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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常见的蒙古人形象常常仍是穿着毛皮的野蛮人，穿越欧亚大陆放火和抢劫（尽管有时是正确的），但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他们在各种类型文化的传播以及艺术概念的重构中发挥了作用。蒙古人通过入侵、逃难和赞助等方式，刺激了文化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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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纳托利亚（即今天的土耳其），由希腊文化大规模转变为突厥文化的过程主要是在蒙古时代发生的。当然，突厥化进程始于 1071 年塞尔柱人在曼奇刻尔特战胜拜占庭帝国。后来突厥游牧民族的稳定涌入，以及拜占庭帝国影响的消失，导致了希腊文化因素的衰退。尽管如此，从族群和文化上来说，当地居民仍然基本上是希腊人。塞尔柱苏丹国有着显著的波斯影响，并模仿了伊朗的官制。无论如何，安纳托利亚在文化方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区，直到 13 世纪 20 年代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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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时，成吉思汗的军队确实如同穿着兽皮的野蛮人一般在烧杀抢掠，铁骑踏过中亚和伊朗西北部。显而易见，人们但凡能逃走就不会留下来面对蒙古人。许多诗人、学者等知识分子奔逃 1,800 多英里，到达塞尔柱苏丹国的首都科尼亚。也有一些人逃到了其他国家避难，但安纳托利亚一夜之间成为文化收容所和难民知识与创作的受益者。就像把纽约的戏剧、电视和教育中心迁移到俄克拉荷马州的图斯拉—一个自得其乐的城市，但没有人会将它列为美国的文化中心。20 年后，蒙古人在 1243 年赢得了阔薛答黑之战的决定性胜利，并征服了安纳托利亚大部。这说明 1,800 英里的距离不足以避开蒙古人，但是蒙古人在这里的统治相对宽松，只有在发生地方叛乱时才会插手。蒙古人更钟爱的是波斯文化而不是阿拉伯文化，安纳托利亚的上层文化继续波斯化。蒙古人的到来也为安纳托利亚带来了更多的突厥人，有的是作为难民，有的是作为蒙古军队的成员，从而加剧了该地区的突厥化。特别是在伊斯兰教成为伊利汗国的国教之后，这一地区进一步伊斯兰化。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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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史学者越来越注意到，蒙古时代是伊斯兰艺术的一个高峰，尤其是在伊利汗国境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波斯和中国传统的结合带来了新的风格。拉施特编纂的《史集》每年都要以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抄写一遍，为了绘制插图，他将很多艺术家带到了他的工作坊中。他们的画作中不仅有传统的波斯主题，也结合了中国、中亚的佛教艺术和拜占庭圣像艺术，以及意大利锡耶纳的艺术。这些艺术风格不仅来自对实物的模仿，在蒙古治世之下，中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地的艺术家来到大不里士，带来了各自的技艺。最显著的证据就是中国山水画技法的使用，作品以山岩为架构，包含了地势与其他自然景物。25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东亚，中东风格进入了中国艺术之中—最生动的体现是瓷器，下文将加以讨论。这一时期的艺术也受益于跨文化的观念，并体现在艺术品当中。蒙古文化和佛教都不禁止表现人物和神像。26因此，信仰伊斯兰教的蒙古人允许波斯细密画描绘先知穆罕默德—这在马穆鲁克苏丹国是永远都不会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波斯的艺术都变得更加国际化，我们可以将其看作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时期。这种交互影响扩展到了伊朗和中国之外，伊利汗国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等地也效法了新的风格。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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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大不里士工作的也有意大利艺术家，于是这些新风格就传到了意大利，为意大利艺术注入了新能量。28蒙古帝国发生的事件也出现在了意大利的艺术作品中，例如 1321 年塔纳的方济各会士的殉道。我们不能将意大利文艺复兴归功于蒙古人，但是他们显然产生了影响，比如在艺术方面，以及意大利商人通过与蒙古人贸易而获得了财富。意大利商人是文艺复兴的赞助人，他们为创作计划提供了大部分的资金。在蒙古人到来之前，他们在地中海东部和黑海非常活跃，但是如果没有成吉思大交换，文艺复兴很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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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层面，蒙古人的影响并不值得讶异。