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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放弃了他的凯旋式，并争取其他加图正直品格的牺牲品——庞培、克拉苏的支持，以示报复。他刚刚当选公元前59年的执政官，便调和了两位敌手直接的矛盾，并马上着手兑现给他们的许诺。因此，加图对所谓“前三头”同盟的形成要负很大责任，正如他后来所说，这个时刻是共和末期的真正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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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很容易去猜想的是，如果恺撒的凯旋式，以及他在卸任执政官后取得一个重要行省的希望没有破灭的话，历史将会怎样发展。恺撒不是孤注一掷的冒险家：他在两位苏拉将领的手下执行军务时恪尽职守，没有企图加入雷必达和塞尔托里乌斯的马略派。自始至终，恺撒都可以宣称他的荣誉高于一切，自己珍爱它甚于生命。如果他没有感到受了元老院的羞辱，他是否会成为一个忠诚不贰的执政官，一个“幡然悔悟”的叛徒，像西塞罗始终期待他会成为的那样呢？可能这个答案并不十分重要。可能另一个更加引人注目、但与此相关的问题，即公元前49年的内战能否避免也不重要。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所感兴趣的问题不在于某一事件是否不可避免，而在于它能否得到解释。共和国为何会在此时以此种方式终结，这与下面的核心问题相比毕竟显得次要：罗马统治集团中的翘楚们既然已从共和国的存在中获益良多，为何还要摧毁它而进行政治自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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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罗马人是从道德衰落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相信，自己的祖先通过尽忠报国获得了荣名，而当下的人却把个人野心置于公共福利之上。他们感觉，传统道德衰微的催化剂是罗马权力和财富的增长。个人拥有了通过无情的利己手段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从而在两方面对国家构成了威胁：如果被征服的臣民受到了剥削，罗马将丧失她的帝国，因为她没有足够的人力、财力去单凭武力统治如此广大的区域，对她统治的认同实为不可或缺。此外，如果统治阶层中的某些人变得远比其他人强大的时候，本质上属于寡头体系的共和政体就将被总体上不利于统治阶层的新政体所取代。罗马人的思想看重爱国主义的自制精神，强调对个人权力进行制度控制的必要性。事实上很多在他们看来是强化制度的法律都可以被理解成针对个人行为所采取的措施：提倡节俭的法律是为了限制奢侈浪费，反强征法是为了遏止罗马官员的贪婪和滥用职权，反贿选法是为了防止个人买得公职，从而损害帝国的利益。但某些变化，如要求将领如数上报战利品，对公民课以重税以支付退伍老兵，或建立足以控制政治暴乱的警力，是同受到捍卫的贵族自由精神不兼容的。对于元老们而言，他们可以对诸如埃及这样富庶且具有战略意义的行省（它本可以为元老中的一员提供巨大的机会）置之不理，却难以让那些在国外如同土皇帝一样的大将回国后再俯首帖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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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帝国的成长，胜利的级别也在提高。马略在西方、苏拉在东方取得大捷后，庞培已不再能满足于卸任执政官后只担任一年行省总督的常规待遇了。恺撒也一样想要取得更长的和更重要的指挥权。最后，庞培无法忍受与恺撒平起平坐或等而下之的地位。但共和国是同一两个人独占鳌头的局面无法兼容的。它也不能容忍这样的观念，即丰功伟绩可以使一个人跳出他的同僚们设定的法律约束，正如相传恺撒在击败庞培后巡视敌人尸体时所表达的想法那样：“他们是罪有应得。即便是我，盖约•恺撒，在立下这么多汗马功劳之后，竟要在法庭上被定罪，如果我没有向自己军队寻求帮助的话。”苏格拉底懂得法律必须得到遵守，哪怕法律的决定并不公正。但在公元前49年内战前夕，罗马法律已受到强大个人的屡次践踏和无视，不再值得人们尊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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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有识之士都领悟到了安抚罗马臣民的方便之处，如格拉古兄弟、苏拉、庞培、西塞罗和加图。即便是残酷对待被征服高卢地区的恺撒也强化了反强征法。更困难的课题是在多大程度上让全体公民分享帝国的收益，因为当时并没有一个人格化的政府去发放专门的福利。贵族施舍的旧有传统使得那些立法分配土地、钱财的人们可以赢得信誉和民心，如同那些从自己口袋里掏钱施舍的人一样。因此，提议增加骑士、平民的福利或权力的平民派看上去仿佛怀有追求个人权力的不轨企图。如果保民官或平民派因为这方面的原因而受人忌恨，那已经够糟糕了；而如果这位保民官还是上层官员们的盟友，那就更加不可饶恕。我们在公元前59年看到了这样一位执政官，他表现得如同保民官一样，并得到了保民官，甚至是一位坐拥大部分老兵的将军的支持。因此，毫不奇怪，在内战一触即发之际，贵族派最恐惧的莫过于由恺撒担任这一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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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恺撒的首个执政官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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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开始阶段，恺撒试图通过技巧和外交手段，温和地推行他的立法措施。