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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麦蒙时代，伊斯兰哲学有了十分重要的发展，一系列名垂青史的哲学大家相继出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肯迪（796—873）本名阿布·尤素夫·叶尔孤卜·易司哈格·萨巴赫·肯迪，祖籍阿拉伯半岛南部，生于库法，曾被誉为“阿拉伯哲学的先驱”。肯迪深受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注重自然哲学的研究，极力使希腊哲学融会于伊斯兰教之中。肯迪认为，安拉作为永恒的精神，以“流溢”的形式创造万物，并且通过若干媒介间接作用于万物；世界万物并非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因果联系，相互依存；物质先于形式，各种物质借助于不同的形式而得以相互区别。肯迪强调，人的认识或来自感官，或来自理性；来自感官的认识局限于事物的外在形式，即形而下的世界，来自理性的认识则是事物的内在实质，即形而上的世界。肯迪还认为，人的灵魂介于安拉与物质世界之间，来自永恒精神的“流溢”；灵魂虽然附着于肉体，却是独立于肉体的存在，人死后，其灵魂离开肉体，归向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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缔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化的哈里发麦蒙死于塔尔苏斯近郊，享年48岁。那是一个秋日，但天气还很炎热，麦蒙和兄弟阿布·伊斯哈克坐在一条山溪旁憩息，他们把脚伸进清凉的溪水中解暑。事后伊斯哈克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麦蒙说：‘看这溪水多么清凉，如果再来点椰枣就太好了！’。”恰好这时一匹骡子驼来了一大袋椰枣。随侍细细挑选了两篮献给哈里发。他们吃了一大堆椰枣，还喝了可口的冰水。回营后，两人都发起了高烧，这是麦蒙最后一次生病。高烧越来越严重，麦蒙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就诏告天下，指定兄弟阿布·伊斯哈克以穆尔台绥姆（“受神庇佑者”）之名继任哈里发。麦蒙就自己的葬礼和陵墓略加叮嘱，吩咐众人不许悲伤哭泣。单独会见穆尔台绥姆时，麦蒙告诫他要虔诚地履行宗教义务，公正廉明地治国，并嘱咐他继续坚守《古兰经》受造说等伊斯兰教教义。另外，他还叫穆尔台绥姆尽快返回伊拉克。麦蒙留给穆尔台绥姆的还有一个不好的偏好，即喜欢雇佣突厥人做卫队。麦蒙死后葬在塔尔苏斯。麦蒙统治帝国20年，此外还以木鹿为驻地统治帝国东部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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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帝国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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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国家的统治者与其臣属互不信任之时，这个国家可能就走到了危险的边缘。辉煌的哈伦时代在留给艾敏和麦蒙数不尽的财富之时，也让他们的贪婪之心不断地膨胀。艾敏出任哈里发之后，无法容忍与人共治天下，于是一场兄弟相残的悲剧再次上演。艾敏与麦蒙之间的战争，将一个生龙活虎的阿拔斯王朝带入了混乱动荡的境地。长期的内战破坏了哈里发国家的政治基础。伴随着艾敏在权力争夺中的失败，作为阿拔斯王朝前期集权统治的军事支柱，呼罗珊籍的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一蹶不振。而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新军应运而生，突厥人以及亚美尼亚人、哈扎尔人、斯拉夫人、柏柏尔人开始登上哈里发国家的政治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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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产生之前，突厥人大都分布在阿尔泰山一带，牧养牲畜，逐水草而居。倭马亚时代，穆斯林勇士越过阿姆河，占领粟特和费尔干纳，伊斯兰教随之传入突厥人生活的地方。此后，突厥人常将其孩童作为贡赋献给哈里发国家，这些小孩在陌生的伊斯兰世界里成长，渐渐融入新世界的生活。曼苏尔在位期间，突厥士兵的身影偶或出现在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中。然而，阿拔斯王朝前期，哈里发国家的兵源主要来自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突厥士兵为数尚少，影响力有限，无力涉足政坛。艾敏和麦蒙内战之后，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化的波斯人力量大不如前，而突厥士兵人数猛增，其势力急剧膨胀。麦蒙的弟弟阿布·易司哈格为突厥妇女玛里达所生，具有突厥血统。他既不信任阿拉伯人，也不喜欢波斯人，却对突厥人情有独钟。他通过伊朗东部的土著王公萨曼家族，从中亚各地购买突厥奴隶，组建新军。817年，他在平息伊拉克反叛势力的过程中，首次使用了突厥士兵组成的新军，战绩赫赫。至833年，阿布·易司哈格麾下的突厥士兵已经达到4000人。麦蒙死后，阿布·易司哈格最终被突厥新军将领推上了哈里发的宝座，他就是阿拔斯王朝著名的穆尔台绥姆（833—842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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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尔台绥姆坐上哈里发之位以后，继续扩大新军的规模，突厥人及其他血统的外籍士兵增至7万人。834年，突厥将领阿什纳斯出任埃及总督，哈扎尔将领伊塔赫出任也门总督，标志着来自伊斯兰世界边缘地带的外籍势力开始进入哈里发国家的政治高层。