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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世纪前，庞培军在法萨卢战败，败军的逃亡者中有一名百夫长或再入伍老兵名叫提图斯•弗拉维乌斯•佩特罗（Titus Flavius Petro），他回到萨宾—列阿特（Sabine-Reate）的家中，就在那里度过卑微的余生，以帮银行家与拍卖商收钱为业。佩特罗有个儿子耗费了一生大部分岁月在亚细亚行省为海关收税人办事，后来成了一个小额放债人，居住在今瑞士一带。他有两个儿子，长子弗拉维乌斯•萨宾努斯（Flavius Sabinus）位及执政官并在默西亚（Moesia）统率过军队，在尼禄统治末年担任罗马的市政长官；次子弗拉维乌斯•韦帕芗（Flavius Vespasianus）在克劳狄乌斯入侵不列颠的战斗中指挥罗马军队左翼，因才能出众（而赢得声誉），韦帕芗也位及执政官，并担任阿非利加总督直至公元67年，这一年尼禄任命他为镇压犹太起义的特派军事统帅。这兄弟二人的经历皆可谓依靠机运与自身才能获得成功的杰出范例，他们是新体制下聪明而野心勃勃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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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距离遥远与信息传递的延时，韦帕芗被隔绝于西部瞬息万变的局势之外，但他还是与叙利亚指挥官盖乌斯•李锡尼乌斯•穆基亚努斯（Gaius Licinius Mucianus）尽释前嫌（达成合作协议），他们又把当时的埃及长官，叛教犹太人提比略•尤利乌斯•亚历山大（Tiberius Julius Alexander）拉到自己一边，于是结合成了拥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后勤与财政强力组合。对于所有先前“站错队”的人，他们也表示可以既往不咎。穆基亚努斯沿小亚细亚与巴尔干路线向罗马进军，同时韦帕芗前往亚历山大里亚，于7月1日在那里被拥立为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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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事态进展之迅速超乎任何人想象。维特里乌斯的军队由日耳曼进入北意大利，所过之处大肆劫掠，维特里乌斯本人的表现也更像一个征服者而非解放者。他还羞辱战败的奥托部队却并不解散它们，此举可谓严重失策。由多瑙河军团主力组成的强大军队也在向意大利进发，因未能及时赶到，没有在贝德利亚库姆会战中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阿奎塔尼亚罗马人开启的连锁动荡将由一个来自图卢兹（Toulouse）的罗马人来终结，于是昙花一现的历史人物马尔库斯•安东尼乌斯•普里穆斯（Marcus Antonius Primus）登上舞台。普里穆斯属于恶棍一类人物，尼禄在位时因为参与可耻的遗嘱诈骗被流放，后来加尔巴又把他招回，任命他指挥一个潘诺尼亚（Pannonia）军团。战争、混乱与阴谋乃普里穆斯的专长（métier），他轻而易举说服心怀不满的多瑙河部队转而宣布向韦帕芗效忠。普里穆斯的用兵之道在速度与激情（élan）方面堪与尤利乌斯•恺撒媲美，他反对保守与拖延，认为这同样会给敌人发展壮大的机会。普里穆斯不等东部军队到来就全速进军意大利，趁敌人猝不及防之际发起进攻。而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近期也士气低落，因为维特里乌斯怀疑军队统帅凯奇那可能会背叛，便将其解职。10月在贝德利亚库姆爆发第二场大战，维特里乌斯的军队被摧毁。维特里乌斯逃回罗马，韦帕芗之兄萨宾努斯差点就成功劝说维特里乌斯退位，但不幸被横行罗马城的日耳曼辅助军所杀。尽管遭遇激烈抵抗并发生了残酷巷战，普里穆斯还是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了罗马。维特里乌斯被捕获，随后遭残杀。几天后穆基亚努斯终于抵达罗马，他削减普里穆斯的权力，为韦帕芗建立起临时政府。韦帕芗虽已60岁高龄，但他有两个成年儿子提图斯（Titus）与图密善（Domitianus），有望开创一个连续传承的王朝，他的这一优势是无嗣的穆基亚努斯所不具备的。“漫长的一年”结束于公元69年12月，这个摇摇欲坠帝国的重建任务落到这位新皇帝身上，他头脑清醒、脚踏实地、经验丰富而且能力卓著，他将证明自己无愧于奥古斯都继承者的身份，而且他跟奥古斯都一样，是依靠自身的成就与品质而成为元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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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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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编年史》和《历史》）与苏维托尼乌斯（《罗马十二帝王传》）对本时期的史事记载得最为全面。塔西佗《编年史》的标准版本、注疏为H. Furneaux的两卷本（第2版上下卷分别出版于1896年和1907年）；G. E. F. Chilver为《历史》的1、2、4、5等卷撰写了史学注疏(Oxford, 1979，1985); K. Wellesley则为第3卷编了注疏（Sydney, 1973）。其他的重要史料有卡西乌斯•狄奥的《罗马史》和维勒乌斯•帕特尔库鲁斯、塞涅卡、斯特拉波和老普林尼等人的著作。所有这些著作都可在洛布古典丛书中找到。奥古斯都本人的《神圣的奥古斯都大事记》（Res Gestae Divi Augusti）可参考P. A. Brunt和J. M. Moore（1967）的高质量版本及译文、注疏。