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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C．尤里乌斯•恺撒（上），高卢的征服者，公元前48—前44年的独裁官。他作为“左派”政治家而崭露头角，但却是通过其出色的将才获得了最终胜利。他在著名的3月15日暗杀中遇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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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和平祭坛的浮雕：地母神（公元前13—前9年，上图）。大地的丰产象征着奥古斯都开创的全新黄金时代的来临，令人想起奥古斯都时期诗人们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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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来自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战利品（上图），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公元81年后不久）。凯旋门上的两座浮雕描述了公元70年犹太起义被镇压后元首提图斯的凯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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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多瑙河（Danube）上的桥梁（上），图拉真纪功柱局部（公元113年）。这座桥由石墩支撑的木质材料构成。前景中的元首正在主持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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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尔库斯•奥勒留斯铜像（上）。这位罗马元首（公元161—180年）受到斯多葛哲学的影响，创作了《沉思录》（Med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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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卡诺普斯（Canopus）像局部（上图），哈德良在蒂沃利的别墅（公元124—133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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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尼罗河上的航行（上图）：来自蒂沃利的马赛克饰板（公元2世纪）。尼罗河的题材在罗马装饰艺术中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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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早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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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元首政体带来了政治生活与文学风格的转变。人民和元老院逐渐丧失了权力，无法在重大事务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决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官职的升迁最终要仰仗君王的恩宠。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当时人和日后的史学家们都对帝国机密一无所知。作为补偿，谣言和怀疑开始大行其道，而宫廷氛围也有利于阴谋诡计和诽谤中伤的出现。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华丽的演说词风格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简练风格。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用语方面的变化，它变得非常适合进行讽刺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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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的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的最早例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了。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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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1707395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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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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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统治时期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其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在这篇作品和他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他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走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