯林史料如果没有直接说明他的信仰，则也支持这一观点。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不知道他在何时成为穆斯林，史料表明他幼时便是穆斯林，在登基为朮赤汗国的统治者时便公开宣布了自己的信仰。35暂且不论他何时信奉了伊斯兰教，所有史料都一致记载他的皈依是缘于一位库布拉维教团的苏非谢赫·赛甫丁·巴哈尔兹（Shaykh Sayf al-Din Bakharzi）的努力。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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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别儿哥为楷模，其他人也逐渐皈依了伊斯兰教，最早的几位是别儿哥的兄弟秃花帖木儿、别儿哥彻儿以及别儿哥的妻子彻彻格哈敦。非成吉思汗后裔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尽管确切的数目不清楚，但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军民及官员的比重是相当可观的。37尽管如此，1257 年别儿哥即位之后，朮赤汗国并没有一夜之间骤然变为一个穆斯林国家。尽管别儿哥的继承者脱迭蒙哥也是一名穆斯林，说明伊斯兰教在最高层有所延续，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支持朮赤汗国内部伊斯兰教发展的多数史料都是马穆鲁克史料。马穆鲁克苏丹国自身的合法性很不稳固，它可能会夸大伊斯兰教的传播，为其与异教国家建立同盟和外交关系提供合理性。德威斯（Devin DeWeese）教授指出，很多宣扬皈依伊斯兰教的说法，更像是一个从其他群体那里获得利益的工具，在朮赤汗国是如此，在其以外尤其是马穆鲁克苏丹国也是如此。38的确，脱迭蒙哥没有采用阿拉伯名字，表明尽管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兴趣在增长，但它并未被统治者的支持者们普遍接受。脱迭蒙哥和别儿哥没有改名，也没有增加伊斯兰元素，表明伊斯兰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他们认同的一个次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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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尽管伊斯兰教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很难说它在朮赤汗国的蒙古上层社会之外有多么重要。当然，伊斯兰教至少在成吉思汗时期就已经为蒙古人所熟知，成吉思汗在统治初期就已经与穆斯林商人做生意了。在 1206 年至 1260 年间，蒙古人并没有什么信奉伊斯兰教的动力。蒙哥在其统治期间，对中东发动了新的攻势。鉴于蒙古人采取宗教宽容政策，他们对于毁灭伊斯兰教并没有真正的兴趣。但是，有两支伊斯兰教势力不承认蒙古人的统治，从而触动了蒙古人敏感的神经—一支是伊朗的属于什叶派的尼扎里亦思马因派，另一支是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在摧毁了这两支势力之后，蒙古人更没有什么理由皈依伊斯兰教了，因为上天显然站在蒙古人一边。不仅如此，如果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或者蒙古帝国的其他地区已经广泛传播，那么蒙古统治者后来的皈依也就不那么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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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分裂之后，伊斯兰教在朮赤汗国之外也有稳定的发展。1295 年，伊利汗拜都公开皈依伊斯兰教，只是他从未公开祷告或斋戒。他的宣言可能只是为了赢得那些穆斯林或者治下有穆斯林的蒙古和突厥首领的支持。伊利汗合赞奉伊斯兰教为国教，可能也是因为其民众已经成了穆斯林。39即使合赞汗的皈依像表面看来那样虔诚，奉伊斯兰教为国教也反映了这一事实，但这仍然是国家政策的一次根本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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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宗教宽容政策，伊利汗国的一些宗教群体（主要是基督徒）认为伊利汗偏爱他们—可能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受到迫害。而合赞汗的统治显然使伊斯兰教成为最受偏爱的宗教。佛教寺院遭到拆毁或改作清真寺，其中一些寺院建于旭烈兀统治时期（1260—1265）。