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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苏维托尼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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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西佗的功绩在于，他应用传统原则去书写早期元首制时代的历史，并创造了一种反映时代特色的史学著述风格。在两个多世纪里，没有一个用拉丁语进行写作的人尝试过同他一较高下。在他的有生之年，流行的文学体裁已由史学变为传记。在后者中，心理和人际关系可以受到特别的重视，这些题材也正是塔西佗所关注的。此外，从罗马上层阶级的视角看，诸元首的生活已成为历史的主线。史家们应当创作介绍他们的功业，特别是其参与战事的专著。更加全面的传记则应该在描述他们的政治生涯之外，补充他们私生活的有趣细节和对他们性格的判断，以便使作品显得丰富多彩。据我们所知，塔西佗的同代人，更为年轻的C．苏维托尼乌斯•特兰奎鲁斯（C. Suetonius Tranquillus）是在这种文学体裁领域最为成功的作家。在他身后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其著作构成了成书于帝国晚期的《奥古斯都后诸恺撒传》（Historia Augusta）的基础。后者是一套诸元首传记的汇编，其作者和可靠程度都存在很大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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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苏维托尼乌斯作品核心的是罗马墓志铭、葬礼演说词等原始材料——包括对元首的公开记载，他在国内外的业绩，以及通过这些事迹所反映的道德品质。与政治生涯相对应的是私人生活。在小普林尼的时代，元首在家庭生活中的美德已成为颂词的描写主题。但在这个领域里，可供史家进行贬损的空间更为广大。诚然，元首会因军事失败、挥霍公款、残酷地对待其他上层阶级成员（总的来说，苏维托尼乌斯并未对他记录的行政改革进行评价）而遭到批评。然而，这些公共生活中的错误很容易被视为元首个人品质缺陷所导致的结果——他的罪恶会在家中，特别是餐厅和卧室里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在苏维托尼乌斯的作品中看到，政治业绩的罗列与对元首私生活的揭露性描述同时出现，并且二者都用大量趣闻轶事加以点缀。尽管上述两种元素事实上很少能毫无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这种写法却往往能够有效地（尽管未必是准确地）刻画人物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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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参见下文第305页以次）。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他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并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正是主要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与此相比，罗马人的传记在伦理方面相对粗糙。罗马史学家们的价值观主要不是基于对优秀人物的看法，而在于对罗马胜利的观点，他们以对罗马的贡献作为一个狭窄的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对个人品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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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的发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后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记述罗马的巨著是由希腊裔的罗马元老，比提尼亚的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一部一直叙述到作者写作年代（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通史，它试图在解释和政治概括方面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拥有波利比乌斯这个杰出榜样，罗马人对自身政治史的解释很少能够超越对政治术语进行简单化理解的层面。因此，在李维或塔西佗用富于文采的笔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之后，人们就找不到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理由了。由于帝国和元首制政体业已得到巩固，并且看似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元首们的传记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已被讲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续貂。后来，到了4世纪，来自安条克的叙利亚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想要从头再来，用拉丁语记载从塔西佗作品结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这段历史里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战争、地理学和民族志介绍、审判、罗马和其他城市的骚乱，更重要的是道德方面的插曲。然而，他的叙述虽然鲜活感人，却几乎没有解释4世纪的危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罗马上层阶级放弃按照传统方式书写历史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旧有的框架下已经找不到可写的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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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及的大部分史学作品都有英文翻译，然而，罗马史学家们的残篇是没有翻译的。除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对照译文外，收录最为完备的当属企鹅古典丛书。企鹅丛书中最好的译本包括塔西佗的《编年史》（M. Grant）和《历史》（K. Wellesley）、撒路斯特与恺撒（S. A. Handford）、以及波利比乌斯（I. Scott-Kilvert），尽管后者很少收录波利比乌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续事件的记载。最好的波利比乌斯译本由E. S. Shuckburgh完成（2 vols., 1889/1962）。塔西佗的主要译本有A. J. Church and J. Brodribb (London, 1882)和W. Fyfe (Oxford,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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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W. Laistner的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California, 1963)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概述。还有些论文集相当有用，如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 (T. A. Dorey编，London, 1966 and 1967)，其中包含了分别论述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拉丁作家群体的章节。A. Momigliano的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Oxford, 1977)，特别是其中的4、5、7三章，对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本身和他们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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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历史学家，见上述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中E. Badian撰写的章节和上述Momigliano的作品； B. W. Frier的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对早期罗马文字记录的研究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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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利比乌斯研究贡献最巨大的当属F. W. Walbank。见他的Polybius (California, 1972)和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 i (Oxford, 1957)导言。关于波利比乌斯对史学家功用的看法，见K. Sacks的Polybiu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liforni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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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斯特的最佳入门读物为D. C. Earl的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llust (Cambridge, 1961; Amsterdam, 1966)。R. Syme的Sallust (Oxford, 1964)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广泛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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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恺撒的著作有F. E. Adcock的Caesar as a Man of Letters (Cambridge, 1956)。P. G. Walsh的Livy (Cambridge, 1961)对李维进行了较为简短、但却颇具价值的总体研究。同样有用的还有R. M. Ogilvie的A Commentary on Livy Ⅰ—Ⅱ (Oxford,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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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yme的Tacitus (2 vols., Oxford, 1958)是论述这位史学家的主要英文著作。R. Martin的Tacitus (London, 1981)是一本较为精炼的作品，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H. Furneaux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 i (Oxford, 1884)导言也非常有用。B. Walker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Cambridge, 1952, 1960)试图区分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还可参见T. A. Dorey编辑的Tacitus (London, 1969)中收集的论文，以及K. C. Schellhase的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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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记，见A. Wallace-Hadrill的Suetonius (London, 1983)、D. A. Russell的Plutarch (London, 1972)和C. P. Jones的Plutarch and Rome (Oxford,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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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过的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为我们了解帝国时期史学和传记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方便。关于阿米亚努斯，见J. Matthews的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1989)，尤其是其中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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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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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拉塞尔（Donald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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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语言，一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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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孕育了一种范围广大、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学，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虽然最伟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罗马人，其思维方式很难用希腊文表达出来，但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语言成了同一种文学的载体，并且希腊语在其中的贡献显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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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担任公职的需要外，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很少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并且他们似乎认为拉丁语的精细语法难以掌握。“朗基努斯”（《论崇高》，12.4）因为打算评判西塞罗，所以很明智地请求读者原谅自己将要讨论拉丁文学。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称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并且他显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面十分吃力。很自然地，对提供罗马方面信息的希腊文著作的需求是持续存在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普鲁塔克的《罗马人传记》、阿庇安的《罗马史》迎合了这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说希腊语的人希望在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作品的数目与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纪末，拉丁史学已经枯竭，但赫罗狄安和更具才华的卡西乌斯•狄奥证明，希腊语仍然拥有活力。另外，对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担任公职或接受文学教育（二者一直是紧密联系着的）的话，他们从小就学习希腊文，并经常以希腊文替代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讨论哲学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时候。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创作其《沉思录》，普林尼的友人科尔涅利乌斯•卢弗斯用希腊字眼Kekrika（“吾意已决”）来宣布其自杀决定，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范围极广的文学，负责把希腊的知识与哲学介绍给母语为拉丁语的公众，试图实现西塞罗和奥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学成为希腊—罗马文化全面的和完备的表达形式。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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