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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需要如此理解古代社会的记录保存活动，那么以下结论就开始变得清晰了，即在古代世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官僚制度，也没有“行政艺术”这回事，我们对此不应感到惊奇。政府活动所涉及的事情无须专门的培训。例如，速记员这一行业确实得到了发展，但了解以下事实更具启发性：在罗马，速记员与两位具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名相关联，即西塞罗的秘书提罗（Tiro）与贺拉斯（Horace）的庇护人梅塞纳斯（Maecenas）。而更重要的是，尽管有如此之多的有关计算与税收的纸草，古代世界却没有系统的计数知识，也没有算术概念。由于受制于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计数系统，簿记方式一直很原始。考虑到古代穷人微不足道的生活所需，而纸草与碑铭上的计算准确度还如此之低，这实在令人惊讶。一名行政管理者所必需的素质除了忠心与正直之外，还有“文学”（litterae），这是古代文化教育的全部内涵。小普林尼（Ep. 1.10.9）可谓这一论题的最佳说明。担任罗马金库长官时，小普林尼必须花时间从事最为平凡的常规行政事务。他的工作“极端缺乏文化气息”——但他用来描述它的词汇仍然是“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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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即是文学，这种观点是一种新的观察视角，使我们最终能够对罗马的行政管理具有更为积极的理解。到目前为止，我们一直没有注意到奥登想象中的无聊职员的“粉红色公文纸”，这有点可悲。前面已经强调过，古代政府关注战争、司法以及私人财产的管理。这种意识之所以一直流行，原因在于古代文明中一向最为显著的要素——贵族文学教育。自荷马以来，民众的领袖、正义的法官、还有公正的主人就是理想的典范。照希罗多德（Herodotus）的说法，米底人（Median）以及后来波斯人的王权的起源很简单，那就是迪奥塞斯（Deioces）[23]的判案能力对于维护社会公正至关重要。政府艺术跟古代精英们自身所关注的其他“技巧”（technai）与“艺术”（artes）并没有区别。首先是修辞学，这门技艺统摄了我们所知的这两个明显不同的部门。辩才是古代行政管理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之一。罗马皇帝本人总是以书信或演讲等文学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把他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倾听类似的古代文学化的作品当中。罗马政府的各类公告所表达的概括与原则并非一种连贯的思想，也算不上关于帝国政策的启示，它们只是些有关道德思想或政治思想的老生常谈，以一种文学作文的形式适当地表现出来。想参与此类作文活动殊非易事。事实上，在正规的智识要求方面，罗马行政管理精英们与中国实行的体制所要求的没有多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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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公共服务的建筑师维特鲁维乌斯（Vitruvius）撰文表达了对父母的感激之情，感谢他们提供常规的哲学与技术/艺术教育，从而使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6, pr.4.）。斐罗斯特拉图斯（Philostratus）讥笑一名不太走运的皇家释奴，认为此人失败的原因在于文学造诣不足：“克勒尔，一位技术型的书本作家，合格的皇帝秘书，但尚欠优雅。”（VS 1.22）文化是社会成功的标志，也往往是社会成功的阶梯，对奴隶和释奴而言如此，同样对骑士和元老亦复如此。高层长官们固然沉溺于文化爱好，但在罗马行政管理的任何阶层，我们没有发现施行某种“真正”行政管理活动的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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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将帝国之内的精英们纳入自己的政府，首先是希腊的知识精英。前面已强调过此举的重要性。如果操希腊语者与讲拉丁语者不是在事实上已共享一种文化遗产，则此举也将付之阙如。因此，古代世界政府最为复杂的时期亦是也是我们称之为“第二智者学派”（the Second Sophistic）的文化高度繁荣之时，这一现象绝非偶然。支撑古代政府的贵族理想同样也要求统治者一方支付巨大的开销。吉本（Gibbon）对安东尼王朝黄金时代的罗马世界有着著名的描写，其他人也有很多相似的描述，其内容便源自这里。克劳狄乌斯的释奴帕拉斯（Pallas）的巨大陵墓、规模浩大的军事工程哈德良之墙（Hadrian’s Wall）[24]，还有皇帝在罗马以及城市上层人物在数以百计帝国城市中兴建的众多宏伟建筑，所有这些都属于帝国本身赖以维持的伟大“艺术”。控制着古代世界资源的人之中，有着捐助、竞争与声望等方面的互动关系，这一现象贯穿了整个古代史，从古风时代的希腊城市贵族到罗马的皇帝们概莫能外。这些（互动）关系囊括了古代文化活动的全部范围，从建筑与实用性房屋到各种赞助与庇护活动，赞助与庇护的对象除了文学、音乐与绘画，还有马戏团与竞技场的各种娱乐活动，其他还有几乎包含了全套此类表现形式的宗教节庆活动。古代社会这极具特色的一面产生了一种精英与城市民众间独一无二的联系纽带，我们归之于希腊罗马世界的稳定性与持久性，主要应归功于这一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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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不幸的是，古代文化从未消除自身的不稳定伴生物——战争。最终，黩武的一面成了主导。到了某个阶段，书吏、主教、地方总督甚至皇帝都无一例外地成了战士。至此，古代世界的终结就指日可待了。因此，罗马统治的首度严重危机时期正是公元3世纪的“文化荒漠”时期，这同样绝非偶然。诚然，如果说这两者一个是原因，一个是结果，则又过于简单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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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读物是F. Millar的The Emperor in the Roman World（London, 1977），它不仅涉及元首扮演的角色，也介绍了罗马行政的诸多方面。关于城邦体制，M. I. Finley的Politic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1983)富于启发性且十分有趣，但它对罗马城本身的介绍并不可靠；关于公民权问题，A. N. Sherwin-White的The Roman Citizenship2(Ocford, 1973)仍是基本读物。关于希腊世界，见A. H. M. Jones的The Greek City (Oxford, 1940)；关于意大利则参见W. Eck的Di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Italiens (Munich, 1979)。在论城镇地位方面，F. Abbott and A. C. Johnson的Municipal Administration in the Roman Empire (Princeton, 1926)仍然非常有用。关于行省和行省管辖权（imperium）的定义，见A. Lintott的Greece & Rome 28 (1981), 53f。关于行省总督法令，见G. Burton, JRS 65 (1975)，926页。关于论述帝国运作模式、可以补充本书的材料可在P. Garnsey and R. P. Saller的The Roman Empir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London, 1987)的第2章“无官僚主义特征的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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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军事方面，R. MacMullen的Soldier and Civilian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Harvard, 1963)十分重要；还可参见L. Keppie的The Making of the Roman Army (London, 1984)和J. B. Campbell的The Emperor and the Roman Army (Oxford, 1984)；关于元首的军事决策，见F. Milar的Britannia 13 (1982), 1f。