正如蒲乐安（Roxann Prazniak）注意到的，蒙古皇室的意识形态“直白地提出向多元宗教迈进，将艺术创作置于当下社会空间之中，而不受地域文化格局的限制”，“蒙古赞助的文化工程，强调在创造历史过程中的人文动力，以及表现客观世界时的自然主义”。29她也观察到，意大利艺术作品中越来越多地出现亚洲面孔，这是 14 世纪的一个趋势。30不过，这可能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艺术作品中出现的蒙古人或鞑靼人（已成为欧洲艺术作品中一切草原游牧民族的代表）可能表现的是意大利的鞑靼奴隶。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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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文化转型的不仅仅是意大利和波斯，蒙古的入侵可能也促进了高丽的文化自觉。32由于蒙古的反复入侵，高丽在 14 世纪以前的文学和艺术作品罕有存留，而在元代，战争的终止导致了某种文化复兴。正是在这一时期，朝鲜开国祖先檀君的传说出现于《三国遗事》和《帝王韵记》中。高丽佛僧与更大的佛教世界之间的交流日增，从而使高丽编纂和翻译了佛教经典《高丽大藏经》。33这是现存最完整的三藏经典，全书最初纂成于 11 世纪，后毁于 1231 年蒙古的入侵。1235 年至 1251 年间，高丽人在江华进行重修，共雕造了 81,137 块版，足以印刷 16 万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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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思想和文化无论进入还是离开高丽都要经过中国。中国与高丽之间的物质和思想交流已经持续了很多个世纪，艺术也不例外。元朝与宋朝不同，没有建立由官方出资的画院。自 8 世纪的唐朝便已建立的翰林院，仍然聚集了大量艺术家和学者供蒙古人任用，其中包括中国中古时代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赵孟頫。也有一些艺术家拒绝了蒙古人的资助，但仍然极富创造力，发展出了“文人画体系”，并“主宰了此后的中国绘画”。34在帝国的其他部分，翰林院之外的艺术家也得到了蒙古人的资助。忽必烈汗的曾孙女祥哥剌吉是一位艺术收藏家，也是几位艺术家的赞助人。其他的蒙古公主也如法炮制。蒙古官员也资助制造宗教用品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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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人对中国艺术的影响与其他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相似—出现了更多非中国产的动物。如果你见到一匹马成为一幅中国绘画的中心部分，而奇怪的是它却来自外来（草原）艺术，不过汉人自己也有描绘朝贡而来的马的艺术作品。中亚艺术中有大量的动物主题，其中鹿、鹰和马是最受欢迎的。这不仅出现在绘画中，也尤其常出现在金属制品上，甚至是在无处不见的鞍饰、带饰和牌子等物品上。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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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也是书法和诗歌的创新时代，这部分是由于被朱子理学灌注了活力。理学艺术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畏兀儿人贯云石（1286—1324）。他不仅参加科举并成为官员，同时也是一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诗人，且兼擅儒学与散曲。36他也作为最伟大的散曲作家之一而闻名于世。散曲出现于元代，由元杂剧的唱词发展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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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讨论蒙古帝国引发的所有艺术变化是不可能的。但关键的因素在于，它允许融合性风格的出现，同时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可以分享其想法。确实，我们很容易看到中东艺术中的中国影响，反之亦然。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蒙古帝国将中国分裂了 300 年的南北双方统一了。正如牟复礼（Frederick Mote）注意到的，南方与北方的文化氛围有着显著的不同。37中国统一所产生的影响，使南北交流变得与东西交流一样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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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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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曾经去过外地旅行的人都知道，各地的饮食可能会非常相似，也可能极为不同，比如芝加哥或纽约的披萨，或者河南和四川菜中的辣椒。