曾经声名显赫的那些波斯血统的将领，如今已得不到重用，处境凄凉。波斯血统的著名将领阿夫辛尽管屡建战功，却因涉嫌宫廷阴谋，欲立麦蒙之子登基，被穆尔台绥姆打入地牢，活活饿死。836年，穆尔台绥姆将哈里发的宫廷从巴格达迁至萨马拉。萨马拉位于巴格达西北120公里，地处底格里斯河东岸，正式名称是“苏拉·曼·拉阿”，阿拉伯语意为“见者喜悦”，由阿什纳斯主持营建，外籍新军大都驻扎在这里。当时的巴格达人曾对新都的名称有过幽默的解释：外籍士兵来到巴格达后，和平之城变成了骚乱之城，他们移驻新都，巴格达恢复了往日的安宁，令人皆大欢喜。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穆尔台绥姆和他的7位继承人均在萨马拉临朝，并在这里建造了精美华丽的宫殿和清真寺。巴尔库瓦拉宫模仿古代波斯的建筑风格，其设计与泰西封的萨珊王朝宫殿颇为相似。萨马拉清真寺耗资1500万迪尔罕，采用砖木结构，规模宏大，可容纳万人同时礼拜，庭院中心水流淙淙，细泉涌动，景色别致，宣礼塔模仿巴别塔，呈螺旋形圆柱体，分为7级，高52米，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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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新军的兴起，一时间让哈里发如鱼得水。穆尔台绥姆借助于外籍新军的势力，强化了哈里发的政权，成为继麦蒙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又一盛世之君。佐特人祖居印度，后来迁至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地带。麦蒙在位期间，佐特人频繁骚乱，劫掠商队，甚至切断巴格达与巴士拉之间的交通。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军征讨伊拉克南部地区，平息佐特人的骚乱，并将佐特人放逐到陶鲁斯山南侧的西里西亚。后来，佐特人流落于欧洲各地，四处流浪，这就是总能带给人们无限遐思的吉普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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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王朝初期，胡拉米派在阿姆河右岸的粟特地区揭竿而起，但很快被哈里发镇压。此后，胡拉米派传入北方的阿塞拜疆。816年，胡拉米派首领巴贝克在阿塞拜疆再度起事，要求平分土地、取消捐税、铲除暴虐、实现人间平等。起义声势浩大，参加者多达30万人，皆身着红色作为标志，故称“红衣军”。他们与拜占庭帝国缔结盟约，共同攻击阿拉伯人，几乎控制阿塞拜疆全境，并且波及亚美尼亚和里海南岸各地。820—827年，麦蒙多次派兵征讨，却都铩羽而归。穆尔台绥姆即位后，遣阿夫辛带兵征讨，战火绵延三年方休。837年，阿夫辛攻克红衣军的最后据点巴兹，起义者领袖巴贝克逃往亚美尼亚，被土著贵族捕获。838年，巴贝克被阿夫辛肢解处死。巴贝克起义平定后，穆尔台绥姆出兵征讨拜占庭帝国，攻陷并洗劫了拜占庭边境重镇阿摩利。战争的胜利，使这位哈里发在伊斯兰世界声威大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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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物有度，过犹不及，至瓦西克（842—847在位）在位时期，外籍新军的政治势力不断扩展，已经威胁到哈里发的地位。穆塔瓦基勒（847—861在位）即位以后，极力削弱外籍新军的政治影响。在塔希尔家族的支持下，穆塔瓦基勒处死了权倾一时的哈扎尔将领伊塔赫，罢免手握重兵的突厥将领瓦绥夫。同时，穆塔瓦基勒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募集兵员，组建阿拉伯新军，旨在抗衡外籍新军。穆塔瓦基勒还委派其子穆恩台绥尔、穆阿亚德和穆尔台兹分别统辖埃及、叙利亚和呼罗珊诸地，加强对地方势力的控制，使哈里发得以维持较为充足的岁入来源。859年，穆塔瓦基勒耗资200万第纳尔，在萨马拉附近另建新都贾法里亚，试图将外籍新军的势力排除于宫廷政治之外。穆塔瓦基勒的做法导致外籍新军的强烈不满，哈里发虽然远离了原来的都城，但还是没有逃脱外籍势力的追杀。861年，穆塔瓦基勒在新都贾法里亚被外籍将领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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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哈里发国家权力的天平进一步向外籍新军倾斜。869年，赞吉发动起义，波斯血统的哈瓦立及派传教师阿里·穆罕默德是起义的首领，数十万人加入了起义者的行列。他们洗劫巴士拉，攻陷瓦西兑，直逼巴格达。这次起义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区，对阿拔斯王朝威胁甚大。在穆瓦法克的领导下，哈里发国家倾尽全力，经过长达11年的艰苦征战，于883年攻陷赞吉的大本营穆赫塔拉，斩杀阿里·穆罕默德。在此期间，穆瓦法克统辖军务，独揽朝政，声名和权势如日中天，外籍将领相形见绌，哈里发亦黯然失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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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892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离开萨马拉，移都巴格达，外籍将领的政治势力已不如从前，维齐尔成为哈里发国家的核心人物。穆格台迪尔是最后一位领有伊拉克、叙利亚、埃及和伊朗西部诸地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932年，穆尼斯在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发动兵变，攻打首都，穆格台迪尔仓促迎战，魂断巴格达城下。10世纪中叶，哈里发所领有的疆域只剩下伊拉克中部一带。936年，哈里发拉迪（934—940在位）正式赐封瓦西兑守将穆罕默德·拉伊克“总艾米尔”的称号，赋予他兼领艾米尔（军事统帅）解释的军事权力与维齐尔的行政权力。