最重要的铭文材料选编（未经翻译）见Ehrenberg and Jones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Reigns of Augustus and Tiberius (2nd edn.重印增补版，Oxford, 1976)和E. M. Smallwood的Documents Illustrating the Principates of Gaius, Claudius and Nero (Cambridge,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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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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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须介绍的是Ronald Syme的两部伟大作品：The Roman Revolution (Oxford, 1939)和Tacitus (2 vols., Oxford1958);我们还应提及他的History in Ovid (Oxford, 1978)。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的第10卷内容全部是介绍这一时期（44 BC-AD 70）的。H. 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5th edn., 1982)后面几章构成了对公元68年之前历史事件最好和最可靠的简述。在范围更广的著作中，A. Garzetti的From Tiberius to the Antonines trans. J. R. Foster (London, 1974)值得称道。T. Rice Holmes的The Architect of the Roman Empire (vol. Ⅰ, Oxford, 1928; vol. Ⅱ, 1931)详细介绍了奥古斯都统治时期，并附带有丰富的材料引证；更新的研究成果汇集在F. Millar和E. Segal编辑的Caesar Augustus (Oxford, 1984)里。关于提比略，见R. Seager的Tiberius (London, 1972)和B. M. Levick的Tiberius the Politician (London, 1976)；关于盖乌斯，见J. P. V. D. Balsdon的The Emperor Gaius (Caligula) (Oxford, 1934)；关于克劳狄乌斯，见A. Momigliano的Claudius, The Emperor and His Achievement, tr. W. D. Hogarth (重印：Cambridge, 1961)和V. M. Scramuzza的The Emperor Claudius (Cambridge, Mass., 1940)；关于尼禄，见B. W. Henderson的The Life and Principate of the Emperor Nero (London, 1903), B. H. Warmington的Nero, Reality and Legend (London, 1969)和Miriam Griffin的Nero: The End of a Dynasty (London, 1984)。最后，K. Wellesley的The Long Year A. D. 69 (London, 1975)将我们一直带到苇帕芗登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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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M. Pelham的Essays on Roman History (1911)，特别是其中论“奥古斯都内政”的章节至今仍值得一读；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第11卷中H. M. Last撰写的第10、11章也是如此。关于公法和私法，见H. F. Jolowicz和B. Nicholas的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3rd edn.. Cambridge, 1972);关于元首个人崇拜，见L. R. Taylor的The Divinity of the Roman Emperor (Middletown, 1931);关于希腊城市，见A. H. M. Jones的The Cities of the Eastern Roman Provinces (Oxford, 1937，修订版：1971)和The Greek City (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的自治和意大利境外公民权范围的扩大，见A. 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 Oxford, 1973);关于经济状况的概述，见Tenney Frank的An Economic Survey of Ancient Rome, vols. ii－v (Baltimore, 1933-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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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领域的现代学术成果范围极其广泛，并且考古活动还在不断发现新材料，包括铭文。