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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精英内部存在政策方面的意见分歧时，我们根本不知道分歧是如何解决的。然而有一种现代理论值得注意，根据该理论，像科尔涅利（Cornelii）或凯基利（Caecilii）之类的整个氏族（gentes）如单个实体般运作，与其他氏族建立稳定的同盟关系。该理论几乎肯定只是幻想，它并不适用于我们拥有第一手相关证据的所有时期，因此将它运用于没有第一手相关证据的时期就显得自相矛盾。而且巴尔巴图斯与麦特路斯之类的人作为具有传奇色彩的个体出现，有时他们的野心在将罗马推入战争的过程中无疑起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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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如何理解精英与作为整体的大众之间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知识则更加晦暗不明。当然围绕一些事情也存在争论，这些事情构成在公元前2世纪至前1世纪间出现的争执的原因。因此在公元前290年就相对平衡而展开争论，即如何利用被征服的萨宾努姆土地，在向穷人分配和卖给富人两种选择之间达成相对平衡。波利比乌斯还记载了一场公元前232年由分配皮克努姆以及波河流域东南部土地的建议所引发的争辩。但基于以下假设的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的罗马史，即较低下的等级对贵族领导以及在贵族指挥下赢得的报偿感到满意这一点，却是颇令人费解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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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般说法，使一个人依属于另一个人的庇护制（clientela）是一种往往带有继承性的传统关系，它被视为共和国中期罗马社会主要的整合因素。然而其他因素无疑也发挥着作用。尽管如我们马上将要看到的，罗马在公元前3世纪时与多数古代国家相比都显得巨大，但它可能仍然是一个不同社会等级间的联系相对顺畅的社会。战争与殖民之类精英与民众共同参与的事业的数量表明，精英与民众间确实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协作。而且如同后来一样，此时精英集团可以认为自己对全体居民的所为正当合理，他们确实也如此认为，因为就共同价值观而言他们把全体居民视为一个整体。这类价值观所包含的除了其他之外，还有一种信念，即诸神的赞同必不可少而且罗马可借此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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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波利比乌斯所观察到的，公元前3世纪不仅是罗马国家整体发展的顶点，也标志罗马建立的意大利同盟者体系发展至顶峰，这种同盟随后就会开始呈现出紧张的关系。意大利所必须面对的最后一场高卢大入侵发生在公元前225年，正是在准备反击此次入侵这一背景下，波利比乌斯描述了罗马所能支配的人力资源。为此波利比乌斯利用首位罗马史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Q. Fabius Pictor）的记录，而皮克托本人是公元前225年事件的见证着。虽然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明细列表在细节上包含有某些模糊之处，但该列表与这一时期有关罗马公民数量的其他知识相吻合。据此推测：罗马能够从中征召的罗马及意大利男性人口约在100万人至200万人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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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汉尼拔的入侵：第二次布匿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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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支后备军的存在使罗马得以承受公元前218年汉尼拔入侵意大利所带来的震撼。这场入侵是一次精心准备的行动，以图报复第一次布匿战争的屈辱。迦太基人在西班牙建立的帝国为入侵行动提供了资源支持。公元前218年至公元前216年间，汉尼拔这位杰出统帅能够把一连串血腥惨败加之于派来迎战他的罗马军队，其顶峰为公元前216年的坎奈战役（battle of Cannae）。汉尼拔还使不少罗马盟友，其中最有名者为卡普亚城，脱离了罗马。与此同时，迦太基力图收复西西里，后来又把叙拉古（Syracuse）争取到自己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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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罗马总有能力将新的军队投入战场以替代损失的军队，而且大部分意大利同盟者从未考虑过意大利能够没有罗马，也从未真正认为迦太基统治下的意大利可以替代他们早已熟悉的（统治）系统。罗马首先成功地将汉尼拔困在布鲁蒂乌姆（Bruttium），同时夺回了西西里，占领了西班牙，还对公元前215年坎奈战役之后与迦太基结盟的马其顿开战，后来罗马又将战争带到（迦太基的本土）阿非利加（Africa）。[8]公元前203年，汉尼拔被从意大利召回，并于公元前202年在扎马战役（battle of Zama）中战败。迦太基乞求和平，它在地中海西部地区与罗马争夺霸权的企图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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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汉尼拔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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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意大利土地上的15年战争对意大利有何影响？下述说法引起了诸多争论：汉尼拔对意大利众多地区的破坏导致大批罗马与意大利农民士兵的灭绝以及向大型农业企业的转变过程，这类企业由精英们占有并通过奴隶劳动维持运作。这些问题在两代人之后由提比略•格拉古（Ti. Gracchus）着手解决（参见第41页以次）。这种论点难以成立。因为罗马不仅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持续投入大量由农民士兵组成的军队，而且在此战结束之后，在对波河流域的最后征服以及一系列海外征战（参见第二章）中，罗马依然能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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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那些曾经与汉尼拔结盟的意大利共同体而言，汉尼拔的失败则后果严重。布鲁蒂亚人（Bruttii）被剥夺了建立任何共同体机构的权利，还不得加入罗马征召的军队，除非是当奴仆。他们以及许多其他共同体丧失了土地，这一事实是公元前2世纪经济发展的隐性原因。