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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林托特（Andrew Lint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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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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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帝国西半部分衰落后，文化、知识出现断层的时期里，罗马史学家们的著作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了下来。例如，靠着仅有的两部手稿，我们拥有了塔西佗主要作品中的一半；而李维的142卷作品中只保留下来35卷。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师的命运尚且如此，我们拥有的、关于史学先驱者和其他晚期史学家的信息就仅限于简短的评论和摘引了。相反，由于拜占庭学术传统的存在，希腊史学家们的命运要好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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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存资料的统一性，对有限证据的概括是件相对容易的工作。罗马史学家首先是（并且主要是）罗马城的史学家（“rerum Romanarum auctor”）。像修昔底德和色诺芬一样，他主要记载国内外的公共事务：“规模宏大的战争、城市的陷落、君王们的战败和被俘；以及内部历史中执政官和保民官的斗争、关于土地和谷物分配的立法、贵族和平民的斗争。”——在塔西佗眼里，这些便是共和国历史学家们应当处理的主题。史学家们的基本目标很简单：保存罗马自身的记忆，将罗马著名人物的丰功伟绩和性格特征传于后世。我们还要引用塔西佗的原话：“我认为，编年史的一个特别功能在于，它们让美德不至于在沉默中被人遗忘，而那些应对恶言恶行负责的人会受到它们的威胁，担心自己会在后人的眼中留下耻辱。”然而，这种史学并不纯粹是世俗性的；它也关注罗马与诸神的关系，后者保佑着罗马的成长与繁荣，这一事实可以通过预兆（诸神与凡人交流的媒介）和崇拜（凡人对他们的回应）得到证明。除偶尔出现的特例外（最著名的是李维），罗马史学家们都是元老，或在公共生活中担任过要职。撒路斯特宣称，由于政治抱负的缘故，他一度无法集中精力从事史学研究；但当这些抱负未能实现，自己也不再从属于某个特定党派的时候，他便心甘情愿地把退隐后的时间奉献给史学著述，而不是浪费在闲散生活或“种田、打猎等属于奴才的活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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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吸引罗马史学家的题材是罗马在共和时期引人注目的崛起，最终统治地中海世界的过程。然而，只有当他们几乎彻底完成这一伟业的时候，罗马人才拥有了意愿和能力，可以把这段历史按编年方式妥当地记录下来。最早的罗马史学家，昆图斯•法比乌斯•皮克托和卢基乌斯•辛西乌斯•阿里门图斯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担任过公职，可能随后不久（公元前2世纪的前10年间）便创作了他们的历史作品。他们用希腊文进行写作——在最近发现的西西里陶尔米纳壁画文字中，法比乌斯是作为希腊史学家群体中的一员受到纪念的。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不仅叙述他们自己的生活年代，而且试图从起源开始重构罗马历史。因此，我们必须简短地考察一番，在此前的历史中留下了什么样的史料，并且这些材料是如何影响后来的史学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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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保存了对每年执政官的记录（执政官年表，fasti consulares），从流传至今的文本看，它可以一直上溯到约公元前500年，共和制度建立的时期。这些材料可能来自据说由大祭司保管的年度记录，即《大祭司年代记》（pontifices maximi），其中记录了每一年的官员名单和重大事件。不可避免的问题（我们在这里无法讨论了）是，这些早期记录的真实性如何；即便它们基本上是真实的，这些记载后来又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破坏。