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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死后，他的一个亲密朋友盖约•马修斯哀叹道：“如果天才的他都找不到出路，谁现在又找得到呢？”恺撒知道，他的同僚们肯定不喜欢只在前厅等待，而由他一人专断政务。然而，对于他所结束的政治动乱与武装冲突来说，又有哪种解决方案是他们能够接受的呢？奥古斯都将会避免恺撒犯的许多错误，包括后者使其坚定反对派们得以活下去的尽人皆知的仁慈。然而奥古斯都的解决方案并无大的不同，尽管他在运用传统语言描述由自己造成的政体瘫痪状态方面更富于创造力。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人态度的不同。在经历了第二轮内战的幸存者眼中，任何形式的和平都是可以接受的了。奥古斯都很年轻，还有时间去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加图们和西塞罗们已不在了，剩下的人中又有谁亲眼见过共和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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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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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古代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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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的著作译文现已完备。洛布古典丛书提供了其全集的翻译，该译文成于众手，并附带有对照的拉丁语原文。企鹅古典丛书中的若干卷是他的演说词选译，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D. R. Shackleton-Bailey翻译的书信集。这是他的伟大西塞罗书信集校注本（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副产品，校注本中只有《致阿提库斯》部分带有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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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古代著作也已可通过英文进行参考。撒路斯特记载喀提林阴谋的专著收录在洛布古典丛书和企鹅丛书Sallust卷中。两套丛书中都分别收录了恺撒《高卢战记》和《内战记》的分册。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的《阿提库斯传》可在洛布丛书包含弗洛鲁斯的分册中找到。普鲁塔克为苏拉、克拉苏、庞培、恺撒和西塞罗的传记是企鹅丛书Plutarch: Fall of the Roman Republic中的核心部分。它们（还有其他相关传记）也可在洛布丛书收录普鲁塔克传记全集的十一册中找到。苏维托尼乌斯的《恺撒传》见企鹅丛书分卷Suetonius: the Twelve Caesars和洛布丛书的Suetonius第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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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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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共和国这一材料极为丰富时期的现代记述很多。它们在范围、重点和详尽程度上千差万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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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视角下的简要概述，见英文版48页提及的H. H. Scullard, P. A. Brunt和M. H. Crawford等人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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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较为详细的记载中，较旧的作品，如人人丛书中T. Mommsen的History of Rome第四卷（英译本1880）和T. Rice Holmes的The Roman Republic, 3 vols. (Oxford, 1923)仍然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x (1932)中的相关章节仍旧有用，尽管很快将被新版所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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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共和国覆灭的现代伟大作品是Ronald Syme爵士的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该作品特别侧重该阶段的后期。近年来对共和末期政治活动的一篇分析，以及对共和国灭亡原因的既鞭辟入里、又富于争议的剖析包含在E. S. Gruen的The Last Generation of the Roman Republic (Berkeley, 1974)中。对罗马政治运转模式、机制和设计的生动描述见Lily Ross Taylor的Party Politics in the Age of Caesar (Berkeley, 1949)和Roman Voting Assemblies (Ann Arbor,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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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近年来对这一时期政治状况的详细分析都包含在当时几位领袖的传记里。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M. Gelzer的作品，这些著作中只有Caesar, Politician and Statesman (Oxford, 1968)有英文版。J. P. V. D. Balsdon的Julius Caesar and Rome (Harmondsworth, 1967)简明扼要，可读性强；Z. Yavetz的Julius Caesarand his Public Image (London, 1983)主要关注恺撒担任独裁官期间的表现。近年来，J. Leach (1978), R. Seager (1979)和P. Greenhalgh (1980—1981)写了几部庞培传记，其中Seager的作品在记述罗马政治方面最为详尽。B. Marshall (1976)和A. Ward (1977)先后尝试过构建一部克拉苏传记的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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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塞罗，最适宜的传记主人公，已成为众多英语著作的记述对象。D. L. Stockton的Cicero, a Political Biography (Oxford, 1971)从观察一位政治家的角度对他的成就进行了颇有价值的叙述；D. R. Shackleton Bailey在Cicero (London, 1971)中充分利用了自己对西塞罗书信的研究成果，以刻画有血有肉的西塞罗本人；E. D. Rawson在Cicero, a Portrait (London, 1975；重印：Bristol, 1983)中进行了富于同情心的、令人信服的研究。