景教徒遭到处刑，只有其他基督徒（如亚美尼亚人）所受冲击较少，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占大多数。这一切也并非毫无征兆。最激进的信仰卫士常常是那些刚刚皈依的人，暴露出自证虔诚的深层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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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赞汗的统治下，伊斯兰教逊尼派和流行的诸苏非派最受欢迎。完者都汗在位的短暂时期（1304—1316）则是例外。他于宗教无所不爱，在不同的场合可以是基督徒、佛教徒、伊斯兰教逊尼派追随者或者什叶派穆斯林。身为什叶派穆斯林的他，迫害逊尼派穆斯林。他的继承者不赛因（1316—1335 年在位）则回归了对伊斯兰教逊尼派的偏爱。皈依伊斯兰教意味着广为传布的来自蒙古传统的宗教宽容政策走向了终结，其他信仰者仍被视为吉玛，继续实践着他们的信仰。这也意味着蒙古人成了艺术的赞助者，尤其是波斯风格的艺术。不仅如此，伊斯兰教在整个伊朗更加普及，很多佛教徒离开了，其他宗教在社会和法律地位上显然处于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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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朮赤汗国是蒙古诸汗国之中最先出现穆斯林统治者的，但它是第二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伊斯兰国家的蒙古汗国。直到 1313 年月即别汗皈依，伊斯兰教才成为主导性宗教。自视为穆斯林的游牧人口数量不断增长，但很多精英反对月即别汗将伊斯兰教的教法“沙里亚”（shari’a）置于成吉思汗的札撒之上。40月即别汗主要依靠普通教徒的支持平定了他们的叛乱，但无论如何，这表明放弃传统信仰并未得到所有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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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札撒和沙里亚之间找到平衡，对所有的统治者而言都是一种挑战，也显示出宗教宽容的局限性。一个核心问题可能就是关于一餐饭。蒙古传统的屠宰习俗是在牲畜胸部开口，伸手入内切断心脏或主动脉，让牲畜死于内出血，将血留在体内。这样做是为了不浪费血，用于制作血肠等食物。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蒙古的习俗是不让血流到地上，因为按照萨满教信仰，这样可以困住灵魂。然而，犹太人和穆斯林实行洁食（kosher）或清真（halal）之法，切断牲畜的颈部大动脉并将血放干，在这一过程中和食肉时都要祝祷。这两种习俗显然无法调和。蒙古帝国在全境曾多次禁止清真法，常常导致对穆斯林的迫害浪潮，这可能是因为汉人或者其他人嫉妒穆斯林在行政和商业领域不断增长的势力。41这些事件可能也反映出蒙古人对于将其他法律制度纳入其自身政治体制时的挣扎。同时，这种矛盾使境外的人十分不满，他们不接受蒙古人的皈依，因为蒙古人总是不接受穆斯林法。其中最激烈的攻讦者是伊本·泰米叶，他不断地诅咒蒙古人，号召反抗他们。而且在他看来，蒙古人并不是穆斯林，他宣称他们应该被杀死，那些与他们做生意的人也应该被杀死。42这一问题部分与让蒙古人皈依的那些人有关。在伊本·泰米叶等人看来，苏非们的融合做法并不纯粹，他们不是穆斯林，因此蒙古人也不可能是穆斯林。尽管马穆鲁克苏丹国将伊本·泰米叶封禁，但是他的学说确实间或拥有追随者，其中便包括今天的一些极端分子。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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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皈依伊斯兰教则较晚。尽管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在河中地区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察合台汗国的其他地区仍然保持着传统的信仰—萨满教和佛教。我们的确很难说，察合台汗国是否完全变成了一个穆斯林国度。当然，14 世纪时的河中地区已经成为伊斯兰地区，但是其他地区就不清楚了。答儿麻失里皈依伊斯兰教通常被看作一个转折点，但是迟至 1339 年，也孙铁木耳仍在保护佛教寺院。44无论如何，答儿麻失里由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可能是为了赢得穆斯林商人的支持，以沟通中亚的市场。不过，如前所述，这一地区并没有完全皈依。蒙古精英最终杀死了答儿麻失里，因为他试图以沙里亚取代札撒。他的继承者们甚至将清真寺改成了佛寺。河中地区的西部与伊斯兰化的朮赤汗国和伊利汗国之间有频繁的联系，东部则与元帝国的佛教世界之间有更多的交往。