关于这些专著的参考信息可在上面提及的大多数作品中找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H. H. Scullard的From the Gracchi to Nero （新版平装本, London, 1982）每章中的书目内容都很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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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书并无第二十二章，作者表述有误。——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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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七章 政府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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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斯•珀塞尔（Nicholas Pwc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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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禄至迦利埃努斯（Gallienus）的元首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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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93年时，公元69年发生的军事政治危机再度爆发，行省军队的统帅们又一次为争夺“元首”之位而战。此时军队的力量均势已由莱茵地区转移至东部，不过从各方面看，公元193年与公元69年的两场冲突十分相似。公元193年的危机始于皇帝康茂德（Commodus）之死，终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Septimius Severus）夺取帝位。康茂德为安东尼王朝末帝，这个王朝自公元96年涅尔瓦（Nerva）即位后一直在养子或亲生子嗣中选定帝位继承人，以确保王朝传承有序。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斯继续采用如此传统确立继承人，他开创了一个类似的连续传承王朝，[1]该王朝延续至公元235年。[2]很多人认为公元193年的动乱乃3世纪中期混乱局势的先兆，实际的真相却远非如此。考虑到与公元69年动荡局势的相似性，公元193年的战争可谓最引人注目的例证之一，它彰显了元首制盛期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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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这一时期很大程度上是“无历史的时代”，对其间的即位、篡位、战役及死亡等重大事件的叙述实际上隐蔽了演化和趋势。而历史学家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演化与趋势给出解释，因此必须对它们予以关注。较之对毁灭与灾难做出解释，要对稳定与和平做出解释乃更大的挑战。这一稳定局面首先由弗拉维（Flavian）王朝皇帝韦帕芗（Vespasian）[3]与图密善（Domitian）[4]所开创。我们应该谨慎，不要轻易断言这些成就的取得是由于有意识的政策企划而非意外的发展。尽管如此，还是有3项成就需要特别强调。其一，帝国的财政组织达到了高度规范化，可以提前计划数年的财政支出，这在之前是绝不可能的。在此过程中，某种程度的行政管理组织成长起来，不过本章将会力图证明：不能误认为这就是官僚制度。其二，在持续60年的行省化进程中，最后一批藩属王国被吞并，最终帝国的版图成为一幅由行省单元构成的镶嵌画，各行省间的边界划分非常明晰。现在军队永久驻扎于同样明晰的帝国边界，边界的一侧为自我意识日益增长的帝国，另一侧则是“非行省”的世界。其三，尼禄统治下的政治混乱很大程度上帮助弗拉维王朝诸皇帝解决了棘手问题，使他们无须面对共和国大贵族的残余，也无须面对意大利本身的市政渊源。[5]于是弗拉维诸帝力图使罗马上层阶级的增补与更换机制正规化。同时由于有一整套日益精细的公职职位作为皇帝的恩赐，帝国的城市精英们越来越自觉地成为国家制度的一部分，弗拉维诸帝因此得以推进上述正规化进程。这是将世界的征服者彻底改造为世界之都的进程。在该进程的早期阶段，塔西佗（Tacitus）已对此有所认识，他的相关评论是最成熟，最具洞见的拉丁语讨论篇章之一（Annals 3.55）。弗拉维诸帝来自意大利乡村的市政精英集团。尤利亚（Julii）与克劳狄（Claudii）诸帝时期持久风行的那种旧贵族式奢侈品位和不辨是非的优越感，对弗拉维诸帝而言是陌生的；弗拉维诸帝也没有坚持较明智的前任皇帝们所特意奉行的仪式性“宪政”。由于弗拉维诸帝对罗马政治生活的种种（表面）形式缺乏耐心，他们很快就采用专制（统治）方式。其结果是：随着图密善遭暗杀，弗拉维王朝最终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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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已时过境迁，要恢复内战前状态已无可能。