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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的软弱可能远超过奥古斯都的预料。奥古斯都曾不止一次试图缩减元老院规模，使其能真正有效运作，但最后因阻力太大而作罢。奥古斯都可能真切感受到，自己的思想意识不能跟上层社会的普遍观念有太大隔阂，否则会很危险。在共和国后期，政治领袖们依靠朋友组成的非正式“内阁”来讨论重大问题，诸如政策的制定与实用性评估，这一时期不断变化的政治格局留下了各式各样的经验，它们被整合进奥古斯都统治机制并非自动完成的。公元前4年之前，奥古斯都有时会组建一个委员会（consilium semenstre）以协助元首准备元老院事务，委员会成员任期半年，包括两名在职执政官以及其他行政官员各一名，还有抽签选出的十五名其他元老。成员的随机性及其相对非正式性使得该委员会本可成为很有用的互动机制，但在奥古斯都生命的最后岁月，委员会的性质与组成出现显著变化，公元26年提比略离开罗马隐退后，委员会也就此告终。当然，奥古斯都早就有一个友人与支持者组成的亲密“圈子”，其成员多为元老，但也包括一些骑士，比如梅塞纳斯与撒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Sallustius Crispus）。奥古斯都非常看重他们的意见与经验，事实上他们的建议是奥古斯都不可或缺的，因为“无人是真正的孤岛”。跟他们在一起，奥古斯都能够自如地讨论最敏感与最重要的事务，听取各种意见，这个制度化色彩较弱的团体在奥古斯都继承人统治时仍继续存在。在意大利以外，提比略乐于把广泛的斟酌与行动权力长期授予代理人，最突出的例子是波培乌斯•萨宾努斯（Poppaeus Sabinus），公元11年他被留在巴尔干地区行使总督职能，直到公元35年去世，他的职务一直没有变动。不过提比略属于例外，而且波培乌斯也确实间或回意大利休假并接受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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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皇帝与众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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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跟屋大维与安东尼并列的三巨头之一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在隐退之后任大祭司长（pontifex maximus），直至公元前12年去世，之后奥古斯都当选继任大祭司长，这一职务从此成为皇帝特权的组成部分。奥古斯都的当选表明元首深得民心，大祭司长的正式职位是“国家宗教之首领”，这跟奥古斯都复兴传统宗教与传统道德的计划非常合拍。实际上“奥古斯都”这一称号中的“受命于神”的意味已经多少使元首的形象高于凡人，公元前2年，奥古斯都又被正式授予“祖国之父”（pater patriae）荣衔。官方神化活动还要等到元首死后，但屋大维在早年已自诩为“神之子”（divi filius），即神圣的尤利乌斯•恺撒之子。按照维吉尔笔下提梯鲁斯（Tityrus）（Eclogues 1.7~8）的说法，“他将永远为神，我会时常从自己羊群中挑选一只细嫩的羔羊奉献给他的祭坛”。贺拉斯则称（Odes 3.5.2~4）：“由于把不列颠与波斯并入帝国，奥古斯都必将成为我们尘世的神祇。”对奥古斯都守护神（genius或numen）的崇拜在很多西部城市中建立起来，多数行省中修建起奉献给“罗马与奥古斯都”的圣殿，人们宣誓也往往以奥古斯都之名。在罗马，壮观的奥古斯都和平祭坛以简洁而极端庄严的手法刻画了“皇室家庭”（参见下文第422页以次），这处遗迹经过现代人的修缮复原，颇值得一看。尽管如此，有一条底线是不可逾越的，在意大利和西部，奥古斯都在生前从未被正式明确地神化。在别的地方则有所不同，在埃及，他等同于昔日的法老，被视为神圣。