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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来自耶路撒冷（Jerusalem）的战利品（上图），提图斯凯旋门上的浮雕（公元81年后不久）。凯旋门上的两座浮雕描述了公元70年犹太起义被镇压后元首提图斯的凯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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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多瑙河（Danube）上的桥梁（上），图拉真纪功柱局部（公元113年）。这座桥由石墩支撑的木质材料构成。前景中的元首正在主持献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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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马尔库斯•奥勒留斯铜像（上）。这位罗马元首（公元161—180年）受到斯多葛哲学的影响，创作了《沉思录》（Med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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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卡诺普斯（Canopus）像局部（上图），哈德良在蒂沃利的别墅（公元124—133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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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尼罗河上的航行（上图）：来自蒂沃利的马赛克饰板（公元2世纪）。尼罗河的题材在罗马装饰艺术中十分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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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早期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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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古斯都及其继承者们的元首政体带来了政治生活与文学风格的转变。人民和元老院逐渐丧失了权力，无法在重大事务上做出具有效力的政治决定：政策已由元首及其近臣“暗箱操作”；官职的升迁最终要仰仗君王的恩宠。因此，政治保密工作使得当时人和日后的史学家们都对帝国机密一无所知。作为补偿，谣言和怀疑开始大行其道，而宫廷氛围也有利于阴谋诡计和诽谤中伤的出现。与此同时，西塞罗等人华丽的演说词风格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撒路斯特式的精致、简练风格。但更令人惊奇的是这一时期史学在用语方面的变化，它变得非常适合进行讽刺和谴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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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按年代记录了从共和制向君主制转变的史家们仍是独立于新政权的。其中的一位，克雷穆提乌斯•科杜斯的著作在提比略统治时期被烧，后来又于卡利古拉在位期间重新完成了一个经检查后删改了的版本。然而，总的来说，正如塔西佗所指出的，史学由于对当今元首的阿谀和对前任君王的诽谤而受到了损害。前一种倾向由于对元首发表正式颂词的习惯而变本加厉，这种颂词包含在执政官的谢恩演说中，在奥古斯都时代成为定制（普林尼在公元100年发表的《颂词》是现存的最早例子）。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塞涅卡描述元首克劳狄乌斯之死和化身为神的《游戏》（Ludus）[或称《变瓜记》（Apocolocyntosis）]则是得到官方允许的诽谤作品的一个重要标本。同样不利于史学家的情况是传统题材的缺失。奥古斯都的时代终结后，大多数元首都不再尝试进行新的大规模远征；在国内，共和时期的大规模政治冲突也已不复存在了。贵族之间斗争的焦点集中在对叛国罪的审判上，并且他们试图通过获取元首的宠幸或同僚们的尊敬而得到好处。元首制早期的重大变化——内外政的转变，公民权和希腊—罗马文化作用范围的扩大，城市的发展——并非从前的史学家们感兴趣的材料，也不能为他们提供抒发感伤情怀或制造轰动效应的机会。然而，罗马最伟大的史学家正是在这个连他自己也认为十分狭窄、毫无光彩可言的领域进行写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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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塔西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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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生于公元1世纪中叶，在弗拉维王朝统治时期进入元老阶层，并担任高级官职。他主要在元首图拉真统治时期进行写作，那是弗拉维王朝的最后一个元首，“暴君”图密善被谋杀后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安宁、繁荣的时代。他的一篇早期作品是对其岳父阿格利可拉的一首成文的葬礼颂词。在这篇作品和他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记载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历史》（公元69—96年）和记载公元14—68年间的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编年史》——中，他提出了自己对善与恶的传统看法。