最先得到他关注的是庞培老兵的安置问题。随后，在公元前60年12月，恺撒得到了罗马最优秀演说家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许，此人已挫败了前两次类似的企图。西塞罗受到恭维，却决定保持独立姿态，因为他很看重加图等人在他执政官任期结束后称自己为“祖国之父”的言论。到了3月，西塞罗做了恺撒最害怕的事情，即尽情批评了公共事务的状况。恺撒在庞培的协助（两人当时都任祭司职位）下，用一种饱受非议的方式予以回敬，即让一个平民家族收养西塞罗的私敌克罗狄乌斯（Clodius），以便他能在夏天当选保民官。毫无疑问，他们希望这次能用恐吓手段，迫使西塞罗同自己合作。但如果恫吓未果，克罗狄乌斯将帮他们铲除这个祸害。西塞罗拒绝了恺撒的邀请，没有接受他的农业职务委任，也没有陪伴他同去其行省（他本可以在那里成为恺撒打发漫长夜晚的好友）。西塞罗为他的拒绝付出了代价，在公元前58年因五年前处决喀提林党羽的事情被判处放逐。当一年多以后，庞培友好地把他召回时，他已变得足够顺从，不会再为了独立而轻举妄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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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我们提供最宝贵信息的这位作家不仅对三头联盟充满敌意，而且也没有得到三头对自己的信任，认清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尽管恺撒的邀请充分证明，西塞罗的政治重要性并非他本人出于虚荣心理的捏造。但他所能提供给我们的只是对那些操纵罗马命运的人们动机、计划的睿智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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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的其他外交努力同样不够成功。他精心地剔除了早期土地法案中彼此最矛盾的部分，停止分配坎佩尼亚的土地，只用庞培新取得的收入去购买土地，并且奉行自由买卖的原则。他把议案递交给元老院和公民大会，结果未能得到元老们的批准，只遭到了毫无道理的同声反对。恺撒的同僚是加图的侄子比布鲁斯（M. Calpurnius Bibulus）。恺撒无疑希望避免此人从中作梗，因而对元老院成员们好言相劝。然而，从此时起，他向世人表明，自己已不会因为羞耻感或公共舆论的压力而再有丝毫动摇。他跟萨图尼努斯联名在议案中附上了一项条款，要求元老们逐一对此表示支持。他劝说庞培和克拉苏发表讲话，公开支持这项法案，并承诺为此不惜以暴易暴。为了反对贵族派保民官和自己的执政官同僚，恺撒利用了暴民和庞培的党羽。法案通过后，恺撒接下来的提案都是保护人民的。他的其余法案批准了庞培东方定居点的合法地位，为收税人颁发了特许状，承认了埃及国王的地位（他为了保住王位而慷慨解囊），都不受阻碍地通过了。比布鲁斯采取一种非正式的、史无前例的宗教手段表示抗拒——他在自己家里每天都能观察到凶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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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在通过法案时之所以会面对强大阻力，其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惧怕他借助平民、部下、骑士和外国统治者攫取政治权力。保民官瓦提尼乌斯（Vatinius）为他从民众那里取得了在山南高卢和伊利里亚地区五年的军事统帅权。前者使他可以在非战争状态下保持对罗马的监视，而后者为他提供了打通进入巴尔干地区的陆路，从而赢得光荣的机会，这项工作已由于庞培在东方的扩张成果而成为必须完成的任务。最后，政治介入了罗马的理性扩张，恺撒把帝国的疆界向北推进到了英吉利海峡及更远的地方。由于他的立法活动、特别是瓦提尼亚法因其通过方式而极易遭到仇人的秋后算账，恺撒急于从元老院手中争取一个额外的高卢行省。他通过庞培实现了这一目标，并通过婚姻纽带保证了后者的长期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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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恺撒非常清楚，庞培毕竟是一个靠不住的盟友。尽管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庞培还会觉得，依赖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是件丢脸的事。而比布鲁斯恶意诽谤的法令和三头同盟日益失去人心的局面则使得这种紧张关系进一步恶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从恺撒手中得到的东西已经巩固，而他在公元前62年表露出的对权力的渴望，这时也变得更为强烈。但在一段时期内，敌人的恶意迫使他继续忠于同盟，而这一联盟也在加图妹夫似乎即将当选执政官的公元前56年得以延续下去。恺撒整装待发的部队留在罗马城中，确保了庞培和克拉苏能击败此人顺利当选；而他们也马上投桃报李，延长了恺撒在两高卢的任期，也为自己保住了5年之内对西班牙和叙利亚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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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苏出发前往叙利亚，并在一年后攻打帕提亚人的战斗中被杀。恺撒羁留在高卢，直到公元前53年的冬天才翻越阿尔卑斯山。但选择通过代理人统治西班牙的庞培却留在罗马近郊，从而得以利用政治局势的发展。选举的混乱局面和歹徒暴力最终为他所利用，因为作为拥有指挥和征召部队权力的前执政官，他无疑是重建秩序的不二人选。