尽管河中地区长期与伊斯兰地区有交往，但是其全面伊斯兰化直到帖木儿时代才开始推进。艾鸿章（Johan Elverskog）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即察合台系统治者由于地理位置原因而并没有完全皈依伊斯兰教。他注意到，郊野和城镇之间的对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中亚的伊斯兰教更像是一种城镇现象。45苏非们当然没有进入草原，而伊斯兰教最成功的地方也是在城市，清真寺和经学院体系以及公开虔信行为在那里最具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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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蒙古和突厥游牧人口的皈依，蒙古征服也带来了伊斯兰教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就是宗教权力和文化的中心从巴格达迁移到了其他地方。随着巴格达在 1258 年的陷落，学者、教法学家和其他乌里玛成员纷纷逃往别处（主要是开罗）。这是自 1219 年蒙古人进入伊斯兰世界以来的最后一次大逃亡。结果，开罗和德里成了伊斯兰世界中新的文化和宗教中心。麦加和麦地那仍然是朝圣的中心，而开罗、大马士革和德里（全部位于蒙古帝国之外）则成为所有学者的教育中心和目的地。前两座城市位于马穆鲁克苏丹国境内，而后者则是与之齐名的德里苏丹国的首都。它们的合法性都来自抵御蒙古人，因此成为信仰的守护者，同时也得益于资助宗教精英建造清真寺和经学院。因此，开罗和德里不仅是政治中心，也分别成为伊斯兰世界西部和东部的宗教、文化和教育中心。众多有学识的人物、文学家和宗教权力的到来，使德里从军事阵营转型为一个复合型大都市和知识中心。与此同时，按照罗斯·敦恩十分贴切的说法，巴格达“降格为一个省级商业城市”。46确实，罗斯·敦恩将开罗的大规模人口部分归因于来自蒙古征服地区的难民。47其他的因素还包括，它是马穆鲁克苏丹国的首都，也是地中海和红海之间的贸易枢纽。开罗的宗教中心地位，缘于伊利汗合赞在 1299 年至 1300 年间入侵叙利亚时洗劫了大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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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仍然身处其外，至少在逊尼派穆斯林眼中是如此。奇特的是，在完者都汗统治伊利汗国时期，由于他对什叶派的偏爱，什叶派穆斯林开始接受蒙古人为合法统治者。而在蒙古帝国之外，很多人拒绝接受蒙古人的皈依，无论是逊尼派还是什叶派。最终，蒙古人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与二者刚刚接触之时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不同。蒙古人并未终结伊斯兰教，而实际上扩展了其范围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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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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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人在西夏和吐蕃就已初次接触了佛教，但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以前，蒙古人对佛教从未有过任何真正的爱好。当然，个别蒙古人可能对它有兴趣，但这对他们来说是另一种宗教。无论如何，哈剌和林有着西夏佛教教派和其他教派的寺院。藏传佛教和汉地禅宗的高僧像许多其他宗教的领袖一样，启程去见成吉思汗。48其中一次这样的会见使禅师海云被赐予了统领中国佛教的最高权力，后来又得到贵由和蒙哥两任大汗的重申。窝阔台也在 1229 年赐予佛教徒（及道教徒）以免税权，对此，萨迦斯特（Klaus Sagaster）写道：“这是政治重要性的体现，因为在金朝末年，佛教徒就深受处于优势地位的儒士的偏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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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直到 13 世纪 40 年代才获得了影响力，不过蒙古人肯定是通过西夏的藏僧接触到的。接触的增多始于窝阔台之子阔端（1206—1251 年在位）征服吐蕃，导致一些寺院遭到破坏，数以百计的僧侣丧命。在征服过程中，他的统帅朵斡耳答50遇到了一些教派的代表，他建议阔端邀请一位宗教领袖到他的营帐中去。