中世纪时期也没有什么不同，蒙古帝国引起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对烹饪习惯的影响。这样一个跨越大洲的帝国，且人口穿越帝国活跃地迁徙，从而使新的饮食和口味得以传播、混合和演变。蒙古人从未舍弃他们的肉食和乳制品（可谓今天高蛋白饮食习惯的先驱），但他们确实也对新的菜肴表现出了兴趣。尽管在蒙古时代之前，中国与中亚族群之间就有着可观的联系，但是在蒙古帝国时期发生了重要的烹饪交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食谱（通常是药方）出现在了汉文史料中，其中带有明显的中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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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中东的一种主要食物鹰嘴豆与富含麸质的硬粒小麦一同在元代中国出现，并进入了中国的饮食。小麦可能更为重要，因为它是一种制作发酵面点的关键成分，也可以制成薄面片用来包饺子，或者用于制作点心和面条。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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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传说，是马可·波罗将面条带到了意大利，实际上应该感谢蒙古帝国将面条带给了大众。39我们也不应忽视鹰嘴豆的传播。在《饮膳正要》中，我们发现鹰嘴豆出现在 13 份食谱中。40通过这部著作，我们可以对中医以及大汗宫廷中的医药进行深入的观察。《饮膳正要》的译者们甚至仿制了所有的盘子，只是不得不做些妥协，因为所有的杂货商都狼狈为奸。无论如何，在蒙古帝国如此辽阔的疆域内，可以得到种类极多的调味品和食物，更不用说厨师了。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的“融合菜”显然并不是一种全新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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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蒙古帝国的饮食方式做出突出贡献的是突厥人。如果不考虑被卖为奴的操突厥语的马穆鲁克，那么突厥人先于蒙古人 200 年就到达了中东，他们可能保持着自身的一些文化规范，但实际上并未带来自己的文化环境。随着蒙古时代而来的不仅有蒙古人，还有更多的突厥人。尘埃落定之后，突厥人仍然是膳食领域的重要对话者。他们不仅将中东食物融入自己的饮食，也把其他的食物引入了中东。41因此，《饮膳正要》的作者忽思慧是一名汉化的畏兀儿人也就不足为奇了。蒙古征服汉地带来了中国和蒙古膳食的突厥化，至少在宫廷中是如此，正如《饮膳正要》中所反映的那样。蒙古基本食谱中常常加入突厥化的鹰嘴豆，或者其他拥有更鲜明突厥源头的食物，例如千层饼（börek），于 14 世纪（元代）首次在中国出现。其他的食物还包括果仁蜜饼（baklava），其名称可能源于蒙古语词汇。一种标准的突厥食物被称为“manty”，其名称可能源于汉语中的“馒头”。不过，突厥人的“manty”通常带有肉馅，因此这种关联可能仅仅是巧合。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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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用餐时少不了饮品，蒙古人也不例外。金银匠威廉·比希耶设计的银制喷泉可以喷出四种酒。蒙古人本来的饮品是马奶酒，突厥语中称为“忽迷思”，由马奶发酵而成。初秋季节以后，马奶酒就很难找了，以我个人的经验，在每年 9 月以后寻找马奶酒真是比登天还难。不过，汗们显然能够做些安排，以保证自己得到供应。43威廉·比希耶的银树中喷出的其他三种酒反映出蒙古帝国的疆域范围：来自中国的米酒、来自中东和中亚的葡萄酒以及来自罗斯森林的蜜酒。应该注意的是，酒量随着世代推移而增长。44成吉思汗喜爱马奶酒，也会喝一点他遇到的其他酒，而窝阔台可能极为热爱他的葡萄酒。后来的汗们在中国和中东的影响下遇到了蒸馏酒。现今蒙古国生产的成吉思汗牌伏特加，可以说是蒙古人吸收了俄罗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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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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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人们吃饭还是饮酒，总是需要一件用于盛装的器皿。在蒙古帝国时代，瓷器是一种遍及欧亚世界的主要商品。元朝在 13 世纪制造的瓷器，在大马士革附近、埃及以及那里与其产地江西景德镇之间的几乎每一处考古遗址中都有所发现。一个现成的市场出现了，尤其是在精英阶层之中。在伊斯兰教地区有禁用金银餐具的禁忌，因此形成了一种需求。45相似的需求也出现于中世纪的欧洲。