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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罗马征服意大利的历史关键时刻来临。罗马周边的多数拉丁共同体眼看着罗马优势的增长开始有所警惕，力图重申自己的独立地位。它们全部被击败，除了最大与最远者，其余全被并入罗马公民联合体。这以后，早先的拉丁姆城市以及拉丁人建立的殖民地作为个体或群体与罗马发生联系时再没有可能与罗马分离。而且罗马做出了重大决策，继续建立拥有拉丁城市地位的共同体。确实到了后来，也可能就是从此时开始，“拉丁地位”比之罗马与其他拉丁共同体，本质的特征在于相互通婚的权利、强制性的合约义务，还有变更居住地并获得新居住地相应公民权的权利。公元前338年以后出现的第一处拉丁殖民地卡莱斯（Cales）位于康帕尼亚北部，建立时间为公元前334年。该殖民地以及之后殖民地的主要功用为防御性的，为的是控制通过征服获取的土地或者保卫领土抵抗侵略。对罗马与拉丁社会而言，建立殖民地是利用征服来的土地缓解下层贫困的一种手段。而且拥有拉丁地位的殖民地还是促成意大利罗马化的强有力因素。这些殖民地从一开始就在政治制度上模仿罗马，在一个此前跟罗马没有多少联系的地方，光是殖民地的存在就有助于罗马政府模式的传播。近来在科萨（Cosa，建立于公元前273年）发现的考古证据显示罗马极有可能向拉丁殖民地输出其独特的“团体投票”方式。不过，建立拉丁殖民地还有更为重要的方面，似乎殖民地的成员不仅限于已拥有罗马或者拉丁共同体公民权者，意大利同盟者也有资格加入。这样，拉丁共同体有助于将大量意大利人的地位提升至接近罗马公民的地步。然而，不论是这一事实，还是另一事实，即拉丁殖民地提供了一种将土地分配给穷人的方式，皆不表明殖民地是建立在平等主或者民主的基础之上。拉丁殖民地居民中一部分地位显赫者所获得的土地比其他人丰厚，由此能形成一个社会精英与统治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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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338年前后，罗马还建立了不少殖民地，殖民地成员拥有罗马公民权。这些殖民地的营建规模小于拉丁地位的殖民地，它们承担某一边境的特定防卫职责，比如台伯河河口的奥斯提亚（Ostia）或者利里斯河河口的明图尔奈（Minturnae）。不过，那些拥有罗马或拉丁公民权者有资格参与移民活动，另外罗马殖民地提供了一种手段，尽管不是很重要的手段，使那些来自意大利家庭的男性可借此获得罗马公民权而无须搬迁至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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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创造新罗马公民的手段，殖民地的更重要作用在于将全部意大利共同体（居民）作为不投票的公民整合起来。（除投票权以外）这类共同体（居民）拥有罗马公民的所有其他权利，主要是法律与社会方面的权利，同时他们也必须承担公民的所有职责，必须缴税并参战。投票权的保留有时可能是因为距离遥远或语言不通等原因，我们不清楚这种授予不投票公民权的行为是想作为一种回报还是一种征服手段，也可能这根本不是大问题。意大利大部分地区以此种方式成为了罗马的一部分，其中最显著者为希腊-埃特鲁里亚-萨莫奈大城卡普亚，还有后来盖乌斯•马略（C. Marius）与西塞罗的诞生地阿皮努姆（Arpinum）。卡普亚，无疑还有大部分康帕尼亚地区，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被并入罗马国家，其具体进程非常模糊且充满争议。重要的是，当时意大利最富裕最发达的地区进入了罗马的势力范围（参见第32页以次——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余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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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意大利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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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已经谈到，属于不同意大利共同体的人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最终获得罗马公民权或拉丁人地位，不管他们是被征服还是未被征服。不过这一进程还有其他方面（的意义），罗马的成功不仅在于征服了意大利，还在于将意大利塑造为一个单一世界。在建立拉丁殖民地过程中，罗马输出了其自身的等级模式以组建（当地）社会。同样的总体思路亦扩展至罗马与意大利盟友间的往来。罗马有系统地挑选意大利盟友中的社会上层并授予他们特权，如果他们面临来自外部的灾难或来自内部的革命，罗马会在危机中支持他们。正常情况下罗马与任何意大利共同体间的关系决定于两个城市上层阶层间的个人联系方式，这基于共同的利益并涉及经常性的交往，包括相互通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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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套个人关系网，罗马加之于意大利共同体的主要要求自然未遇大碍便得以满足。