阔端决定邀请萨迦派的班智达（pandita）贡噶坚赞（Kun-dga’-rgyal-mtshan，1182—1251）。51这次会见可能带有一些宗教底色，但阔端的主要目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藏传佛教诸派的领袖拥有极大的宗教和世俗权力，因此蒙古人召见萨迦班智达扩展了蒙古对吐蕃的控制。但这并不是说，萨迦班智达是被动地入质。他利用这一机会在阔端帐下传教，并发挥他的医术，这也成为佛僧与蒙古人建立关系的另一条途径。而且，他入侍阔端使萨迦派成为吐蕃的主导性教派；在蒙哥汗时期，萨迦班智达被赐予了在吐蕃所有佛教教派之上的权力。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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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的西部，佛教扩张到了伊朗。几个世纪之前，伊朗东部原已有佛教，但差不多快要消失了。佛教也通过西辽进入了草原，西辽于 1218 年被蒙古吞并。在蒙古扩张前夕，随着加兹纳维王朝和古尔王朝的进击，佛教在印度北部和阿富汗日趋衰落，许多高僧大德逃亡吐蕃。吐蕃是日益流行的密宗佛教的中心，在蒙古治世的保护下，密宗自然而然地传出吐蕃、西辽和河西走廊。波斯史书中常载佛教徒迫害穆斯林的故事，表明了佛教徒的普遍存在。53这些故事大多有些夸张，不过确实也反映出佛教徒数量的增长，如果不是在蒙古人当中的话，就是在朝堂上和整个帝国之中。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蒙古人迁徙人口的做法可能也导致了这些问题。外来宗教信徒骤然混居，肯定会引发紧张。这也反映出“不同宗教传统之间的竞争，而这种宿怨很多时候又与帝国内部的政治斗争纠缠在一起”。54畏兀儿人在帝国中的重要性无疑助长了这种恐惧。塔里木盆地的畏兀儿人涉足于景教和摩尼教，最终多数信仰了佛教。1209 年，他们归附成吉思汗。作为一只脚踏在定居世界而另一只脚踏在草原上的人群，他们成为早期蒙古官僚机构中的关键人物。55与其他宗教一样，蒙古人也资助了佛教寺院和纪念物的建造。畏兀儿人的重要性很自然地使畏兀儿成为其他佛教徒谋求蒙古支持时的必经之地。畏兀儿首都别失八里的居民增加到了 50,000 人。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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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宗教的虔信者都担忧汗的皈依，所有的汗似乎都乐于走在折中所有宗教的道路上。在伊利汗国，旭烈兀资助建造了 3 座佛寺，以及什叶派科学家纳速剌丁·图昔（Nasir al-Din Tusi）的观星台。他的继承者们踵事增华，例如乞合都汗将佛教仪式纳入了宫廷礼仪。最有趣的是，合赞汗将伊利汗国转型为一个伊斯兰化国家，而他的父亲阿鲁浑将他养育为一名佛教徒。即使在合赞汗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仍然留存下来。他的继承者完者都汗（一个佛教化的蒙古名）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而伊利汗国的佛教徒们试图让他恢复佛教信仰。完者都汗命令拉施特在《史集》中不仅要编写蒙古史，也要扩大到世界史。这便包括了数量可观的佛教内容。于是，一位逊尼派宰相带着他的有佛教徒参加的研究团队，为信奉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蒙古汗编纂了一部佛教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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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证据表明，佛教徒在整个帝国中都找到了支持者。在蒙哥统治时期，所有大的佛教教派都得到了成吉思汗系诸王（通常是拖雷系诸王）的支持。57他们不仅在吐蕃，也在自己的领地内为佛教提供经济支持。这种支持也扩大到了非拖雷系诸王当中。如前所述，察合台汗国在 14 世纪 30 年代保护佛寺，迟至 1326 年还有一座佛寺得到重修。察合台系地区佛教的长久存在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它的大部曾属于西辽帝国，毗邻畏兀儿地区，后者在海都统治时期屡次成为察合台系和窝阔台系控制的地区。尽管河中地区几乎完全伊斯兰化了，但是东部地区的改宗则缓慢得多。即使在秃忽鲁帖木儿汗（卒于 1363 年）于 1354 年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和萨满教也没有完全消失。而且，秃忽鲁帖木儿汗皈依的是苏非派，而非逊尼派。不仅如此，他的皈依并没有结束这一地区的宗教宽容政策，佛教徒被分类为吉玛。他皈依伊斯兰教之后，佛教在该地区持续繁荣。如前所论，汗国东部郊野的存在以及汗国与元朝之间的联系，有助于保持该地区的佛教认同。朮赤汗国中也有佛教徒。