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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William of Rubruck，‘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p.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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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同上，p. 212。在大不里士附近的木干草原上的蒙古统帅拜住的营帐中，鲁布鲁克被赐予了酒，他表示自己更喜欢忽迷思，因为这种饮品“更能让饥饿的人得到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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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Khazanov，‘Spread of World Religions’，p.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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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Timothy May，‘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fis and Inner Asian Ruling Elites’，Southeast Review of Asian Studies，XXX（2008），p.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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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 第 8 章 蒙古人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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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说，在过去的一年即 1347 年中，一个部落的不计其数的鞑靼人攻打一座基督徒所居的非常坚固的城市。灾难性的疾病降临到了鞑靼军中，死亡率很高，传播很广，每二十人中也没有一个人能存活下来。他们经过内部讨论之后，认为如此大量的死亡是出于上帝的报复，遂决定进入他们围攻的城市，请求成为基督徒。于是，幸存者中最强健的人进入了城市，但他们发现那里的人更少，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死了。他们看到，死亡不仅在他们当中也在基督徒当中爆发，是因为不洁的空气，于是他们决定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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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蒙古人皈依基督教的努力又一次受到了阻碍，因为细菌对兼容宗教信仰的人们有所偏袒。不管我们称之为淋巴腺鼠疫、黑色瘟疫还是黑死病，结果都是一样的—接触者大多会死亡。2瘟疫可能是蒙古帝国和当时东西方交流的一个最致命的结果。尽管瘟疫并不是由蒙古人直接引发的，但是如果没有蒙古人，很难想象它能传播得如此迅速，而瘟疫反过来也加速了蒙古帝国的终结。疾病像思想、商品和旅行家一样，都获益于蒙古治世和蒙古帝国建立并保护的商路。瘟疫很可能出现于中央欧亚草原，时至今日仍然偶有爆发，但与 14 世纪不同的是，现代医药已经可以很轻易地加以控制和治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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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草原？因为这是最合理的地方。不过也有人认为，是蒙古征服大理（今云南）时遇到了发源于邻近的喜马拉雅山的瘟疫，随后蒙古人将其带回了蒙古草原。另一个可能的地区则是非洲中部的大湖地区，不过这肯定不是 14 世纪淋巴腺鼠疫的源头。3瘟疫源于喜马拉雅山一说也是空洞无力的，因为如果蒙古人在 13 世纪中叶把它带回了蒙古，那么在去往蒙古草原的路上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的病死之人？事实上，瘟疫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都没有出现。鉴于瘟疫是从中亚南下摧毁了印度北部，看起来它不太可能来自喜马拉雅山。