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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八章 奥古斯都时代的诗歌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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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O. A. M.莱恩（R. O. A. M. Ly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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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罗马历史上最典型的多事之秋，它见证了内战、革命，以及最后到来的强加的和平，共和国变成了帝国。与此同时，拉丁文学产生了它最重要的作品，意大利孕育了必将永垂不朽的诗人。本章将对这一非常时期进行概述。首先我们必须区分这一时期的3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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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三头时期始于公元前43年，“出于确立国家秩序的需要”，屋大维、安东尼和雷必达控制了当时的罗马世界。安东尼在公元前31年的阿克兴（Actium）海战中战败，但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一阶段应该从公元前27年算起，当时屋大维的统治者角色有效且谨慎地得到了明确，同时他自己也接受了“奥古斯都”这一头衔。另一个可以察觉到的变化发生在公元前20年，奥古斯都开始更为坚决地行使他的君主权力，这对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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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可以把下文中将要探讨的作品划分到这3个阶段中去，尽管有些分法只是基于推断，另有一些不大能够确定。第一阶段（后三头时期）的作品有维吉尔的《牧歌》和《农事诗》的大部分，贺拉斯的《抒情诗》（Epodes）和《讽刺诗》（Satires）；普罗佩提乌斯的第1卷出版于奥古斯都时代第一阶段的初期，但其中大部分作品创作于更早一点的年代。普罗佩提乌斯的第2卷、提布卢斯的第1、2卷、贺拉斯的《颂歌》1~3卷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基本上都是奥古斯都时代第一阶段的作品（尽管当维吉尔在公元前19年去世的时候，《埃涅阿斯》仍未完成）；我们可以把贺拉斯《书信集》第1卷和2.2，以及普罗佩提乌斯第3卷的创作年代归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在这些作品中，我们已能够看到奥古斯都时期第二阶段的氛围特征。我们认为，属于这第二阶段的作品有普罗佩提乌斯第4卷、贺拉斯《颂歌》第4卷、《书信集》2.1（《致奥古斯都》）和《诗艺》（Ars Poetica）。奥维德的《情诗》（Amores）覆盖了奥古斯都时期的两个阶段，而他其余的作品都属于第二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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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诗人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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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发生了一连串具有重要意义的根本性变化。传统上——我们说的是公元前2世纪——与史学家不同，诗人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如外邦人或释奴），他们的工作和职业仅在一个特殊的方面得到切实的尊重，即他们所具有的给人带去不朽声名的能力。戏剧理所当然地被视为一种娱乐方式，与其他诗人们不同，戏剧作家是有直接收入的。但总的来说，以市侩态度对待诗歌的做法是通行的。像西庇阿•埃米里亚努斯那样具有审美趣味和教养的贵族属于例外。直到西塞罗的时代，情况也没有太大的改观：在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时，西塞罗必须谨慎行事，假定他的听众都是抱着市侩的态度去看待这位诗人的。就连西塞罗自己的美学品位也不是毫无保留的。他说，假如还有来生，他可不愿意再费力去阅读希腊抒情诗人们的作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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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罗马上层人士开始创作诗歌时，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态度是半认真的，多少有点屈尊的意思。昆图斯•路塔提乌斯•卡图鲁斯等人在公元前2世纪末随意地写作短诗，说明他们知道希腊前辈的作品，可能是通过一些诗集读到的。但至少对于卡图鲁斯（与马略乌斯同为公元前102年执政官）而言，他在正经的时候有更重要的事情可做。讽刺诗人卢基里乌斯是个重要得多的人物（他的文学作品《盛年》大概创作于公元前140~前130年间）。他十分富有，出身显贵，足以同那一代中最伟大的人交友或为敌——也足以在他那些出色而流畅的韵文中对这些伟人，以及其他较为卑微的人物品头论足，其观点有时候十分尖刻。他对讽刺诗体裁的发展在拉丁文学史上非常重要，其自信的自传立场同样如此。他对写作事业的重视是与众不同的。然而，我并不认为卢基里乌斯是严肃从事诗人职业的贵族。对他而言，真正重要的是他所说的话；通过把自己的思想隐藏在一大堆泼辣的希腊语标签和常常是口语化的拉丁文词汇中，并把所有这些组合成各种格律，从而创造了一种很有吸引力的发表言论的手段。