T. A. Dorey在其论文集（London, 1965）中阐述了西塞罗生平、著述的各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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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此列举几本帮助读者在更为宽广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观察共和末期政治生活的书籍应该是不无裨益的：C. Nicolet, The World of the Citizen in Republican Rome (London, 1980); J. Crook, Law and Life in Rome (London, 1977); W. Liebeschuetz,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Roman Religion (Oxford, 1979); K. Hopkins, Conquerors and Slaves (Cambridge, 1978); Death and Renewal (Cambridge, 1960); C. Wirszubski, 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 (Cambridge, 1960); E. D. Rawson, Intellectual Life in the Late Roman Republic (London,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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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五章 共和晚期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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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宾•尼斯比特（Robin Nisb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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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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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4年初，西塞罗在给兄弟信件的结尾处提到了他最近所读的书：“正像你说的那样，卢克莱修的诗中有着许多天才的闪光点，充满技巧，但更为鲜活。如果你读了撒路斯特的《恩培多克勒亚》（Empedoclea）的话，我会认为你是个男人，但不会认为你是人类一员。”（QF 2.10.3）我们在此看到了这样一个社会：一些公共人物有闲暇去接触新的文学，并对之加以真诚的评论。两部被提及的作品都属于哲学、自然科学类的著作，反映了一小批接受希腊文化的精英们的学术兴趣，西塞罗传播而非发起了这样一场启蒙运动。这部教导性质的作品采用了常见的诗歌体裁，延续了亚历山大里亚的韵文化（versified）学术传统。西塞罗本人曾在年轻时完成过阿拉图斯（Aratus）的天文学著作《现象》的译本，这在当时是独树一帜的。这些作品更多是靠技术含量，而非富于才华而闻名于世，但卢克莱修在其6卷本的《物性论》中找到了一个熔理性与想象于一炉的主题，即当时流行的伊壁鸠鲁对宇宙的解释模式。诗人的身份十分模糊，他无疑出身于富裕家庭，肯定受过良好教育，或许在当时刚刚去世不久，他的诗作将为他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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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neadum genetrix, hominum diuumque uoluptas, / alma Venus”（埃涅阿斯家族的母亲，凡人与诸神的欢乐，赐予生命的维纳斯。1.1以下）。从这一响亮的呼唤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作品中繁复的引用，它在后文中构成了这部最伟大的罗马诗篇的突出特征。维纳斯是神话和文学中的爱神，罗马人的女祖先，梅米乌斯（Memmius，这部作品在名义上就是为这个抱负远大的政治家所写）的保护神。但在深层意义上，她是世界创造力的人格化，特别是uoluptas（欢乐），伊壁鸠鲁道德体系中的第一推动力和至善。诗人讲述了随着女神的显灵，丰产的大地如何开出芬芳的花朵，野兽如何在茂盛的草场上跳跃。神迹的普遍性是通过传统的宗教模式描述出来的，但这种博爱情怀适合一种把人类看成大自然一部分的哲学体系。因此，按照祈祷中的惯例，祷告者会把维纳斯的力量同他自己的需要结合起来：“因为没有您，阳光之下就不会有万物生长，一切欢乐、可爱的事物都无法出现……女神，请赐给我的话语欢乐的永恒。”（28: aeternum da dictis, diua, leporem）这种传统的头韵符合古老罗马诗歌的庄重风格，但“欢乐”（这里是与“永恒”连用，较难辨别）一词反映出晚近时期对美的认识。最后，卢克莱修祈祷维纳斯能与战神马尔斯结合，给大地带来和平。他又一次令我们吃惊，把传统的宗教典故与一种来自他那个时代诗歌运动的描述意识混合了起来（35以下：“女神啊，惊异于你的容貌，他把美丽的脖颈后仰，贪婪地凝视着你，充满爱意”）。他把荷马讲故事的色情风格和对马尔斯与维纳斯之女哈默尼娅（Harmonia）更为含蓄的暗示结合在一起。与此同时，他还在其中反映了公元前60—前55年的紧张政治局势，当时恺撒已经开始破坏共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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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克莱修接下来转向对伊壁鸠鲁的赞颂，此人像赫拉克勒斯一样，通过消灭魔鬼世界解放了被压迫的人类，使他们免受近在咫尺的宗教威胁。在一处典型的罗马式隐喻中，他告诉我们，这位哲学家的思想冲破了世界的界墙，如四处劫掠的侦察队般搜索了宇宙，带回了“关于何者为可能，何者不可能的知识”：“quare religio pedibus subiecta uicissim/obteritur, nos exaequat uictoria caelo。”（78以次：“因此宗教反过来被踩在脚下，胜利引导我们升上天庭。”）这些激进的用词同伊壁鸠鲁温和的虔诚信仰颇多龃龉，而此人是赞成人们遵守自己当地的崇拜形式的，卢克莱修也意识到自己的论点可能会被视为邪恶的想法，但他认为真正的不虔诚是宗教的。通过相应的史诗，或不如说是悲剧和传说，他描述了伊菲革尼娅（Iphigeneia）的命运，她的重要性当然只是象征性的，而非真正与罗马的崇拜相关。99行以下：“由众人之手举起，她在战栗中被送往祭坛，在本应结婚的年纪，她将因这种极其肮脏的行为而沦为悲惨的牺牲品，被她的父亲杀害。”他对此严厉地总结道（这在古代是极其罕见的）：“tantum religio potuit suadere malorum。”（101：宗教可以赞同如此严重的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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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篇的内容写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第1卷，第430页以次），这种理论又是从留基伯（Leucippus）和德谟克里特（Democritus）那里发展来的（第1卷，第138页以次）。卢克莱修巧妙地处理了自己面临的技术难题，即至少在西塞罗建立标准化的抽象词汇以前其祖先语言的贫乏（“patrii sermonis egestas”）；与希腊语相比，拉丁语在作为细节讨论的工具方面的笨拙，以及音步的制约（因为六音步并非在罗马土生土长，在当时仍是一种难以驾驭的格律）。作品的题材要求一种在诗歌中罕见的（至少在5世纪的恩培多克勒之后是如此）论证形式，并且作为一位理性主义者的作品，诗中大量使用了散文式的、表示逻辑关系的词语，诸如“因为”“鉴于”“然而”“此外”“最后”“所以”。每一篇都被整理成独立的部分，通过重复和演绎证明一个观点，经常在结尾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复本篇开头提出的命题（因为他的论证程序比纯粹哲学家的存在更多可争议之处）。并且正像诗中描述的物理学体系一样，这些小的部分结合成为较大的结构。如果认为这部作品只是在单调的科学文章结构之上添加了若干动人的华丽辞章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当卢克莱修讲到“在药杯上抹蜜”（1.936以次）的时候，他指的不是这些片段，而是诗歌形式本身，这一点必然会让那些各位纯正的伊壁鸠鲁派大吃一惊（他们的师祖曾否定过艺术，认为它们是无助于增进幸福的）。但尽管我们可以展示这位诗人的某些品质，如对真实性的把握，对理性的热情信念，支持例证的真实存在，但任何节选都无法充分展示整个体系的独立性和环环相扣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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