而且，淋巴腺鼠疫本是小型哺乳动物（例如生活在内亚草原上的土拨鼠）的疾病；寄居在这些啮齿动物身上的跳蚤常常带有一种杆状细菌—鼠疫耶尔森菌，正是它引发了淋巴腺鼠疫（以颈部、腋窝、腹股沟等处的淋巴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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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杆状细菌进入肺部，就会成为肺鼠疫，并通过唾液传播。淋巴腺鼠疫的致死率为 60%，而肺鼠疫的致死率则高达 90%。通常而言，这种病一般出现在跳蚤和土拨鼠或其他小型哺乳动物身上。游牧民大多都知道如何躲避生病的土拨鼠（猎人则可以通过淋巴来辨别）。土拨鼠很可能死在洞穴中，跳蚤便在其他土拨鼠中找到新的宿主。这种疾病在人身上一般潜伏 2 ~ 8 天，发作后会出现高达 105 华氏度（40.6 摄氏度）的高烧。病人随即开始出现颤栗、呕吐、晕眩、怕光、两肋疼痛等症状，而且经常精神恍惚。高烧持续 2 ~ 3 天之后，病人的皮肤开始出现斑点，跳蚤叮咬处和淋巴腺开始发炎。如果病人没有死于器官衰竭、心脏病或内出血，则会在经历 8 ~ 10 天的痛苦之后康复。细菌也有可能进入肺部，从而转变为肺鼠疫，传播的可能性也会增加。土拨鼠和其他小型哺乳动物的症状也是类似的，不过和人类一样，它们也能够产生抗体。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毫无症候的携带鼠疫的土拨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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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疫要想传出土拨鼠洞穴，杆状细菌就必须转移到其他动物或者人类身上。鼠疫耶尔森菌是非能动性、非孢子性的细菌，须借助其他途径来传播。4而这条辅助途径就是跳蚤（通常是印鼠客蚤）。5并非所有的跳蚤都能携带细菌，所以在处理土拨鼠的时候就像是在赌博。如果跳蚤携带了细菌，并在跳蚤的腹内积聚到足够的数量，这样当跳蚤吸血的时候，血无法进入其腹中，从而导致跳蚤呕吐到血管里，其中便包括鼠疫耶尔森菌，于是就造成了受害者感染。可爱而美味（对蒙古猎人而言）的土拨鼠一旦被感染便无法存活。然后，可怜的跳蚤去哪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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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确切知道鼠疫是如何传播的，一种较为稳妥的猜测是，一位蒙古猎人杀死了一只土拨鼠，而土拨鼠肉是一种受人喜爱的食物（至今仍是如此），经常被用作军队的口粮。鼠疫耶尔森菌的传播，可能是因为猎人食用了感染细菌的动物，或者更有可能是跳蚤离开了死去的土拨鼠而找到了新的宿主—蒙古猎人。6这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有超过 300 种小型哺乳动物（多数体型都很小）易感染鼠疫耶尔森菌，但仍有一些不易感染。猫、绵羊、牛、山羊和马都是很难感染的，至少跳蚤对马毫不措意。7因此，跳蚤跳到了蒙古猎人身上。现代人（以及一些中世纪的人）很在意卫生，但是蒙古人并不以清洁著称。8而且，跳蚤在蒙古人身上比在他们的狗身上存活的几率更大。草原上除夏季外多数时间天气都太冷，跳蚤无法存活，它们的卵也无法孵化。9而在一顶温暖的毡帐中，它就能找到一处安全的港湾。跳蚤及其产的卵能从一个蒙古人身上最终传遍从蒙古草原到黑海的卡法港的所有商路，然后黑色瘟疫再从卡法传向中东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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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法与瘟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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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中海世界的瘟疫来自克里米亚半岛上的卡法，但是瘟疫并非起源于这个热那亚商人的殖民地。我们知道，瘟疫来自东方，沿着商路而来。伊塞克湖（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景教墓园的墓碑显示，瘟疫在 1338 年至 1339 年间袭击了这座位于北方商路沿线的城市，不过我们对于鼠疫耶尔森菌在此之前的行踪毫无线索。鉴于伊塞克湖地区有土拨鼠，所以这里可能就是整个事件的起始点。该地区早在 6 世纪就发生过淋巴腺鼠疫，这再一次与喜马拉雅山起源之说相扞格。10鼠疫在 1346 年朮赤汗国的蒙古人攻打卡法时传到了这里。札尼别汗在 1343 年（或 1344 年）决定攻打此城，以平定一起贸易争端—起因于一名蒙古人在威尼斯殖民地塔纳被杀。