那些继续为罗马提供兵源的共同体被迫提供不相称的大批部队。尽管理论上并非如此，但实际上公元前2世纪的意大利是一个罗马领导下的单一国家，而非由独立国家通过联盟网络结合在一起的拼盘，这个国家的地方政府由各自分散的共同体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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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01年之后，罗马军事活动的主要目标在于对波河流域的完全征服。这一进程从公元前225年击败高卢人对意大利的入侵之后就已开始，当时罗马人于公元前218年建立了殖民地克雷莫纳（Cremona）与普拉森提亚（Placentia）。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罗马继续其一度被搁置的事业，在其后两代人时间里以军事手段征服了该地区，并以殖民地或者分散地点安置的形式让数以万计的罗马人或意大利人定居在西起普拉森提亚东至阿奎莱亚（Aquileia）的地域。高卢各族的结局各不相同，波伊人（Boii）像塞农人一样被完全消灭，而塞诺马尼人（Cenomani）与印苏布里人（Insubres）尽管丧失了自由，却幸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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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的自然景观，还有罗马的征服进程，皆有助于解释山南高卢这一地区何以在受罗马丈量分配土地的“百法”（centuriation）影响方面（参见上文第30页）比其他地区更甚。当罗马人的活动穿过意大利最大平原时，他们觉得自己无须被现存的政治、社会、经济，甚至地理格局所限制。波河流域就是一张“白纸”（Tabula rasa），被打上了罗马存在的印记，它吸纳了罗马民众整整一代人的大部分军事与殖民精力，这种精力在第二次布匿战争的过程中似乎永不枯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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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与此同时，第二次布匿战争之后的海外征战正改变着意大利的社会经济结构。对于此类征战产生的后果，这里我们需要关注两点。一方面，它们导致了罗马与意大利战士持续稳定的职业化。严格说来，一支征召来为罗马作战的军队实际上包括大量名义上独立的部队，如果罔顾这一事实，谈及此时的罗马军队这类事物并不适当。但是到了公元前201年，一个人在农耕之外的闲暇时节去参战已经变得很平常，公元前200年以后，一个人在国外连续多年服役的情况也日益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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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地中海世界的财富蜂拥进入意大利，部分是作为战利品，部分是作为从战败敌人那里索取的赔偿。在庆祝一场征战胜利结束的凯旋仪式上，这些财富中的一部分会分发给社会底层民众，但多数财富最后落入了精英集团之手。在管理海外领土或者以高利率贷款给外国共同体之类的过程中，精英们获得了更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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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钱都被用于何处？其中的一部分，包括那些留在共同体手中的以及那些已转入私人之手的，被投入罗马与意大利的公共及私人建筑的营建。罗马通过建筑工程展示了财富的使用方式，比如将银塔广场（Largo Argentina）中的神庙连接起来形成统一的大型建筑群，该建筑群的遗迹至今犹存。同样的建筑工程也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实施，它们的规模在当时是前所未有超乎想象的。因此弗雷格拉（Fregellae）的拉丁殖民地在公元前125年至前124年发动反叛并遭摧毁之前，曾拥有一座巨大的埃斯库拉庇乌斯（Aesculapius，医神）圣所，包括神庙、三面门廊、石制金库、祭坛、蓄水池以及大型斜坡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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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只要将自由劳动力用于此类工程，社会底层就能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为了解释公元前2世纪的重要发展（阶段），自然还需要一种假说，即认为已出现了消费能力相当大的城市市场。因为大部分罗马与意大利精英的新财富都投入了土地，投入了那些依靠奴隶劳动维持运作的大型农场企业中。这类企业基本上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面向市场的园林、橄榄林或者葡萄园，另一种是季节性移动的绵羊牧场。这两种企业皆在意大利中部引发了对土地的需求，从而给那些自耕农户带来伤害。通过买卖，有时甚至通过强占，农户们的小块土地可能丧失，而且农户们要使用赖以谋生的公地也会益发困难。确实在一定意义上，罗马与意大利精英们在意大利中部兼并集中土地的行为有损其自身利益，因为他们要组织海外征战，就必须确保军团有稳定的人力供应。然而，人们的行为并不总是完全合乎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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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格拉古兄弟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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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世纪期间出现了一种模式：由于长期在海外服役，意大利中部的农民士兵无论如何都会疏离自己的土地以及公地，于是他们放弃自己的土地与使用公地的权利，前往波河流域定居，他们的儿子们则成为下一代的士兵来源。然而随着该地区的平定，殖民的全盛时期宣告终结，这以后直到公元前133年之前的一代人时间里，无地者的数量似乎稳步上升，他们本身既无土地，亦无有望获取土地的地方可去。提比略•格拉古所为的目的是想逆转意大利中部的这一发展趋势，并通过损害大型农场企业的利益以增加农民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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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于公元前133年当选保民官，他提出一项土地法案，要求对公地的占有面积加以限制，并将多余的部分分配给民众。为反击提比略，元老院推出另一位保民官马尔库斯•屋大维（M. Octavius）。屋大维否决了该法案，提比略最后被迫借助民众之力将这位保民官同僚免职。提比略还通过干预对帕加玛（Pergamum）王国的安排进一步与元老院对抗，这个王国通过遗嘱留给罗马人民，而管理外国事务本来是元老院的传统特权。最终提比略试图确保自己再度当选保民官，此举引发骚乱，提比略与三百名支持者一道在骚乱中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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