该要求是提供部队，这一事实使得罗马与大多数其他古代帝国有别，也有助于解释罗马帝国主义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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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古代帝国要求附属者提供贡赋，这一要求标志着帝国的优势地位，而且对于统治权的所有者，贡赋要求的满足为其统治地位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报酬。很明显从很早阶段开始，罗马仅仅简单地把对人力的要求扩展至其他意大利民族，并将这些人纳入自身的公民体系。其结果是：标志着罗马在权力上高于沃尔西人或埃特鲁里亚人的唯一手段是要求这些民族提供部队，而且罗马据此牟利的唯一手段是利用这些部队去获取战利品、土地以及更多的权力。然而我们不应该假定罗马对部队的索取就一定违背这些民族的意愿。尽管在分配战利品或土地时对其盟友不如对自己公民慷慨，罗马确实跟盟友们分享某些胜利的报酬，而且这类报酬一直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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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还伴随着引人注目的物质表现，以标示罗马的存在这一事实。公元前4世纪以降，不管是孤立的地段还是殖民地的领土，在分配之前，被征服的土地无论如何都会被丈量与标志，这一细致过程最后被称为“百法丈量分配”（centuriatio）。最初，可能是在公元前334年以后，土地被划分为宽10罗马方步（actus，一方步约等于35.5米）的长条，划分的界线被称为“十步线”（decumani）。于是完整的长方形网格便被标志出来，横向线条被称为“轴线”（kardines）。在相对简单的系统中“十步线”分隔有时会多于或少于10罗马方步，同样，在后来发展出的网格划分系统规范为纵横各20罗马方步，但也并非全体通用。采用此种网格方法划出的土地为每一方块200尤格（jugera），或者说一“百方”（centu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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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上述细致过程并非仅用于丈量土地，网格的界线还被道路与沟渠所标志，它们在乡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标志。它们勾勒出（土地的）格局，发挥作用的时间即便不足千年，亦长达数百年，在很多地方历经工业化发展与机械化农业至今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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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当时罗马对土地的控制基本都带有暴力色彩；但另一方面，罗马组织之下在意大利的殖民地格局方便了意大利人获取拉丁公民权，以及最后获取罗马公民权；这同样允许已有民族因素的存在与同化。如此这般，公元前268年拉丁殖民地阿里米努姆（Ariminum）建立于昔日翁布里亚人领土之上，这对于当地位于殖民地围墙外的主要前罗马时期圣所并未产生不利影响。而且如其供奉所表明，该圣所继续成为殖民地生活的中心，一如殖民地建立以前在当地所扮演的角色。在意大利另一端，公元前314年在萨莫奈人、卢卡尼亚人与阿普里亚人边界处建立起殖民地卢克利亚（Luceria），那里的早期铭文显示了一种以拉丁语为基础的混合方言，据推测这是由于当地居民的混合（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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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元前263年建立于萨莫尼乌姆地区的埃塞尔尼亚（Aesernia）发现的公元前2世纪铭文表明：有一群“萨莫奈人定居者（incolae）”，他们显然不是公民，但他们与当地人和睦相处，顺利从事商贸活动并拥有自己的社团组织。而且通过文学史料我们还得知，公元前2世纪初期有大批萨莫奈人与派利格尼人（Paelignians）移居弗雷格拉（Fregellae）。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否成为公民，但他们的存在显然受到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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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共存与同化的事例发生在意大利（半岛上）那些居民被称为“意大利人”的部分，一般而言，这些人的民族与语言近似于拉丁语。不过在意大利的两个地域，即埃特鲁里亚与山南高卢（Gallia Cisalpina），事态的发展截然不同。在这两处，各有一种独特显著的文化最终湮没无踪，但原因有所不同。在山南高卢，对于公元前390年高卢人洗劫罗马的记忆，以及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时其高卢盟友所扮演的角色，这两个因素可谓罗马对该地实施残酷征服的主要原因。在公元前3世纪，罗马已采取了初步行动，几乎完全消灭了塞农人（Senones）[7]，这一政策在公元前2世纪继续实施（参见下文第38页以次）。在埃特鲁里亚，发生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的早期战争必定在南部产生了一条稳固的罗马或拉丁领土带，只留下塔克文尼（Tarquinii）或伏尔奇（Vulci）之类的埃特鲁里亚飞地苟延残喘。