由于蒙古人对威尼斯放弃的塔纳进行了报复性洗劫，当地居民乘船逃到了卡法。11蒙古人也追到了卡法。蒙古人中的鼠疫很可能是由来自朮赤汗国东部的援军，或者是从东方来到军营中的商人带来的。到 1346 年，朮赤系蒙古人越来越多地皈依伊斯兰教，不过许多人仍然追随萨满教。在瘟疫袭来时，他们仍然要以适当的礼节处理死者。对于普通的穆斯林蒙古士兵而言，这意味着必须清洗尸体并在七日内安葬。与此同时，信仰萨满教的蒙古人的尸体被带到草原上，曝露着留给大自然。我们很容易推测，随着跳蚤从一个宿主移到另一个宿主身上，那些处理尸体的人就成了下一个受害者。很快就没有人愿意接触尸体了，但是尸体仍然必须被移出军营。当时的死亡率可能太高了，导致无法适当地处理死者。12蒙古人在战术方面一直很注重实用，于是设计了一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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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热那亚商人来说，这可能是很美好的一天，他们坐在卡法的一个客栈外面，饮用由当地葡萄酿成的酒，可能还吃着用当地鲟鱼制成的鱼子酱。城市的确是被包围了，但蒙古人不太可能破坏这座城市，因为虽然他们曾在 1298 年（或 1299 年）和 1308 年两度抢掠卡法，但他们也从途经卡法的贸易中获得了极其可观的税收。卡法是一座港口，这意味着逃离相对容易。人们热切希望谈判能够成功，新的协约能够签订，因此虽然有恐惧和冒险，但蒙古人在 1346 年至 1347 年间围城的前景与一个世纪以前不太一样，上一次蒙古人的策略是一份只有三个字的最后通牒—“降或死”。突然，一个物体从晴朗的蓝天之外坠落，砸到了桌子上。随后，大块的尸体、血液和淋巴的脓液在整个区域四处飞溅。蒙古人决定将尸体作为抛石机的炮弹。一具重约 70~80 千克的尸体由抛石机抛出 100 米，并以 9.8 米每平方秒的加速度坠落，飞溅半径是多少？13大得足够让卡法市民陷入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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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事件的主要史料来自德·米西（Gabriele de Mussis），据记载：“宛如山一样的死尸被扔进了城中，基督徒们无法躲藏、闪避或逃走，但他们倾卸尸体之多就像往海里倾卸一样……没有人知道或者能够找到抵御的方法。”14这显然是一名有自尊的普通商人撤离卡法的标志。结果，大量的船离开了卡法。当然，由于被抛出的尸体淋巴破碎，蒙古军营中和运送补给品到卡法的船上受感染的跳蚤移宿到老鼠身上，都能导致细菌的传播，商人们可能已经感染了。因此，卡法的逃亡船成了死亡之舟。黑海只有一个出口—穿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商人们在君士坦丁堡停靠，他们从那里前往埃及或者返回意大利。有三艘船在 1347 年 12 月 31 日抵达热那亚，但是人们在得知船上猖獗的恶疾之后就驱逐了这些船。市民们并不欢迎他们回家，而是用火箭和炮弹将船赶走了。15这三艘船从热那亚起航，于 1348 年抵达西西里岛港口墨西拿，于是鼠疫传播到了地中海东岸。16如果这三艘船在热那亚被隔离了，就有微弱的机会能够避免这一切的发生，但是鼠疫从此传到了欧洲，不过另一艘船也可能会将它带到欧洲的其他地区。随着货物、人员和老鼠登岸，鼠疫也跟随他们一起到来了，细菌或者是已经潜伏在人的身上，或者是在老鼠和人身上的跳蚤体内。到 1349 年，鼠疫向北传播，远达苏格兰。从乐观的角度来看，通过外交手段解决围城终于实现了。1347 年，朮赤汗国、热那亚与威尼斯之间关于卡法达成了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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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世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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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瘟疫对欧洲的影响已有大量的著作，大卫·赫里希（David Herlihy）和诺曼·康托（Norman Cantor）等人认为它导致了欧洲的转型。17他们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瘟疫导致的人口崩溃，造成了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反应。雇佣劳动出现并迅速增长，对教会的质疑增多，新的圣徒崇拜出现，医药学发展，因为旧的信仰和秩序在瘟疫之后的欧洲不再起作用了。简而言之，瘟疫及其毁灭性的丧钟声从根本上改变了欧洲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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