他所在意的是诗中传达的信息；他是当时社会状况的评论家，而不是艺术家——尽管从艺术家的标准看他碰巧表现得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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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诗人与诗歌态度发生转变的过程中，共和末期所谓新诗运动非常关键：参与这场运动的诗人有卡图卢斯、卡尔维乌斯、秦纳等人。行省或罗马上层中开始有人极其严肃地从事诗人这一职业。他们至少认为，当一个纯粹的诗人对于地位尊贵的罗马人来说是适宜的。我们知道最多的当然是关于卡图卢斯的情况。在经历了短暂的活跃期后，他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都投入于写诗——还有恋爱。他的诗歌创作职业化思想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他对亚历山大里亚的职业诗人兼学者卡利马库斯的兴趣和了解（第1卷，474页以次）。卡图卢斯最著名的成果可能是他的爱情诗、讽刺诗和人身攻击作品；但我们可以说，作为艺术家和新诗派的代表人物，卡图卢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他那些复杂精巧的长诗，如作品64号（《佩琉斯与忒提斯的婚礼》）、68号、66号（他所翻译的卡利马库斯作品）。但这些诗篇同样反映了某种风格，这种风格是同对诗歌创作的新兴趣如影随形的，可能这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唯美主义，一种为技巧而使用技巧的偏好。这种趋势可能在秦纳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他花9年时间写成了“迷你史诗（miniature epic）”《芝米尔娜》。二三十年后，还有人为它写了一部学术性的注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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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态度终于发生了好转。诗歌创作似乎已成为体面的、适合上层阶级罗马人的正式职业。诗人们放弃了唯美主义的立场，积极融入社会。他们发现并表达自己的责任，或不得不为自己未能承担责任而辩解。简言之，古希腊人对诗歌的看法再度抬头：写诗是重要人物的工作，可以对城邦公民发挥道德教化的功能。下文将简略提及维吉尔和他的诗篇，另一章将对他进行详细讨论。在用哀歌体进行创作的诗人（elegiac poets）中（这个术语指他们所用的音步，参见第1卷，108页注，并不表示英语中“elegy”一词所包含的“悼亡曲调”之意），提布卢斯是位骑士；在贺拉斯眼中，他相当富有（虽然不如贺拉斯自己那么有钱）。奥维德和普罗佩提乌斯都是骑士，普罗佩提乌斯还是元老的亲戚、执政官的朋友。我们将在后文中讨论这些诗人对社会的态度。贺拉斯不如普罗佩提乌斯或提布卢斯那样出身显赫，他是释奴的儿子，但这个释奴足够富有，以至于能让贺拉斯在雅典接受相当于大学水平的教育。贺拉斯最终取得了桂冠诗人的地位。他不仅承担了规范道德、进行教育的诗人职责（虽然时有中断），还在理论上对此进行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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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诗人们传统上处于较低的社会阶层，并且在罗马社会中并没有类似版税制度的东西存在（对剧作家除外），那么诗人们以什么为生呢？答案基本上应该是他们靠文学赞助人为生。诗人们或主动投靠罗马贵族，或被他们拉拢到门下。例如，伟大的史诗诗人恩尼乌斯（见上文第86页以次）和其他一些诗人得到了富尔马尔库斯•维乌斯•诺庇利奥的赞助。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串诗人的名字，证明他们创作了纪念贵族将领的史诗，并以此维持生计。诗人们进入了广泛的罗马式门客—赞助人体系，通过这种体系，头面人物受到伺候，接受教育，并在小事情上得到小人物的帮助。作为回报，他们给予对方钱财与保护。但即便在较早的年代里，诗人门客与普通门客之间也存在着区别。因为赞助人从诗人那里得到的比其他门客所能献出的更为可观：即他们声名与荣誉的永久保存。更重要的是：在许多罗马人（包括西塞罗）看来，“memoria sempiterna”（永垂不朽）是他们得以在死后继续“生存”的途径。因此，事实上，一位诗人提供的可能是一次永生不死的机会。这是上文中提到的，西塞罗为阿基亚斯所做辩护词的基调，即阿基亚斯使得马略和卢库鲁斯，进而使得罗马人民永垂不朽。罗马对诗人作用认识的这一方面至关重要，一直影响到我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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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诗人地位的改变，赞助人的性质也在发生变化。卡图卢斯的家族同尤利乌斯•恺撒关系友好，并且很快就将进入元老阶层；因此他不存在寻找赞助人的经济需求，也就没有赞助人。他身处的是一个志同道合的圈子，由彼此平等的朋友组成；他在第一首诗中向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打的招呼应被理解为友好或礼貌的姿态，没有更多的深意。与此相似，普罗佩提乌斯在他的第1卷里所做的事情也是如此。但赞助关系确实继续存在着，甚至在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的奥古斯都时代的诗人们那里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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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演说家、军人、政治家瓦勒里乌斯•麦萨拉（M. Valerius Messalla）所组织的圈子是值得注意的，它同时表现出了继承性和新变化。事实上，他的圈子和卡图卢斯的朋友圈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普林尼告诉我们说，麦萨拉本人喜欢创作爱情短诗；我们可以看到，在他身边还有其他爱情诗人和诗歌评论家（都是志同道合的关系），其中包括他出身贵族的外甥女苏尔皮基娅。另外，如果提布卢斯作品集中《麦萨拉颂词》（Penegyricus Messallae）的作者属于这个圈子，并且谈论的就是我们的麦萨拉（很可能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门客身份的诗人角色的继承性：门客诗人使伟人得以不朽。