可以确定的是，它们至多不过是对战事、凯旋、预兆（例如日月食）和粮食短缺等事件的简略事实陈述。史料中还包括大量与罗马有关的故事，从罗马城的神话起源叙述到后来的年代；其中有些是希腊人（如提迈乌斯，271页以下）写的，另一些则产生于本地传说。其中最引人注意的是贵族们保存下来的家族传说。这些传说的起源很独特，是在葬礼上出现的；希腊史学家波利比乌斯已注意到，这种仪式对罗马人形成关于自己武德的自觉意识是有贡献的。死去的贵族被抬到广场中的船头处，停放在穿戴着祖先的衣物和亡灵面具的哀悼者中间，他的儿子或某位近亲宣读一篇葬礼颂词（laudatio funebris）；它开始赞美死者本人，随后便将死去祖先的功业合起来加以赞颂。人们保留了这些演说词，以便日后加以使用；但西塞罗和李维都抱怨说，这些作品编造丰功伟绩，宣传有悖常理的族谱关系，从而扭曲了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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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判断，最早的历史作品并不都是编年性质的。由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读者群体，它们的作者主要也有两种写作目的。由于罗马已成为地中海范围内居于主导地位的大国，罗马人对近期冲突的解释便成了其外交政策的有用注脚。对罗马城性质和古迹的宣传也具有同样的作用。大约在这一时期，开俄斯的一位罗马友人立起了一块碑，以展示罗慕路斯和雷慕斯（Remus）的族谱——有趣的是，似乎正是法比乌斯•皮克托第一个调和了希腊人与罗马人的观点，前者认为埃涅阿斯建造了罗马，后者则认为是罗慕路斯。罗马国内的历史学家们不仅效仿诗人们去歌颂罗马人的美德，并且还用另一种方式进行教育，即构建了关于罗马制度与风尚的“真实面貌”，以便在一个外来影响日益增加、诸多新兴家族开始掌握高级职位的时代里保护它们免受腐蚀。因此，从一开始，罗马史学看上去基本便是保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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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元老们遵循着法比乌斯和辛西乌斯的传统，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前执政官和监察官，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他来自拉丁姆境内的图斯库鲁姆（Tusculum）镇。从著作标题上看，他关注的不仅是罗马，还有其他意大利城市的早期历史；但他随后很快转而讨论布匿战争和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公元前234—前149年）的历史；像希罗多德和他本人演说文本中的风格一样，他用插入趣闻逸事的办法使叙述变得引人入胜。从加图的时代起，罗马人通常用拉丁文创作自己的历史，但他们仍旧受到希腊的影响，我们可以辨认出这些影响中的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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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波利比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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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第一条是古物学传统，它从一开始就在罗马史学中体现得非常明显。在罗马人所效法的希腊作家中，最显而易见的是陶罗梅尼乌姆（陶尔米纳）的提迈乌斯，一位公元前3世纪初的西西里作家，他在创作关于西西里和西地中海的历史作品时，事实上成为了第一个记载罗马的历史学家。第二点是与某些希腊化作家联系在一起的“悲剧”手法，其主要特征是悲怆、煽情和追求怪诞。第三个影响则是麦加伦波利斯（Megalopolis）的波利比乌斯，一个作为政治人质，于公元前168年被带到意大利的希腊人。他在那里成为罗马贵族们的亲密朋友，并着手描述“在53年内，几乎整个有人居住的世界是如何落入罗马人的统治之下的”。他计划写一部“实用性”的作品，一部政治军事史。对于严肃的读者而言，它将具有实用价值，既因为它解释了事件之间的因果、动机联系，也因为它批判性地评价了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以作为将来行动的榜样。由于地中海的全部历史都通过罗马的势力联合在了一起，他相信，写出一部整体史，同时又使之保留协调风格和解释价值是可行的。因此，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是希腊化时期史学的最高峰，在这部作品中，传统上以城邦为主题的政治军事史具备了编年通史的广度。