稳妥而可敬的元老涅尔瓦皇帝被图拉真（Trajan）所取代，如此安排可能并非完全心甘情愿。因为图拉真只是第二代元老，其祖上来自行省的意大利散居地。罗马统治阶层补充新人的标准一直在不断放宽。图拉真是有意大利血统又讲拉丁语的本地人，而且在整个成长时期都积极参与罗马公务。因此跟那些由东部希腊语地区的城市不断涌入罗马的富豪相比，图拉真这样的“新人”倒不算太稀奇。那些东部富豪往往是某藩王的后裔，百年以前罗马曾利用他们的祖上统治东部。希腊语和拉丁语在融汇过程中处于更加平等的地位。新的“普世主义”由图拉真的继承者哈德良（Hadrian）所呈现，这既是通过他本人的外表风格，亦是通过他在帝国各地孜孜不倦的巡幸。对于新的文化同质性，最辉煌的表现形式之一便是对世界之都的奢华美化。尽管在众多行省繁荣进步的刺激下，帝国境内所有城市都在装饰美化方面竞相展示，从韦帕芗至安东尼努斯•庇乌斯（Antoninus Pius）期间罗马的美化工程还是以其“普世性”建筑风格而著称。其结果便是普林尼（Pliny）称之为“时代之光”（nitor saeculi）的帝国建筑，它们在我们所描述的古代世界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参见下文第433页以次）。这一时代的政治生活充满了宫廷阴谋以及激烈程度远胜以往的争斗，为的是提升个人在皇帝近臣中的地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奥古斯都（Augustus）的元首制理想已最终衰亡。在随后的时代里，我们首次能够合情合理地将“元首”称之为“皇帝”。有一点显得颇为矛盾，那就是这一时期也是元首与元老院之间关系最融洽的时期。虽然皇帝的声望参差不齐，尊敬元老院自主权的原则却日渐清晰，而且对该原则的坚持成为历代皇帝重复不已的模式。随着皇帝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行省，他是像庇乌斯[6]那样的“好皇帝”还是像康茂德[7]那样的“坏皇帝”也就越来越无足轻重。例外的大概只有康茂德之被杀，此事开启了本章开头所述及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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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对行省的关注反映了帝国新的同质性，并非预示了危机。混乱肯定存在，比如哈德良在位时就爆发了犹太人叛乱，再比如马尔库斯•奥勒留斯（Marcus Aurelius）在位时流行的瘟疫。但对整个帝国庞大、静滞的稳定结构而言，这类事件不过是芥癣之疾。和平安宁的局面以及更加成熟的经济使得帝国精英们繁荣兴旺，也提供了诸多机遇，使精英们能够利用自身财富提升社会地位。对外事务方面同样如此，尽管图密善与哈德良兴建的巨大防御工程巩固了边防，公元2世纪的帝国防卫实际上并不比公元1世纪时更完善。冲突皆发生于类似的地区，胜利的取得并不更艰难，失败的发生也并不更多见。同样的战争模式重复不已：对帕提亚（Parthia）的战争发生在图拉真、维鲁斯（Verus）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多瑙河边境的战争发生在尼禄、图密善、图拉真与马尔库斯统治时期；撒哈拉沙漠边缘的战争则发生在提比略（Tiberius）、克劳狄乌斯（Claudius）、图密善与庇乌斯统治时期。帝国真正的扩张只有一例，即图拉真在位时罗马军队越过多瑙河征服了土地肥沃且富藏金矿的达西亚（Dacia）。对帕提亚的直接征服后来以失败告终，这证明了一个重要事实，即这片东方地域无法同化。公元193年塞维鲁斯在帝位争夺战中赢得的胜利，并不比当年韦帕芗夺取帝位更艰难。塞维鲁斯于公元211年死于约克（York）。塞维鲁家族的非洲背景恰恰是个典型例子，彰显了这一时代的“同质性”。塞维鲁斯权力的继承者皆与叙利亚有着密切联系，尽管其中的赫里奥加巴鲁斯（Heliogabalus）在位时各色奇闻缠身，所有这些继承者在“异国色彩”方面皆未胜过塞维鲁斯。如果说这些继承者在位期间皇权的效率似乎有所降低，皇位也不像以往稳固，那也并不是因为皇帝个人的堕落或者皇帝性格的暗弱。罗马世界是依赖随机而成的体制结合为一体的，该体制所存在的不切实际弊病从未得到解决，并终于酝酿成了席卷罗马世界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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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世纪的诸多灾难是一系列巧合的结果。帝国的同质性仅仅是一项短暂的成果。帝国行省的重要性上升至与罗马类似，而且在繁荣昌盛方面行省亦不遑多让，于是行省开始渐行渐远，独立行事。驻行省军队中招募的本地人员所占比例远超以往，结果这些军队只对本地区效忠，不再忠于罗马。在社会与文化层面，军队战士们也与帝国的希腊—罗马精英日益疏离。长期的政局动荡使得皇位更迭加速，皇帝在位时间缩短。跟所有这些同时发生的是境外有效人口施加于帝国的压力，境外人口被防守严密的边境所阻，不能以较为平和的方式进入帝国以填补持续不断人口减少所产生的空缺，他们于是形成了数代人所未见的严重军事威胁。而在东方，孱弱的帕提亚王国被新的强权所取代，这便是凶残好战且统治高效的萨珊（Sassanian）王朝。这些问题是笨拙而低效的早期罗马帝国难以应付的。危机期间，经济灾难席卷帝国大部分地区。但也有不少地方，例如意大利之大部，躲过了大规模的物质破坏。不过需要强调：这场灾难是突发性的。公元1世纪与2世纪的罗马帝国问题重重，其政府管理也松懈而业余，因此这两个世纪绝非“黄金时代”，但并不是这些“时代病”加重后造成了3世纪的混乱。公元3世纪所经历的乃是新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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