帕夫拉哥尼亚（Paphlagonia）的甘格拉（Gangra）铭文（ILS 8781）保存下一段誓言，其内容为绝对无条件地忠于奥古斯都及其后裔，这段誓言是公元前3年这一地区所有居民，包括当地罗马公民，“在奥古斯都圣殿中的奥古斯都祭坛上”立下的，誓言中，奥古斯都的名字与“所有神与女神”并列作为誓言担保人，如果违背誓言会遭受可怕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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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的（神化皇帝）政策大体上被尤利亚—克劳狄王朝（Julio—Claudian）的继承者所承袭，不过提比略、盖乌斯与尼禄死后皆未被神化。提比略似乎确实有些怀疑论者气质，对这类事情没有好感。但有一座奉献给在世神祇克劳狄乌斯的圣殿早就在新行省不列颠的卡姆罗杜努姆（Camulodunum）拔地而起，罗马自身出现一座奉献给在世皇帝的圣殿则要等到韦帕芗即位之后了。克劳狄乌斯之前的盖乌斯因为曾大肆宣扬个人神化而恶名昭彰。而韦帕芗则已在常识层面接受了对皇帝的神化，在即将寿终正寝时他和蔼地对周围人说：“老天！恐怕我要成神了！”韦帕芗说得没错，依照惯例，他跟那些没有留下重大劣迹供官方谴责的皇帝一样，死后顺利成“神”（div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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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煞费苦心想要复兴诸神，特别是罗马与意大利诸神祇，想要恢复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崇高地位。众多衰败倾颓的神殿神龛被重建，许多传统宗教仪式与宗教庆典被恢复或重新兴起。奥古斯都力图恢复公众对神谕的信心、对祖国的职责感以及对连续永恒及秩序的安全感。大量证据表明，这方面的努力同样意在建立起对元首及其家族的力量与威严的崇拜。新建的神庙，如神圣的尤利乌斯圣殿、复仇者马尔斯神庙、尤利亚家族之先祖维纳斯神庙，以及奥古斯都本人的保护神阿波罗的神庙等装点于首都各处，奥古斯都位于帕拉丁山上的家中就有一处神庙与祭坛奉献给维斯塔，即掌管整个国家圣灶之女神。公元前19年奥古斯都从希腊回到罗马之后，又建造了一座祭坛奉献给返乡幸运之神（Fortune the Home-Bringer）。人们经常为奥古斯都的健康向诸神奉上誓言，每年的新年，还有奥古斯都的生日及其取得成就的纪念日，都会成为庄严的公共祈祷日，祈祷的祝福对象为元首及家人的福祉。奥古斯都个人的家族守护神为“拉尔”（Lar），罗马城中的公共拉尔神岔路（Lares compitales）旁边都会有崇拜拉尔神的“教区神堂”。高级祭司团活动的盛况及其庄严气氛经过重新编排，更加规范神圣，而且奥古斯都本人亦是高级祭司团成员，这些制度在底层社会创造并巩固了对元首的崇拜之情。此类活动的光辉顶峰是公元前17年的“百年节”庆典，同时也是新秩序建立的10年纪念庆典，这是对罗马往昔及当前之伟大的大规模公共感恩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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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国内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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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宗教复兴活动同步展开的是恢复昔日认真与克制等高尚品德的努力，这些品德存在于罗马人的虔诚记忆与神话之中，曾铸就了旧共和国的伟大。撒路斯特（Sallust）就严词谴责，把共和国的衰亡归咎于罗马人可悲的堕落，撒路斯特并非唯一有如此看法的人，他的看法也过于天真。在他看来，共和国在最后一代人时间里虽表面辉煌闪耀，但根基已经遭到各种严重问题的侵蚀，结果使得罗马人本来很高的道德水准急剧滑坡。尽管不能否认其行为有一定虚伪欺骗成分，奥古斯都还是以简朴的生活方式成功树立起公共楷模形象，他在帕拉丁山上的住房非常普通，屋内装饰的节俭程度使得后来的苏维托尼乌斯（Suetonius）大为惊讶。与个人简朴居室相对应的是奥古斯都为了美化罗马修建的华丽公共建筑（见下文419页以次）。此外，奥古斯都的衣着与桌子亦可谓典范，他的桌子大概是先祖在维利特莱用过的遗物，令人联想到罗马城市贵族深厚悠久的传统。奥古斯都敦促通过新的立法严惩通奸行为，而且罪行的耳目和帮凶与当犯罪事者同罪。奥古斯都还恩威并济，对独生者课以罚款并奖励生育，鼓励人们结婚生育以充实意大利的人口资源。