“总艾米尔”的设置，标志着哈里发国家教俗合一权力体制的结束。此后历任哈里发仅仅被视作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其原有的世俗权力丧失殆尽。拉迪成为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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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在群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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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千多年前，绵亘的群山与汹涌的河流常常令人类束手无策。阿拔斯时代，伊斯兰世界疆域辽阔，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受自然环境影响极大。尽管驿政体系不断完善，然而，遥远的距离和纵横的峦壑仍然阻碍着哈里发各地之间的交流。据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912）记载，在阿拔斯时代，自巴格达向西经大马士革和弗斯塔特至马格里布的首府凯鲁万沿途共有105个驿站，自巴格达向东经莱伊和内沙浦尔至呼罗珊的首府木鹿沿途亦有66个驿站；驿站间隔的距离通常是24—36公里，以普通的速度行走约需1天的时间。775年，曼苏尔在麦加附近病逝，死讯在20天后才传到1500公里外的巴格达。785年，马赫迪在巴格达病逝，其子哈迪获悉哈里发的死讯并从里海南岸的朱尔占返回首都用了20余天时间。哈里发在巴格达颁布的命令，即使驿差昼夜兼程，也得15天后才能传送到呼罗珊总督的驻地。813年，麦蒙在木鹿宣布指定阿里·里达作为哈里发的继承人，这个消息直至三个月后才传到巴格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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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离的遥远，巴格达的统治者对许多地区常感鞭长莫及。自然区域的明显差异，更使统一的哈里发国家难以长久地维持下去。在阿拉伯半岛，阿拔斯王朝的权力仅仅局限于希贾兹的两座圣城和也门一带，贝都因人主宰着广袤的沙漠和荒原。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山脉纵横，土著势力各自为政，哈里发的统治往往徒具虚名。甚至在伊拉克与叙利亚等伊斯兰世界的核心地带，亦因方圆数百公里的沙漠相隔而无法形成统一的区域。在东方的呼罗珊，自然区域的差异及其影响极为明显；绿洲城市内沙浦尔、木鹿、哈拉特、巴勒黑是阿拔斯王朝统治呼罗珊的中心所在，土著社会势力则在层峦叠嶂，千山万壑的庇护下得以延续。在西方的马格里布，只有狭长的沿海平原处于哈里发的控制之下，辽阔的内陆依旧是柏柏尔人的世界；他们虽然改奉伊斯兰教，却长期抵制阿拔斯王朝的政治权力。因此，哈里发国家权力的中心是人口稠密的城市和定居的农业区域，哈里发统治的实际范围在沙漠的边缘，在群山脚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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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斯兰文明兴起的早期阶段，谁对伊斯兰教更忠诚，谁的信仰更虔诚，谁就更有可能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那时的伊斯兰世界，需要伊斯兰信仰来维系。为数众多的异教臣民的存在，让阿拉伯人可以齐心协力，一致对外。大量的异教臣民为阿拉伯人实行民族统治提供了现实的条件，阿拉伯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暂时被屏蔽。麦地那时代和倭马亚时代，哈里发国家奉行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教合而为一的原则，非阿拉伯人尚无缘介入伊斯兰世界的权力角逐。阿拔斯王朝前期，非阿拉伯血统的穆斯林初次登上伊斯兰世界的政治舞台，一度叱咤风云。但是，哈里发国家的伊斯兰教化此时远未完成，非穆斯林人数颇多，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是阿拔斯王朝倚重的统治支柱，宗教矛盾依然制约着哈里发国家的政治生活。9世纪以后，异教叛乱的记载逐渐不再见于史籍，信仰的差异趋于淡化。那些在群山之外的土著势力，相继皈依伊斯兰教，进而涉足伊斯兰政坛，与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拉克人和呼罗珊人展开激烈的权力角逐。穆斯林内部的民族对抗和教派差异有如绵绵山脉，此起彼伏。“肥沃的新月地带”不再是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区域，伊斯兰世界形成群雄逐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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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世界群雄逐鹿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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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1707386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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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国家的浮沉 希望，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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