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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奴隶贸易的不仅仅是意大利人。被称为“火者”（khwaja）的穆斯林商人也十分活跃地参与这一贸易。他们在蒙古帝国获得了买卖奴隶的许可。尽管很多商人都来自帝国内部，但也有一些来自埃及和德里，甚至可能来自意大利。在贸易路线和长途贸易网络的安全环境之下，我们看到黑海的钦察人不仅出现在埃及和意大利，也出现于北印度。确实，当 1241 年蒙古人攻下拉合尔城时，火者们支持了蒙古人。53他们已经拥有了保护文书，甚至可能拥有帝国朝廷颁发的牌子，他们一定认识到了蒙古扩张所带来的利益以及可能创造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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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帝国（至少是其西部）的突厥化，则以其他的方式展现出来。朮赤汗国有着大量的钦察突厥人口，因此它在 13 世纪末成为第一个抛弃蒙古语而采用突厥语的汗国也就不足为奇了。随着蒙古征服的进行，突厥人被编入蒙古的十进制军队。军事单位常常保留着部族名。如前文所述，克烈部便因成吉思汗与克烈贵族之间的纽带而保留了部族认同。随着蒙古帝国的消亡，克烈部和其他已经突厥化的蒙古部族以新的形式存续下来。克烈人变成了蒙古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巴什基尔人中的乞列人以及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吉莱人。54其他的突厥族群还包括克里米亚鞑靼人中的奇亚特（即乞牙惕，也速该所属的部族）和忙古特（又称曼吉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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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的崛起也创造了其他的认同形式。军队被组织为千户和万户，以蒙古族群命名，新的组织也用统帅的名字来命名。“这成为凝聚那些无法回到旧有群体的幸存者及其后裔的新的社会模式。”55其中最著名的是诺盖人，得名于朮赤系的将军那海。诺盖人直到 18 世纪仍是草原政治中的重要一员。而乌兹别克人则得名于朮赤汗国巅峰时期的统治者月即别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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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厥化的进程也发生于朮赤汗国之外。中亚也有类似的进程，只不过因为邻近蒙古而速度较慢。56无论如何，到 14 世纪，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了转型的出现。巴鲁剌思千户驻扎于河中地区，当地有大量的突厥人口，所以这个千户也突厥化了，并以“巴鲁剌思”之名著称。莫卧儿人在蒙兀斯坦（前察合台汗国的东北部）出现，成为突厥和蒙古世界的中间人。尽管仍然使用蒙古语（至少对明朝如此），但是他们逐渐突厥化了，在 15 世纪被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吸纳。他们在 14 世纪因与异密帖木儿之间自相残杀而被削弱，从而为新的突厥族群打开了大门，朮赤汗国的突厥人主宰了这一地区。57该地区演化出的突厥语被称为察合台语。在帖木儿系领地和乌兹别克汗国，察合台语不仅是游牧民的口语，还成为其书面语（以阿拉伯字母书写）。尽管中亚也出现了其他的方言，但察合台语直到 20 世纪仍然是该地区的书面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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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利汗国的蒙古人也逐渐被同化，不过有些蒙古人呈现出更加伊朗化的认同。那些基本保持游牧生活方式的人也突厥化了。与其他族群一样，他们仍然保持着一副蒙古人的外表，巴格达附近的札剌亦儿政权便是如此。札剌亦儿人原本是一个蒙古部族，木华黎便出自此部。58在伊利汗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呈现出波斯-突厥宫廷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特征。其他的突厥族群也出现了，例如土库曼部落联盟国家白羊王朝和黑羊王朝。蒙古人的出现也导致大量突厥部落逃入安纳托利亚。13 世纪 40 年代以前，塞尔柱鲁木苏丹国便受益于此。包括苏非和诗人鲁米（Rumi）一家在内的其他难民，使德里苏丹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同样受益。塞尔柱人将很多不服管束的游牧民族迁至西部边境，这样他们就可以掳掠拜占庭人并找到牧地。在这些游牧民族中演生出了一个突厥族群，以其首领的名字被命名为“奥斯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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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inhaj Siraj Juzjani，Tabaqat-i Nasiri，trans. H. G. Raverty（New Delhi，1970），pp. 1041-1042. 成吉思汗此处提到的“摩诃末”指的是花剌子模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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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he History of the World-Conqueror，trans. J. A. Boyle（Seattle，WA，1997），pp. 608-609；‘Ala al-Din Ata Malik Juvaini，Ta’rîkh-i-Jahân-Gusha，ed. Mirza Muhammad Qazvini（Leiden，1912，1916，1937），3 vols，p. 93. 关于旭烈兀西征，参看 John Masson Smith Jr，‘Hülegü Moves West：High Living and Heartbreak on the Road to Baghdad’，in Beyond the Legacy of Genghis Khan，ed. Linda Komaroff（Leiden，2006），pp. 11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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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部族动态和认同，参看 Rudi Paul Lindner，‘What Was a Nomadic Tribe？’，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XXIV/4（1982），pp. 689-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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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Gareth Jenkins，‘A Note on Climatic Cycles and the Rise of Chingis Khan’，Central Asiatic Journal，XVIII（1974），pp. 2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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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Igor de Rachewiltz，trans. and ed.，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Leiden，2004），p.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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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John Masson Smith Jr，‘Mongol Society and Military in the Middle East：Antecedents and Adaptations’，in War and Society in the Eastern Mediterranean，7th and 15th Centuries，ed. Yaacov Lev（Leiden，1996），p. 249；Valery Alexeev，‘Some Aspects of the Study of Productive Forces in the Empire of Chenghiz Khan’，in The Rulers From the Steppe: State Formation on the Eurasian Periphery，ed. Gary Seaman and Daniel Marks（Los Angeles，CA，1991），pp. 189-190. 最广为接受的数字是蒙科耶夫（Ts. Munkeyev）提出的 70 万。克恰诺夫（E. I. Kychanov）估计的数字稍高，为 100 万，阿列克谢耶夫（V. Alexeev）的估计数字则稍低，为 50 万，而 J. M. Smith Jr 估计为 85 万。蒙古国学者策·达莱（Ch. Dalai）提出异议，估计应为 200 万~25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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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Ch’i-ch’ing Hsiao（萧启庆），trans. 《元史》卷 98、卷 99，in The Military Establishment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1978），pp. 72-91；9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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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H. D. Martin，The Rise of Chinggis Khan and his Conquest of North China（Baltimore，MD，1950），p.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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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imothy May，The Mongol Art of War（Barnsley，2007），pp.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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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Udo B. Barkmann，‘Some Comments on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Decline of the Mongol Empire on Social Development of the Mongols’，in The Mongol Empire and its Legacy，ed. Reuven Amitai-Preiss and David O. Morgan（Leiden，2001），p. 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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