奥古斯都还采取措施限制私人的排场与奢侈，对公开表演的许可检查也较以往严格。现在执政官已不再是昔日的最高军事长官，可以挑选那些名声已融入历史与传说的显贵家族成员装点这一荣誉职务，但对于自己直接控制的行省，奥古斯都非常审慎，指定富有能力且忠诚可靠的近亲或“新人”出任这里的总督。在公开场合下，元老等级与骑士等级的尊严与排场有了积极提升。更古老更受尊敬的行会组织受到鼓励，罗马城本身被组织成14个“区”，区再分为“小行政区”（uici），每个小行政区都有自己的地方官员（uicomagistri）。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进入元老院并担任各级政府、民政与军事职务，同时市政管理机构也日益趋同，这些现象皆使人们意识到意大利的统一，助长了由此产生的乐观情绪。（奥古斯都在市政建设方面有很多新举措）新建筑与交通管理、新的公共工程委员会、新创立的首都警察部队与消防队伍、保证大城市近百万居民用水的供水委员会、负责疏浚河道与维护河堤的台伯河（Tiber）水利委员会等，（奥古斯都）还确保了谷物供应的正确组织与有效监督，这是一个稳定高效的政府所能提供的最显著福利。那一时代的诗歌以及公共建筑、雕像和铭文中反映出很多上述进步与新生的精神与成就。西塞罗曾哀叹社会各阶层的大多数人对反抗暴政漠不关心，把自己生活的和平安定看得重于一切。很自然，塔西佗也在其著作中（Annals 1.2）记载了奥古斯都如何处心积虑以舒适安宁的生活引诱所有人，使他们觉得眼前现实的繁荣与安定远好于昔日共和国的危险与动荡；行省的状况也是如此，争夺罗马统治权的争斗与总督的贪婪早已彻底摧毁了对共和国制的信心，行省居民更急切地欢迎新秩序的现实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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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继承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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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必须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新秩序具有连续性，不管动机是出于利他还是出于对自己成就的自豪感，或者是凭本能遵循罗马贵族的王朝法则，总之历史事实表明奥古斯都特别关注这一问题。正式的世袭继承原则是不可能的，但让选定的继位者作为实际上的“副元首”或“假定继承人”跟自己共事，通过选票使其获得必要官职与提名以及权力与尊严，则并不困难。奥古斯都最早的储君人选大概集中在马尔库斯•克劳狄乌斯•马尔凯路斯（M. Claudius Marcellus）身上，他是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的独子，生于公元前42年。公元前25年马尔凯路斯娶了奥古斯都唯一的孩子，即女儿尤利娅，公元前24年，马尔凯路斯在仕途上飞黄腾达，超过同岁的奥古斯都继子提比略。奥古斯都对侄子兼女婿的明显青睐很可能招致某些激烈反对，最重要的反对者是元首不可或缺的朋友兼将领马尔库斯•维普萨尼乌斯•阿格里巴（M. Vipsanius Aprippa），但公元前23年马尔凯路斯的早逝使得该问题得以解决。现在，能力卓著的阿格里巴成为众望所归的储君人选，公元前23年奥古斯都病重时把带有自己私章的戒指交给阿格里巴，两年后，阿格里巴与马尔凯路斯的遗孀尤利娅结婚，两人共育有三男两女。三个儿子是：盖乌斯•恺撒、卢基乌斯•恺撒与阿格里巴•波斯图姆斯（Agrippa Postumus）；两个女儿是：尤利娅与阿格里披娜（Agrippina）。同年，奥古斯都把帝国东半部分的控制权完全托付给阿格里巴，阿格里巴随后前往高卢，然后去西班牙最终平定了当地的坎塔布里人（Cantabri）。公元前18年阿格里巴被授予为期5年的保民官权力，该权力于公元前13年又延长5年。可以说，此时阿格里巴的“统治权”已经与奥古斯都本人的一样“伟大”（maius）；或者可以说，在帝国任何部分，只要公共职责需要，阿格里巴的“统治权”至少“等效于”（aequum）所有其他行省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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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2年阿格里巴的死亡颇出人意料，当时他才50岁，人们期望他能比大体同龄的奥古斯都多活一些年月，因为阿格里巴身体健康，奥古斯都则身形有些单薄。