但更有趣的当属哀歌体诗人提布卢斯与麦萨拉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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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提布卢斯的社会地位远低于显贵的麦萨拉，他也是个骑士，反映了诗人社会地位的变化——但他同麦萨拉间仍保持着传统的门客—赞助人关系。他写的一些诗歌虽在技术上不算颂词，但却是赞美麦萨拉及其家族的（1.7和2.5），并且在其他诗作中也留下了带有歌功颂德意味的痕迹。虽然诗人和诗歌的地位发生了变化，但赞助制度仍然保留了下来。这一现象在麦萨拉的圈子里和其他地方都可以看到。因此我们要问自己：这个时代和以往的文学赞助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似的呢？当前制度中的双方都能从中得到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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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基本要点是可以推断出来的——在其生涯早期受过麦萨拉资助的奥维德提供了很多信息。这些上层阶级的诗人们在经济上不像前辈那样依赖于他人（虽然不久以后就又会如此）。他们得到的是一位要人（他自己往往也是具备文学修养的人）的鼓励，有资格同知名诗人群体交往的名分，找到志同道合好友的机会（他们会在这位要人的家中集会，甚至住在那里），可能最重要的是能够引起公众的注意。尽管在这一时期，文学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是阅读性质的了，作品要以文本方式定稿并得到传播，但文学交流的一种原始的、十分重要的模式仍是口头的：即各种形式的朗读——诗人圈子里的私下诵读，半公开或完全公开的背诵（阿西尼乌斯•波里奥在罗马创设了正式的公开背诵诗歌的活动）。诗人有可能在这个舞台上成名，而如果能够对着一群由一位有影响力的赞助人组织起来的听众背诵诗歌，这种机会对于一个崭露头角的诗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贺拉斯曾对当众背诵诗歌的活动及其声名日盛的现实状况进行过谴责；但他的谴责并未消除这种现象，并且贺拉斯自己也背诵诗歌。而对于赞助者而言，他获得了这种赞助行为所带来的自然满足感，并且也有得到不朽声名的机会。在梅塞纳斯的圈子里还发生了其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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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奥古斯都时代的第一阶段，梅塞纳斯是奥古斯都的代理赞助人，在众诗人和“元首”之间居中协调。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和其他人的圈子（如麦萨拉）存在重要的差别。首先，奥古斯都自然希望自己的英雄事迹被保存在一部史诗里——那将是使他不朽的作品。但问题在于，梅塞纳斯赞助的诗人们——维吉尔、贺拉斯及后来的普罗佩提乌斯——或多或少地对这种做法心存道德和文学方面的顾虑。性情随和的提布卢斯可以在他赞美爱情与和平的哀歌体诗作中插入对麦萨拉的颂词。普罗佩提乌斯就不肯这样做。并且很重要的一点是，他并不是一个创作史诗的诗人。贺拉斯和早年的维吉尔也不是。这些人都不是过去的门客型诗人，不能强迫他们去创作不适合自己的体裁。但奥古斯都可是有势力的（这还是好听点儿的说法）。一边是抱有顾虑的上层阶级诗人，另一边是想获得史诗的元首，这个赞助人该怎么办呢？结果，他运用了外交手腕，一面调和，一面解释；他的诗人们能够一度拥有自由，抵制强加的任务，或以自己的方式完成它们（正如下文将要详细说明的那样），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算作梅塞纳斯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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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麾下诗人们在道德和艺术原则方面的敏感心理外，梅塞纳斯的圈子还在其他重要方面与众不同。首先，最明显的一点是资助的规模。这些诗人不是卑微的受救济者，但贺拉斯至少需要钱来维持生计，并且大家都在后三头时期的土地充公事件中损失了财产。梅塞纳斯和奥古斯都赠给贺拉斯与维吉尔的财物相当可观（似乎对维吉尔尤其如此），使得他们能在乡镇舒适地享受生活。其次，要求这些诗人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使那位最伟大将领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梅塞纳斯的圈子有些与众不同的地方，这反映了他和奥古斯都后来的代理赞助人的独特之处。奥古斯都事实上是国家的同义语。直接或间接地替他进行赞助，也就等于是替政府进行赞助。并且要承担宣传国家政策和美化国家形象的压力。这个任务可能会不得人心，但也会被视为一种富于挑战性的职责；这些心存疑虑的诗人们怀着不同程度的热情和直率态度接受了这个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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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奥古斯都时代第二阶段的到来，这个元首控制的圈子中的赞助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无法得知的原因，老于世故的梅塞纳斯的重要性有所下降，诗人们开始直接得到元首的赞助。他的控制更为严格，并且逐渐变本加厉。公元前20年左右的政治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更加自信的独裁统治者（证据如公元前18年的婚姻法）；在没有梅塞纳斯居中调解的情况下，诗歌创作必须对他的干预做出回应。例如，《颂歌》第4卷就是由贺拉斯在不情愿的状态下写成的，里面包含了他在那几年里基本回避的体裁——颂词。“公民教育家”变成了宫廷诗人，但他还有对此予以回击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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