他的叙述在年代编排上以奥林匹亚运动会及每一周期中的年份为基础，依次描述了希腊人已知世界中的不同地区；他同时也进行横向联系，以便使彼此平行的故事衔接在一起，并强调它们的互动与融合。与此同时，他也改造了希腊史学，因为他作品的主题是异族帝国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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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修昔底德一样（第1卷，224页以下），波利比乌斯是史学史的专家，对自己研究的这门学问的原则和方法论有自觉意识，但他更喜欢公开讨论诸如材料的选择、演说词的创作、人物性格的刻画，事物因果的解释等问题。他的方法在本质上是对修昔底德首创见解的再次肯定，即利用可能得到的最真实证据来探求真相——包括运用核实材料、询问目击者、比对他们的叙述等手段。然而，他把自己的研究拓展到了过去，特别是他自己的上一个世代，并批判性地使用了他人的著作。但他也强调史家对史学的个人贡献。一方面，他憎恶虚构式的，情感夸张的写法，从而使自己有别于古物学家和“悲剧”作家，但他也借用了后者偏爱的手法，即制造令读者难忘的印象。他通过一种理论来调和这些主张，该理论以希腊人所说的“强调”为核心，其内容包括作者制造的权威性印象，其叙述对象的显著重要性，以及在读者头脑中留下的鲜明记忆。他相信，与修辞技巧相比，事件的真相更能影响读者。然而，这种影响必须以史学家为媒介，他负责选取和呈现事件，辅之以动机、因果方面的恰当评论。另一方面，史学家的能力来自他本人的政治、军事经验（作为当事人或在类似情形中的）。因此，无论叙述什么题材，优秀史学家写出的都是自己的经验，随之而来的真实感和说服力会对读者产生影响；离开了这种影响，史学对于想要得到指导的人来说就是无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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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常情况下，波利比乌斯给出的指导十分清晰。他讨论了一些技术性问题，诸如城市规模的估算、烽火信号的使用；他用道德化的手法描写了雷古鲁斯（Regulus）在逆境中的坚忍，埃托利亚人愚蠢的想当然，马其顿国王腓力五世的傲慢；他说明了使用雇佣兵的危险性。有一卷作品是论述罗马、迦太基和斯巴达政体的相对长处的。波利比乌斯直接分析了一些个别的政治决定；他宣称自己不会虚构演说词，而要从现有的材料中提炼出中心论点，在其背景与事态后续发展的基础上补充自己的评论。他对于战争原因的解释可能并不足够详细。他虽然把战前准备活动和交战双方提出的借口同真正的开战原因区分开来，却认为后者仅由侵略者的心理状态以及造成他这种心态的形势决定。作者从未留意过彼此不通过长期交战，而依靠外交互动将一方或双方同时推下深渊的情况；也没有对受攻击城市（如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的罗马）的同仇敌忾予以过足够重视，这些城市默许对方发动威胁自己的攻击，并为之做好了计划。同修昔底德一样，波利比乌斯拒绝把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事件归结为运气使然。然而，他跟希腊化与古典时期的前辈们一样，迷恋一个关于命运（tychē）的悖论；这种观点认为，在人类生活境遇的急剧转变中，个别部分是能够得到理性解释的，但其总体效果却是无法预料的和令人敬畏的。更令人惊奇的是，他声称，罗马是在命运引导下成为世界主宰的；尽管他在别处认为，运气在罗马人取得成功的过程中不扮演任何角色，这种成功是他们的实力、政治稳定局面和进取精神所导致的必然结果。这种显而易见的不一致性是可以得到解释的。波利比乌斯似乎将罗马视为一场竞赛中当之无愧的胜利者，而它曾经（现在依旧）受到命运的眷顾，从而得以在几个强大而野心勃勃的大国并存的局面下脱颖而出。但出于巧合的则是，罗马同迦太基在西方的冲突本是独立的偶然联系，却碰巧在时间上与腓力五世和安条克三世的扩张活动重合，从而使得地中海范围内的各种政治进程彼此缠结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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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共和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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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史学家们并不像波利比乌斯那样，对理论抱有浓厚兴趣，他们在叙述事件的时候也没有达到后者的那种宏观统筹的风格。然而，波利比乌斯牢牢确立了罗马在世界史上的中心地位，而他赋予史学的实用教育目的也确保了它在罗马人眼中成为一门值得尊敬的学问。