阿格里巴与尤利娅的两个儿子盖乌斯与卢基乌斯后来被他们的外祖父（即奥古斯都）收为养子，两个孩子分别出生于公元前20年与公元前17年，当时还只是小孩。奥古斯都的眼光又转向时年30岁的继子提比略，要求他跟妻子，即阿格里巴早年婚姻所生的女儿维普萨尼娅（Vipsania）离婚，然后娶再度守寡的尤利娅。但提比略与尤利娅的婚姻毫无爱情可言，因为尤利娅既任性又专横，两人本来生育了一个男孩，可惜死于婴儿时期。最使提比略感到屈辱的是，让他做储君显然只是权宜之计，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成年后会自取代他的地位。提比略于是离开公共生活隐退到罗德斯岛（Rhodes），这一冒险举动可能是出于自尊心，也可能是出于深思熟虑，不过提比略可能指望自己的强势母亲李维娅（Livia）——奥古斯都之妻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厄运继续降临到执着的奥古斯都头上，卢基乌斯于公元2年死于今马赛；盖乌斯于公元1年19岁时出任执政官，然后被派往东部执行重要任务，为引导他顺利完成承担最高责任的第一步，奥古斯都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顾问陪同他，但盖乌斯染上重病，于公元4年2月返回罗马途中死于吕西亚（Lycia）。此前两年，提比略已返回意大利，但尚未出任公职。现在奥古斯都的储君人选只得又转向提比略，因为奥古斯都已年过65，不可能再有其他人选了。于是提比略成为奥古斯都的养子，被授予为期10年的保民官权力以及等同于元首本人的“统治权”，这些权力的期限于公元13年皆得以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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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尤利娅荒淫无度，丑闻不断，这可能是因为尤利娅是极有价值的目标，（跟她结婚）就可获得其幼子储君的监护权。奥古斯都终于对女儿失去耐心，于公元前2年把她流放到小岛潘达特里亚（Pandateria），5年后尤利娅获准返回意大利，但只能待在意大利半岛足尖部位的勒基乌姆（Rhegium）直到她死亡，她死时提比略刚即位数月。尤利娅的母亲，奥古斯都的首任妻子斯克里波尼娅（Scribonia）自愿陪伴女儿在流放中度过余生。然而奥古斯都仍然没有放弃在自家血脉中延续皇位的努力。提比略已有子嗣，他的第一次婚姻生育了一子德鲁苏斯（Drusus），此时已16岁，但奥古斯都还是要求提比略收养18岁的侄子日耳曼尼库斯（Germanicus）。日耳曼尼库斯是提比略已故弟弟德鲁苏斯的长子，其母小安东尼娅（Antonia Minor）为奥古斯都的姐姐屋大维娅之女，此外日耳曼尼库斯还娶了尤利娅的女儿，也就是奥古斯都的外孙女阿格里披娜，因此日耳曼尼库斯的子女也即奥古斯都的曾孙与曾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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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提比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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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于公元14年继承元首之职，但具体即位时间的模糊不清显然使得古代史学家困惑不已。这部分是因为当时状况的独特性，元首的继承未有历史先例，也不可能采用“国王驾崩了！新王万岁！”之类历史悠久的君主继承仪式。而且提比略跟其后继任的元首们不同，他早就分享了养父的最高权力，公元4年他就成为奥古斯都“统治权与保民官权力之伙伴”。依照法律，这些特权是他个人的权力，并非来自别人的委任，奥古斯都死后他的权力也不会失效。