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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清楚蒙古人是否听说过这一点，但蒙古帝国的很多基督徒都将忽迷思看作非洁食的。这也需要从宗教的视角来看。蒙古人是异教徒，那么对于这些东方的基督徒而言，蒙古人喜爱的饮品定然是不敬神的。无疑，牧师们会指出忽迷思不见载于《圣经》。对于天主教徒而言，鲁布鲁克很喜欢忽迷思，柏朗嘉宾甚至毫不在意，因为他们此前没有接触过草原文化，只是感到很新奇。78无论如何，随着蒙古人与东正教之间的接触越来越多，如果蒙古人要皈依东正教，就必须戒除忽迷思，而这是他们文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戒除忽迷思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失去了“蒙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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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蒙古帝国的统一中断之后，宗教才开始发挥作用，每位汗都寻求在其敌手面前占得优势。有人可能会回到腾格里主义的话题，如果腾格里主义赋予了蒙古人统治世界的神圣权力，那么帝国的分裂是否破坏了这一核心信仰？成吉思汗的后裔互相攻伐而不是征服世界，有人可能会问，蒙古诸王和平民是否仍将腾格里主义作为其宗教信仰？伴随着信仰危机的产生，很多人可能会向其他宗教寻求慰藉。有一些改宗行为是真诚的，但多数则最初是出于一种政治策略，而非出自虔诚。这种算计最终引火烧身。皈依世界性宗教导致蒙古人变得与被征服者极为相似，因此统治者变得与被统治者很相似，蒙古帝国大部分地区都出现了同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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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蒙古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和佛教，但在大多数地区都罕有迫害少数宗教的现象。在朮赤汗国的城市如哈林、卡法、苏达克和塔纳中，既有基督徒的教堂，也有穆斯林的清真寺，官府并不进行抑制。当地居民可能有着不同的感受，但蒙古的汗们仍然是只要被挑起兴趣就会喜爱一种异教。在黑海的贸易口岸，蒙古人不会疏远意大利人，后者将商品带到了西方世界；意大利人也不会惹怒穆斯林统治者，后者允许他们大为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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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赞诺夫写道，伊斯兰教在赢得追随者方面更加成功，因为皈依者不必放弃自己的族属，也不必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教皇尼古拉斯也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79蒙古汗国大多以伊斯兰教为国教，只有大汗之国（东亚）接受了佛教。因此，伊斯兰教传播的地理区域空前广大。这主要是因为苏非派的增长。此前，苏非派常常受到统治者的压制，出自乌里玛或保守的宗教精英的怂恿。苏非派更加包容，经常被认为是偏袒异教徒。但在蒙古入侵造成的混乱及其后一定程度的精神危机之下，苏非派的泛神论比保守的逊尼派更能带来切实的慰藉。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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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蒙古帝国及其与宗教之间的关系，关键的问题可能在于，蒙古的宗教宽容产生于其处于宗教十字路口的位置和萨满教的本质。随着腾格里主义的出现、大蒙古国的建立、成吉思汗札撒的行用以及蒙古帝国军事统治的施行，一种鲜明的蒙古身份认同出现了。至少在蒙古人看来，接受另一种宗教常常意味着失去这种身份认同。因此，外来的宗教很少得到信徒。对于蒙古人而言，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逊尼派或什叶派伊斯兰教还是佛教诸教派，都意味着信仰和世界观的改变以及文化的转型。在所有蒙古人眼中，这都是在摧毁他们的“蒙古性”。而且，蒙古人最终皈依伊斯兰教和佛教，并不是因为这些宗教与萨满教有相似之处，而是因为他们皈依的那些教派具有包容性，可以融合该教以外的其他文化因素。从这一方面来说，蒙古人并没有失去身份认同。他们是蒙古人，恰巧也是穆斯林或佛教徒（早期也有基督徒），他们的蒙古人身份居于宗教身份之上。另一种可能性是，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支持商业活动。蒙古人与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有很多接触，但方济各会传教士在重视贸易的蒙古人面前没有优势，因为他们宣誓安贫乐道，且教会对商人持蔑视态度。而伊斯兰教则一直都受到商人们的钟爱。佛教在历史上也乐于拥抱贸易，借由商人和随着商队旅行的僧侣得到广泛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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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chal Biran，The 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 in Eurasian History: Between China and the Islamic World（Cambridge，2005），p. 211；关于其他帝国的研究，可参看 J. P. Roux，‘La tolerance religieuse dans l’empires Turco-Mongols’，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CCIII（1986），pp. 131-168；Johan Elverskog，Buddhism and Islam on the Silk Road（Philadelphia，PA，2010）；Richard Foltz，Religions of the Silk Road（New York，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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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of Plano Carpini，‘History of the Mongols’，in The Mission to Asia，trans. a nun from Stanbrook Abbey，ed. Christopher Dawson（Toronto，1980），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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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Richard Foltz，‘Ecumenical Mischief under the Mongols’，Central Asiatic Journal，XLIII（1999），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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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同上，pp.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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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iran，Empire of the Qara Khitai，pp. 81-82，194-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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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ed. Mîrzâ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p. 50；‘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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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Anatoly Khazanov，‘Muhammad and Jenghiz Khan Compared：The Religious Factor in World Empire Building’，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XXXV（1993），p.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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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h. Bira，‘Mongolian Tenggerism and Modern Globalism：A Retrospective Outlook on Globalisation’，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eries，XIV（2003），pp.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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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in The Mission to Aisa，pp. 117-119. 从鲁布鲁克到访时的种种迹象来看，撒里答是一名基督徒。波斯作家志费尼的记载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参看 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Lahore，1975），vol. II，pp. 286-287；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vol. II，p. 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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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natoly Khazanov，‘The Spread of World Religions in Medieval Nomadic Societies of the Eurasian Steppes’，Toronto Studies in Central and Inner Asia，I （1994），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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