此外，他希望能由政治家和军事将领，而非书斋式学者撰写历史，这也是同当时的罗马传统一致的。在这些希腊化传统的影响下，罗马人的写作是如何发展的呢？到了公元前2世纪后期，严格按照事件次序逐年记事的“编年史”（annales）和包括了自由分析的“历史”（historiae）开始成为两个含义截然有别的术语。到了后来，塔西佗和撒路斯特用“历史”这个词来形容记述他们生活年代的作品，而“编年史”则更多地被用来借指古代史。加图成了把历史转化为政治武器的先锋；到了公元前100年，政治家们开始创作回忆录，以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历史记载。这种潮流在日后促成了恺撒战记和奥古斯都自传、《神圣奥古斯都大事记》的诞生。传记体裁也得到了发展：盖乌斯•格拉古写了他兄长的传记；共和晚期的伟人们——如恺撒、庞培、加图和西塞罗——都受到了各自崇拜者们的纪念。然而，古物学的历史著述也与当代史比肩而立，其兴盛程度前所未有。人们从各式各样的档案文献（不管它们是真是假）中择取材料，扩充了先前编年史的内容；又利用往往在某一原型基础上编造的故事来添油加醋，以至于李维会感到莫名其妙，不明白沃尔西和埃奎亚（Aequia）民族中哪来那么多的人口，可供史书中的罗马人反复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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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这个时候，没有人还会抱怨罗马史材料不够多了，但根据西塞罗同时代人的看法，现存的史料可读性不强。西塞罗的朋友们纠缠着他，催促他写一本史书——“一部更配得上演说家的历史”。西塞罗去世之后，科尔涅利乌斯•奈波斯（此人自己也是创作年代记和短篇传记的作家）哀叹说，把那些粗糙不堪、杂乱无章的大堆材料打磨成有价值的文学作品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西塞罗本人认为，罗马的历史作品无法跟希腊史相提并论，因为它们缺少ornatus，即引人入胜的展示技巧。这种技巧包括感情色彩和语音语调的多样性，合理的词序，明白晓畅的风格——在这种风格中，语句的韵律可以完美地再现事件本身的节奏。另外，西塞罗的观点并不仅限于语言方面的要求：历史学需要合理的编年体系和地理描述，对政策和动机的解读，以及对这些政策执行效果的判断。尽管我们手头现有的早期编年史家残篇中确实展示了令人赞赏的语言风格和充满活力的叙述技巧，它们却缺少引导读者跨越悠久年代的流畅性。更重要的是，它们很可能没有给解释留下足够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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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尤利乌斯•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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恺撒对其高卢战争和内战的评论是我们拥有的，关于罗马史学进步的第一个重要例子。虽然它们是带有政治目的的回忆录，这些作品却同用意不那么明显的史书拥有许多共同特征：事实上，目的性和自我炫耀并非自传独有的毛病。从风格上看，恺撒似乎较其前辈有所进步。书中的叙述清晰而流畅，但缺少富于变化的语调和丰富的词汇，并且其风格总体上同我们在西塞罗书信集中发现的公务信函极为相似。西塞罗称赞它们朴实无华的风格，那正是因为这些作品没有使用文学修辞。在编排和解读材料方面，恺撒更为符合西塞罗的要求。事实上，恺撒《高卢战记》采用了成熟阶段罗马史作品的典型主题。恺撒为我们叙述了罗马的势力通过一连串战争得到扩张的历史，并利用地理和异族性格的插话使其记载变得更为生动，还通过第一人称的评论和讲话（在发言中他和辩论对手都为自己的行动进行维护）来解释事件的重要性。整部作品都是罗马人美德的证明，既包括恺撒自己，也包括他的部下（这些士兵的能力在其他著作中很少被描写得如此充分）。这里还含有一条政治信息。恺撒虽然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十分理性和激进，却在讨论高卢诸部落时肯定了现有的统治权力和保守的政治立场。对于那些试图通过施舍和煽动革命而取得平民支持的野心家来说，他们扮演的角色是十分危险的。尽管读者们会觉得这样的评论具有讽刺意味，恺撒写下它们的时候可能是相当真诚的：传统上，罗马在保卫帝国安全的时候一直试图利用其同盟间的“既定秩序”。《内战记》就不能如此简单地按照罗马人的方式加以解读了。然而，恺撒的士兵们依旧是英雄，恺撒也还在按照传统价值观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当他的尊严受到威胁，他本人被从前的朋友抛弃的时候，他拿起武器来保卫罗马人民的自由，粉碎了一小撮权贵们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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