在北方，埃特鲁里亚人的领土与文化完整保留下来，但日益变得隔绝与贫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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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罗马与希腊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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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6世纪，希腊文化曾通过埃特鲁里亚传入罗马。公元前4世纪，随着对康帕尼亚的兼并，罗马开始同希腊世界有了近距离直接交往。在随后3个世纪中，这种交往的密切程度及重要性日益增长。公元前312年，时任监察官的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凯库斯（Ap. Claudius Caecus）修建了由罗马至卡普亚的阿皮亚大道（Via Appia），此举为罗马与康帕尼亚之间联系的象征，也确实增强了罗马与康帕尼亚间的联系。很可能正是在此背景下，罗马依照希腊式样发行了第一种银币。公元前4世纪后期至前3世纪早期，罗马无疑开始了迅速希腊化。这期间罗马模仿希腊世界，热衷于展示胜利信念，这一现象乃亚历山大大帝遗产之中的极重要部分。在罗马，其结果是新引入的战神崇拜，胜利之神崇拜以及对胜利本身的崇拜。同样在此期间，很大程度上脱胎于希腊原型的海格力斯（Hercules）崇拜在罗马世界广泛流传，相关证据不仅有国家的新崇拜制度，还有来自社会底层对新英雄的热情奉献。与此同时，共和国时期的物质文化所受的希腊影响更为明显。一方面，位于阿皮亚大道上的西庇阿（Scipio）墓中发现有卢基乌斯•科尔涅利乌斯•西庇阿•巴尔巴图斯（L. Cornelius Scipio Barbatus）的石棺，其上的装饰使用了希腊建筑主题。另一方面，大约在公元前330年罗马开始生产自己的陶器，被称为格努奇里亚（Genucilia）陶器；然后在公元前3世纪早期，罗马开始模仿希腊金属器皿，生产一种优良的黑色光面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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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世纪后期，在行政管理架构的日益复杂化方面罗马亦有所发展，这已超越了简单采用希腊式钱币的阶段。可以肯定，正是在这一时期发展出了通过人口财产调查（census）（将居民分为）五个阶层的社会结构，每一阶层承担不同的财政与军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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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保卫意大利及第一次布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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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与意大利民族间的最后一场真正的战争是对萨莫奈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实际上结束于公元前295年，这一年萨莫奈人及其盟友翁布里亚人、埃特鲁里亚人与高卢人在北意大利的森提努姆（Sentinum）被击败。是役，那些尚保持独立的翁布里亚与埃特鲁里亚城市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是在为维持自身的自由地位而进行的最后一搏，部分波河流域的高卢部落决定加入反罗马阵营则是想再现公元前390年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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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年之后，罗马遭遇首度海外入侵。前面已谈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南方的希腊城市就面临“蛮族”邻居们领土与政治野心的威胁（参见上面第16页以次）。库迈（Cumae）与波塞冬尼亚（Posidonia）已经认可了萨莫奈或卢卡尼亚精英阶层的存在，但塔伦图姆（Tarentum）拒绝像它们一样妥协，反而招来一连串希腊雇佣兵统帅帮助自己。最后一位雇佣兵统帅是伊庇鲁斯（Epirus）国王皮洛士（Pyrrhus），他于公元前280年应召而来，不是为了对付塔伦图姆的卢卡尼亚邻居，而是为了对付罗马，因为此时罗马已成为塔伦图姆独立的首要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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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塔伦图姆对抗罗马在南部的希腊城邦（poleis）中绝非典型。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之后，都有很多希腊城邦欢迎罗马保护，乐于跟罗马结盟。罗马在对皮洛士战争期间发行了银币，币面上压制的图案式样显示出罗马处心积虑将自己置于抗击野蛮的文明一方。这种有争议的币面图案为阿波罗的头像，而阿波罗在公元前279年成为整个希腊世界中象征文明战胜野蛮的神祇，原因在于这一年阿波罗保卫德尔斐（Delphi）免遭一伙高卢人的劫掠。同样，如前文所述，罗马也于公元前295年击败一群同样的蛮族，以及其他罗马之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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