当克罗狄乌斯在公元前52年初被谋杀后，元老院选举他为唯一的执政官。恺撒女儿尤利娅在公元前54年的去世已割断了恺撒家族同他的联系，庞培现在似乎已成为保守政府的领袖。但是，为了保留自己的选择机会，他支持通过了一项保民官法案，授予恺撒在缺席的情况下第二次担任执政官的权力，这样恺撒就可以在度过10年必要期限后的公元前49年再次取得竞选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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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内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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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指定行省总督方式的改变不仅使得颇不情愿的西塞罗被派去管理西里西亚，也引发了关于恺撒在高卢任职期限的复杂问题。然而，在法律问题的背后隐藏着政体问题，而政体问题的背后则是远比庞培、恺撒敌对更为复杂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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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图的敌意消除了任何可能使恺撒为个人野心而牺牲其平民派形象的诱惑。相反，只要他的野心存在着风险，他就保持对平民派的忠诚。恺撒采取此立场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民众授予了他军事指挥权和缺席担任执政官的权力。他宣称，这项任命表明，他可以在行省一直逗留到公元前49年的夏天。贵族派一直反对民众授予的行省指挥权。他们相信，作为唯一自始至终存在的政府组织，元老院应当垄断对外事务的决定权，正如它从前事实上做到的那样。虽然主权属于人民，但贵族派并不同意平民派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民可以在任何事务上进行适当的立法，甚至无须元老院的指导。难道共和国不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由“元老院和罗马人民”组成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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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库斯•马赛卢斯（Marcus Marcellus），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试图强行把恺撒提前一年征召回国。庞培试图进行调解，但赞同应服从元老院的决定。在公元前50年和公元前49年初，恺撒曾提出和解的条件，并得到对他友好的保民官们否决票的声援。当顽固分子们对此表示无视时，他渡过了象征其行省边界的卢比孔河，以捍卫保民官的神圣权利以及他的个人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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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培前往东方集结兵力，并且宣称：“苏拉能做到的，我为什么不能？”但二者间唯一的相似点仅在于向自己的敌人扬言报复。机动性和纪律性属于恺撒，并且他的宽容政策也赢得了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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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这位选边支持共和派的可敬人士，哀叹说庞培和恺撒唯一的目标都不过是权力。他所能做的只有责备当事人，包括元老院内部和平的反对者，因为他相信政治体系本身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加图的谈吐如同居住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一般的话，那么西塞罗则在作品中论证，罗马共和国甚至要胜过那个乌托邦。到了公元前50年代后期，当混乱与暴力已成为生活的常态时，西塞罗有感而发，撰写了两部政治哲学著作，其标题和内容都是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和《法律篇》为基础的。在《论共和国》中，他解释说，从罗马的传统中发展出一种混合政体，它是最为平衡与稳定的。他在《法律篇》中所展示的法律是为富有教养的未来公民体设计的，与现有的法律和习俗十分接近。在这部论著现存残篇中唯一的创新之处是增加了元老院和高级官吏的力量与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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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共和国》和几乎创作于同时期的《论演说家》的设置背景都在西庇阿、雷利乌斯（Laelius）或卢奇乌斯•克拉苏（Lucius Crassus）、玛库斯•安东尼乌斯（Marcus Antonius）管理公共事务的历史时期。西塞罗为共和国病症开出的药方是需要找到一批或某个富有才华的政治家，让他们为其他人树立行为表率。他从未对庞培或恺撒抱有此等希望，虽然他自己曾为庞培扮演过雷利乌斯为西庇阿担当的角色，也曾向独裁者恺撒进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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