在蒙古时代之前，瓷器可能是整个欧亚世界所渴求的一种奢侈品，蒙古人使其变得较以前更加易得，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风格，并型塑了接下来几个世纪中瓷器的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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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时代瓷器的标志是其青色装饰。在蒙古时代以前，中国瓷器倾向于不使用装饰。景德镇的瓷器作坊于约 1325 年开始生产青花瓷，包括碗、瓶等各类器型。46匠人们给白瓷上釉，然后饰以青色，接着再上一层釉，用高温烧至表面坚硬而透明。47青色的使用是引人注目的，因为青色对蒙古人而言是长生天的颜色，因而是一种神圣的颜色，而染色技术则得自伊朗陶瓷使用已久的钴青染色法。通过蒙古统治下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商品贸易和技术交流，人们采用新的技术制造出了一种极美的产品。许多物件是专为满足蒙古人的需求而制造的，例如盛马奶酒的碗。不仅如此，除了钴青染色法，瓷器的销量和产量较宋代都有显著增加。这并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这些产品既美观又实用。陶瓷上的釉能够防止以流食为主的蒙古人的汤（shülen）渗漏或者被容器吸收。这只有在成吉思大交换的作用下才可能出现。波斯的陶瓷工匠缺乏制作瓷器的技术和白陶土，而中国工匠则需要钴青染色法。不过应该注意的是，仍有许多陶工拥有制造仿制品的精巧技术，仿制品的外观与真品十分相像。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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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的魅力持续了几个世纪。尽管欧洲人在奥地利找到了合适的白陶土，但是他们仍然缺乏制造较高质量陶瓷的技术，而且设计不出精美的细节。据我在作为一名考古学学生时关于瓷片的经验，13 世纪之前英国、法国和德国的努力在精美的中国陶瓷面前都是苍白无力的。欧洲各国的精英从未停止对陶瓷的欲求，随着工业革命的进展，中产阶级也开始追求精美的瓷器，今天通常称之为“晚宴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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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区产的陶瓷也在蒙古帝国境内来来往往。除了中国瓷器，可能还有伊朗的彩绘陶瓷。朮赤汗国境内的考古发现显示，彩绘陶瓷模仿了中国瓷器。萨莱的工匠使用一种名为“卡申”（kashin）的硅酸盐，制作出与中国瓷器类似的表面和白色。49工匠们还使用伊朗的釉技术，将钴蓝色和其他多种颜色结合在一件产品上。卡申瓷器虽然比中国瓷器稍稍滞后了一步，但也具有很高的质量。金帐汗国的众多作坊中生产的瓷器，与伊利汗国和马穆鲁克苏丹国的产品是同等水平的。50在蒙古征服之前，朮赤汗国地区并不生产这种类型的瓷器，因此技术交流肯定发生在帝国分裂之前或者蒙古-马穆鲁克联盟时期。制造卡申瓷器必须使用高温窑。考古学家已经发掘出了高度发达的窑，其中有复杂的垂直管道，能通过火室传递热量。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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瓷器是一种奢侈品，而更加世俗的物事也在欧亚大陆移动。其中之一就是独轮车。独轮车自从汉代就存在于中国，但是直到 13 世纪才在欧洲出现，即蒙古人进军欧洲的数年之后。鉴于独轮车不太可能是碰巧从蒙古人的马背上掉落的，因此更有可能是某位前往东亚的旅行者见到了它，并记录了其使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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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项便是印刷术，自 10 至 11 世纪起就分别在中国和朝鲜付诸使用。木版印刷术在此之前就已经投入使用，但是活字印刷术极大地改变了出版界。宋人毕昇在 11 世纪 40 年代发明了活字印刷术。52起初使用黏土制版，偶尔用木制，这两种类型在元代都有所使用。53这种技术开始向西传播，西夏人使用木活字印刷，吐蕃人也偶有使用。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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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随着蒙古人传到了中东，但没有发展出波斯文和阿拉伯文的印刷术。而乞合都汗于 1294 年引入并发行纸钞时也引入了印刷术，不过木版印刷在蒙古时代之前就已存在。马可·波罗提到了纸钞的使用，但没有描述其印刷技术，因此在瑞典于 1661 年发行纸币之前，印刷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一直被欧洲人忽视。55元帝国最初使用木版，1275 年之后改用铜版。元朝的纸牌也使用类似的方式制造，但是，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在乞合都汗或者其他伊利汗时期曾用印刷术制造纸牌。56因此，如果印刷术传入了欧洲，应该是来自东亚或者朮赤汗国的，不过后者的可能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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