关于贸易管理（praefecti fabrum），见B. Dobson的Britain and Rome (B. Dobson and M. G. Jarrett编，Kendal, 1966)，61f。关于非专业将领，见J. B. Campbell, JRS 65 (1975), 1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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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有奴隶，见L. Halkin的Les ésclaves publics chez les romains (Liége, 1897)；关于仆役（apparitores），见N. Purcell的PBSR 51 (1983), 125f.。关于皇室家庭，见A. M. Duff的Freedmen in the Early Roman Empire (Oxford, 1926)及P. R. C. Weaver的Familia Caesaris (Cambridge, 1972)。关于帝国市政服务的引述见P. A. Brunt, JRS 65 (1975), 124f.，该文提出了罗马治下埃及的行政官员们并无专门任职资格的假说。关于骑士阶层中的法官，H. G. Pfaum在Les procurateurs équestres (Paris, 1972)一书中展示了其里程碑式研究的成果。关于官职升迁的原因，见R. P. Saller的Personal Patronage under the Early Empire (Cambridge, 1982), 2~3章，该书有力地反驳了升迁主要依靠业绩的看法。关于官职以外的社会地位（理解恺撒家族[familia Caesaris]的关键），见G. Burton, JRS 67 (1977), 162f.。关于信差的史料引用见Weaver, c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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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律，见J. Crook的Law and Life of Rome (London, 1967)及A. N. Sherwin-White的Roman Society and Law in the New Testament (Oxford, 1963)。对帝国财政的详细研究见P. A. Brunt, JRS 71 (1981), 161f。关于猪的看法引自N. de Lange的“Jewish Attitudes to the Roman Empire”，载P. Garnsey and C. Whittaker编辑的Imperialism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1978), 255页。关于古代行省臣民的悲惨生活状况见R. MacMullen的Roman Social Relations (Yale, 1974)。关于赏赐和依附关系，见P. Veyne的Bread and Games (Le Pain et le cirque [Paris, 1976]的英文版，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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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治下的埃及，A. K. Bowman的Egypt after the Pharaohs (London, 1986)是很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关于档案和官方记录，见E. Posner的Archivews in the Ancient World (Cambridge, Mass., 1972)。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社会精英阶层的形成，见G. E. M. de Ste. Croix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Greek World (London, 1981)，他（在书中第503页）把帝国统治者们的行为同吸血蝙蝠的相提并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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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塞维鲁（Severan）王朝。——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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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此话不确，中间有一年多（217—218）的马克里努斯（Macrinus）当政时期。——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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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位时间为公元69至79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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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位时间为公元81至96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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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意指旧贵族基本被杀绝，意大利城市的自治权也基本被取消。——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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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位时间为公元138—16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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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在位时间为公元180—1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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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通行和合本《圣经》的译文：“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Luke 2：1）——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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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书讲述君士坦丁大帝之母海伦娜（即后来发现“真十字架”的圣海伦娜）皈依基督教的历程。用在这里似乎时间上略有错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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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厅（Whitehall）是伦敦中部的一条重要的街道名，街道上矗立着许多重要的纪念碑和雕像，两边有重要机关的大楼。——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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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唯一归元老院行省总督控制的军团是阿非利加省的第三奥古斯塔（Ⅲ Augusta）军团。——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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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指总督为前任执政官的行省。后面的“前大法官总督”的含义与此类似，指卸任大法官出任的行省总督。一般情况下如无须特别强调，“前执政官”与“前大法官”都直接译为“总督”。——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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