在脱脱汗（1290—1312 年在位）统治时期，一些畏兀儿佛教徒就职于朮赤汗国的官僚机构中。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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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亚，佛教十分繁荣。忽必烈长期属意于佛教，甚至询问禅宗高僧海云，一个宗教能否降服世界。他就此询问了佛教、道教和儒教，海云很自然地回答，佛教能够做到。佛教的繁盛不仅是由于朝廷的支持，也有赖于蒙古治世。几个世纪以来，朝鲜半岛一直是佛教传播的通道，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日本僧侣到元朝担任佛寺的首领，如鲁大维所论，这说明日本与蒙古人之间的交流并未因 13 世纪元朝攻打日本而终止。59从日本来的僧人的数量确实较少反映出蒙古人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却能反映出元朝内部的稳定性。在红巾军起义和元朝衰弱的年代里，来华日僧的数量减少了，也有很多已经居留多年的日僧返回日本避乱。讽刺的是，导致佛僧逃亡的红巾军起义，实际上正是起源于佛教的千禧年信仰，即所谓的“白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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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忽必烈支持了禅宗的领袖海云，但同样是在忽必烈的统治下，密宗佛教在元帝国变得特别流行。虽然忽必烈延续了宗教宽容政策，但是他对佛教有着绝对的偏好，有时会有所偏袒。他十分热衷于宗教辩论，因此宗教辩论在他统治的时期比蒙哥汗时期激烈得多。在一次佛道论争中，论败的道士被勒令剃发从佛，而他的母亲唆鲁禾帖尼显然谴责他偏离了传统，迫使他发怜悯之心。60佛教官员也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喇嘛八思巴（’Phags-pa）成为忽必烈最为信任的顾问之一，他发明的八思巴字成为元帝国的官方文字，但它在元朝灭亡之后很快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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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之间的关系在蒙哥汗时期就开始了。忽必烈在出征大理的途中，于 1251 年到达了萨迦班智达所居的凉州。61忽必烈希望与萨迦班智达交谈，于是召见了这位著名的喇嘛。萨迦班智达患病不能成行，便派其侄八思巴去见忽必烈。这位年轻人打动了忽必烈，1253 年忽必烈出征大理返回时他们再次会面。当时萨迦班智达已经去世，八思巴继承其位。这一次，忽必烈开始热衷于他的教法。62与此同时，八思巴喇嘛与忽必烈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了，宗教与政治纠缠在一起。八思巴喇嘛居留在忽必烈的宫廷中，成为一名人质。他在藏传佛教世界中的身份，确保了大喇嘛和精英在吐蕃的优势地位，也保证了其教法受到蒙古人的关注。忽必烈汗也利用八思巴来强化蒙古人在佛教各派之上的权力，任命他为统领天下释教的国师，最终使他成为吐蕃乃至整个帝国中权力最高的佛教人物。631270 年，八思巴被封为帝师，这成为元帝国一直沿用的一个职位。不仅如此，1288 年他受命领总制院事，管理佛教事务。64我们不可以将八思巴喇嘛单纯看作一名人质，因为他所属教派的地位和他的权力也在增长。与此同时，这也不是一点危险都没有的，因为禅宗为多数中国佛教徒所信奉，在蒙哥汗统治时期也受到偏爱。尽管如此，作为佛教徒的忽必烈倾向于整合佛教，如此不仅能够带来宗教和谐，也可以强化他对信佛人口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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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动用很多手段进行强力整合，也引发了矛盾。禅宗僧人在帝国中的职位被萨迦派僧人取代。占据官位意味着也要承担义务，大规模的预算和特权遂成为必要。这激怒的不仅是禅僧，还有儒士，他们感觉受到了冷落，而道士们则屡次受到打压。佛僧也利用这些特权，这不可能改善帝国内部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并非所有受宠的僧人都来自萨迦派，但他们基本上都来自吐蕃，这给了敌人一个准确的焦点。尽管出现了这些未曾预料的后果，但忽必烈的举措助益了佛教在蒙古人中的传播。数种著作被译为蒙古文和汉文，有的进入禅宗成为重要的文本，例如《彰所知论》（Shes-bya-rab-gsal）。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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