自然理论上讲，“元老院与人民”可以撤销他的权力，但这完全受制于提比略本人所拥有的否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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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提比略的元首盖乌斯即位时完全未有公职，因此如狄奥（Dio）（59.3）所言，“奥古斯都花了很长时间通过投票表决零星渐进地积累了很多特权，部分特权提比略则完全拒绝接受，现在所有这些特权都必须在一天之中一步到位通过投票授予他（盖乌斯）”。之后的克劳狄乌斯、尼禄以及公元68—69年的四帝无不如此。后世史学家们对于提比略的即位没有经过这道授权手续深感困惑，他们只能胡乱猜测，称即位的延迟是因为顾及莱茵河与多瑙河地区军团的不满，或者是因为担心日耳曼尼库斯可能会有所行动。实际上这些顾虑就算是真的，也只会促使提比略当机立断，而不会使他犹豫不决。上述因素之外，“即位辩论”（Tacitus, Annals 1.11~13）亦可谓严重的处置失当，本来提比略只需在元老院表态说自己已做好准备承担元首之责即可，但他话语笨拙，只知拐弯抹角地复述，还征询别人意见，结果到最后虽然大家都不再说“不同意”，但也没多少人说“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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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比略早在20出头时就在军事与内政方面表现出色，他任职的地方有东部、日耳曼与巴尔干地区，公职生涯只有在隐退那几年才中断。提比略在年逾55岁时开始执掌政府，此时他的能力与资历皆无人可以比拟。但他的性格严厉而内向，加之私生活中一连串悲哀经历的负面影响，他的精神有些抑郁不安。最重要的是，是奥古斯都拯救了因内战而支离破碎的世界，使之恢复了和平与安定，而提比略不可能拥有这样的自信与声望，同时他也缺乏奥古斯都那样高明纯熟的手腕。奥古斯都能够在临终床榻上以和蔼机智的口吻说：“大家是否都满意我的演出？”而提比略（则与之相反），人们永远无法确知他的内心想法。由此产生一种流行看法，即提比略是一个虚伪之人，一个伪装高手。这类看法因其歪曲事实的编造或讽刺而显得滑稽可笑，最典型者见塔西佗的《编年史》（参见下文第282页）。事实上若论伪装，真正的根源并不在提比略个人，而在于他所继承的，由幻象大师奥古斯都创造的一整套政制系统，因为奥古斯都的继承人手法笨拙，该系统的伪装才被揭露。人们批评该系统的欺骗性，但后来放弃了探寻该系统的致命缺陷，因为他们看出实际上不存在其他替代系统，于是系统的问题便被简单归咎于皇帝个人的失败。可一旦皇帝寿终正寝，那些颂扬先帝的谄媚之辞立即会用于吹捧新主子。虽然口气有些勉强，塔西佗还是承认提比略统治的早年政绩颇佳，但提比略跟奥古斯都一样总是白发人送黑发人，结果被丧亲之痛弄得心力交瘁，到公元23年时，养子日耳曼尼库斯与亲子德鲁苏斯已先后离世，留下孤身一人，无依无靠且已近暮年的提比略。于是提比略日益依靠禁卫军长官卢基乌斯•埃利乌斯•谢雅努斯（L. Aelius Sejanus），当提比略于公元26年离开罗马隐退之后，这种依赖关系更是变本加厉。谢雅努斯抓住时机，罗织含糊但致命的谋反（maiestas）罪状剪除异己。日耳曼尼库斯的遗孀阿格里披娜身世显赫，她是死去的盖乌斯•恺撒与卢基乌斯•恺撒的妹妹，亦是奥古斯都本人的外孙女，而且她意志坚强且颇有野心，她的追随者自然遭到谢雅努斯的集中迫害。阿格里披娜力图保护自己的儿子，并提高他们的地位，结果母子数人不是被逐就是入狱。谢雅努斯渴望跟日耳曼尼库斯的妹妹，也即提比略之子德鲁苏斯的遗孀克劳狄娅•利维拉（Claudia Livilla）结婚。他无疑想借此成为德鲁苏斯之子提比略•盖梅鲁斯（Tiberius Gemellus）的监护人，盖梅鲁斯生于公元19年，此时还是孩子，如果他的祖父提比略去世，谢雅努斯就能以摄政监国方式行使统治权。提比略很机警，没有应允谢雅努斯的求婚，然而到了公元31年，谢雅努斯已出任执政官，并有希望获得保民官权力，德鲁苏斯在死前一年就曾获得该权力。此时元首已年过七旬而且尚未出现“明显的继承者”，必定有越来越多的人将谢雅努斯这位首席大臣视为未来帝国的执掌者。但谢雅努斯很快遭到彻底的覆灭，尽管他在隐退于遥远海岛的皇帝身边编织了严密的隔绝网，但提比略之弟德鲁苏斯的遗孀安东尼娅还是突破这些阻碍，向提比略发出警告，揭露了很多被隐瞒之事。提比略将谢雅努斯诱骗逮捕，然后处决，紧接着是对谢雅努斯支持者及同伙的血腥清洗，连谢雅努斯的孩子都未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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