“这个时代并非极其缺乏美德，还是产生了若干优秀的行为榜样。”这些人与共和国编年史中的那些人物并不相同。“母亲们陪伴着孩子走上流放的旅程，妻子们追随着自己的夫君……忠诚的奴隶甚至敢于同给自己施刑的人傲言相对。”然而，塔西佗的作品中充满了缩微版的《阿格利可拉传》——即为在当时制度下飞黄腾达的人和因叛国罪审判而身败名裂的人所写的悼词。“让我们对著名人物的声望予以更多的关照，正如他们的葬仪有别于普通人那样，这些人在对死者的记录中也应得到特别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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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目的不仅是通过展示善恶来进行道德教诲，还要进行实用性的指导。这一点可以说明他何以要关注阴谋和叛国罪的审判。他解释道，在共和制度下，当权力时而属于平民，时而归于元老院的时候，人们需要同时明白，如何去驾驭群众，以及如何去影响控制着元老院的贵族。同样，在独裁制度下，洞悉元首思维的运作方式也是有益的。塔西佗因在这方面的成功而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物，如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和奎恰迪尼（Guicciardini）的赞赏。尽管对被元首消灭的那些人物的记述不偏不倚，他却把最高的敬意给予那些像他本人和他的岳父阿格利可拉一样幸存下来的人。“那些惯于欣赏叛逆行为的人应当意识到，伟大的人物是可以在坏君主统治下存在的。顺从和谦卑姿态如能建立在充沛精力和扎实工作的基础上，同样能够取得光荣，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种荣耀只能通过貌似悲壮和不合时宜的牺牲来实现。”他并不盲目崇拜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那些大名鼎鼎的牺牲者，认为他们试图通过自我炫耀和挥霍钱财来维持其地位，并将这些人同进入元老院的新人们的谦逊、节俭作风进行了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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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记载罗马帝国的史家，塔西佗十分引人注意的一点是他善于假托反对派之口，不仅谴责了罗马统治的腐败（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罗马演说家的惯用手法，因为他需要在勒索案中为罗马的外省臣民辩护），并且赞美了勇敢的独立精神和对罗马文明的抗拒。“如果你希望统治所有人，难道那就意味着大家都应当接受奴役吗？”一位被俘的不列颠将领卡拉塔库斯这样问道。那种奴隶制的一个特征是“使罪恶合法化的花天酒地——柱廊、浴室和奢侈的宴席”。另外，他也会将罗马统治所带来的和平、公正同部落纷争造成的不安定局面进行对比。然而，更发人深省的是据说一位罗马将领在拒绝一个日耳曼部落请求允许他们在罗马领土上定居时说的话。“人必须服从强者：这些人求告的诸神已赐予罗马人力量，让他们决定给予什么和取走什么，罗马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法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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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哀叹说，他所能得到的军事史料过于匮乏。然而，尽管他有能力对一场战役进行激动人心的、不失准确的叙述（像李维一样，他在描写当事人的情感方面做得极其出色），塔西佗的写作风格却使他对细节的介绍极其模糊，令人恼火。不过，这种风格倒是相当适合记述帝国政治。其主要特点一是讽刺，用来对比公共生活的表象和权力的隐含实质；二是有意为之的模棱两可。塔西佗在删节版的附记中以此作为乐事。他还掌握了一种复杂的技巧，可以借此给出供读者选择的解释——有些是他自己的，有些据说是他人的——这样做法非但没有澄清其描写行为的动机，反而增加了其不确定性。他的点睛之笔是对提比略的描写。他看到的材料指出，尽管这位元首才华横溢，并关心帝国的福祉，他在生命结束时的统治权却已摇摇欲坠，并受到人民的憎恶。塔西佗利用提比略广为人知的伪善性格作为这个谜题的答案，把他的一生看成巧言令色的外衣逐渐被剥去，可怕邪恶的自我日益暴露的过程。提比略被描写成一个绝顶聪明，但因早年经历和统治欲而发生性格扭曲的人物。奎恰迪尼写道：“科尔涅利乌斯•塔西佗很好地教育了生活在暴君统治下的人们，告诉他们应如何生活，如何谨慎地处理事务，正如他同样出色地告诉暴君们如何建立暴政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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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虽然在一个被普遍认为生活幸福的时代从事写作，他对历史的态度却是悲观的。共和国的灭亡不可避免，提比略治下的悲惨状况被归咎为神明的震怒。塔西佗似乎的确怀疑人类自由意志的存在，这种看法可能使他放弃了向世人提出建议的企图。元首的友谊或敌视究竟是取决于前定和命运，还是基于某种利益考虑而采取的策略？对于塔西佗而言，世界要么是一个完全靠机缘左右、不受神意干预的王国，要么就是由命运决定的——无论这种命运是斯多葛派所相信的那种理性因果链，还是行星的运转轨迹。塔西佗虽然并不总是赞赏个别的占星术士，但他跟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包括弗拉维王朝的诸位元首），对于这门学问本身充满敬意。至于罗马的旧神祇，塔西佗很少提及跟它们相关的宗教仪式，而他对预兆的解释则是模棱两可的。降临到罗马民族头上的灾祸可以证明，诸神并不保佑他们的安宁，只关心对他们进行惩罚。在公元69年发生了“生出怪物的事件和大量别的征兆，诸如此类的怪事在几百年前的和平岁月里也有人记录，但现在只在人们害怕的时候才被提起”。我们很难从塔西佗的著作中演绎出前后一致的宗教观或哲学观。然而这无碍于他的道德目的。命运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但并非它们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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