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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与苏维托尼乌斯媲美的是与塔西佗同时代的希腊作家，喀罗尼亚（Chaeronea）人普鲁塔克，古代世界最伟大的传记作家（参见下文第305页以次）。普鲁塔克的大部分传记都采取平行列传的方式，将一个著名希腊人和一个共和时期的著名罗马人进行比较。在这些作品中，作者有意进行性格刻画（普鲁塔克特地把他的著作比作雕塑和绘画），他在作品中弱化了传主一些小的不检点之处，但没有完全忽略它们，以便既能符合求真的需要，又能让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生平的主线上。为了完成这一目标，普鲁塔克并没有简单地按照从生到死的顺序叙述传主的生平，而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添加了对他们行为的总体说明（正是主要在这样的场合，他会像苏维托尼乌斯一样引入对趣闻轶事的叙述）。作者按照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中衍生出来的伦理学概念，描写和比较了这些人物。人应当勇敢，但不能轻率；应该谦逊，不可得意忘形；人要有节制地、谨慎地使用财富；他们应当控制下属的冲动情绪，自己也不能被冲动压倒。这些传记试图表明，伟大人物的成败得失都取决于他们是否遵守这些训诫。与此相比，罗马人的传记在伦理方面相对粗糙。罗马史学家们的价值观主要不是基于对优秀人物的看法，而在于对罗马胜利的观点，他们以对罗马的贡献作为一个狭窄的基础，在此之上形成对个人品质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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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史学的发展何以到了塔西佗之后就枯竭了呢？值得注意的是，下一部记述罗马的巨著是由希腊裔的罗马元老，比提尼亚的卡西乌斯•狄奥用希腊语写成的。这是一部一直叙述到作者写作年代（公元3世纪初）的罗马通史，它试图在解释和政治概括方面效法修昔底德的作品。与此相反，尽管拥有波利比乌斯这个杰出榜样，罗马人对自身政治史的解释很少能够超越对政治术语进行简单化理解的层面。因此，在李维或塔西佗用富于文采的笔触记载了这一时期的事件之后，人们就找不到重新叙述这段历史的理由了。由于帝国和元首制政体业已得到巩固，并且看似不大可能再发生什么变化，元首们的传记就很容易变成一个已被讲完了的好故事的狗尾续貂。后来，到了4世纪，来自安条克的叙利亚人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想要从头再来，用拉丁语记载从塔西佗作品结束的地方直到他自己生活年代这一时期的历史。他在这段历史里可以找到常用的材料——战争、地理学和民族志介绍、审判、罗马和其他城市的骚乱，更重要的是道德方面的插曲。然而，他的叙述虽然鲜活感人，却几乎没有解释4世纪的危机和社会发生的变化。这或许是罗马上层阶级放弃按照传统方式书写历史的一个原因。他们在旧有的框架下已经找不到可写的新东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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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提及的大部分史学作品都有英文翻译，然而，罗马史学家们的残篇是没有翻译的。除洛布古典丛书中的对照译文外，收录最为完备的当属企鹅古典丛书。企鹅丛书中最好的译本包括塔西佗的《编年史》（M. Grant）和《历史》（K. Wellesley）、撒路斯特与恺撒（S. A. Handford）、以及波利比乌斯（I. Scott-Kilvert），尽管后者很少收录波利比乌斯对第二次布匿战争后续事件的记载。最好的波利比乌斯译本由E. S. Shuckburgh完成（2 vols., 1889/1962）。塔西佗的主要译本有A. J. Church and J. Brodribb (London, 1882)和W. Fyfe (Oxford,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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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 W. Laistner的The Greater Roman Historians (California, 1963)提供了对这一主题的概述。还有些论文集相当有用，如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 (T. A. Dorey编，London, 1966 and 1967)，其中包含了分别论述波利比乌斯、普鲁塔克和拉丁作家群体的章节。A. Momigliano的Essays in Ancient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 (Oxford, 1977)，特别是其中的4、5、7三章，对研究罗马历史学家本身和他们在史学发展中的地位都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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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早期历史学家，见上述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中E. Badian撰写的章节和上述Momigliano的作品； B. W. Frier的Libri Annales Pontificum Maximorum. The Origins of the Annalistic Tradition对早期罗马文字记录的研究颇具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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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波利比乌斯研究贡献最巨大的当属F. W. Walbank。见他的Polybius (California, 1972)和A Historical Commentary on Polybius, vol. i (Oxford, 1957)导言。关于波利比乌斯对史学家功用的看法，见K. Sacks的Polybius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lifornia,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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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路斯特的最佳入门读物为D. C. Earl的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Sallust (Cambridge, 1961; Amsterdam, 1966)。R. Syme的Sallust (Oxford, 1964)则进行了更为细致、广泛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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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恺撒的著作有F. E. Adcock的Caesar as a Man of Letters (Cambridge, 1956)。P. G. Walsh的Livy (Cambridge, 1961)对李维进行了较为简短、但却颇具价值的总体研究。同样有用的还有R. M. Ogilvie的A Commentary on Livy Ⅰ—Ⅱ (Oxford, 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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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Syme的Tacitus (2 vols., Oxford, 1958)是论述这位史学家的主要英文著作。R. Martin的Tacitus (London, 1981)是一本较为精炼的作品，书中充满了真知灼见。H. Furneaux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vol. i (Oxford, 1884)导言也非常有用。B. Walker的The Annals of Tacitus (Cambridge, 1952, 1960)试图区分作品中的事实和虚构成分。还可参见T. A. Dorey编辑的Tacitus (London, 1969)中收集的论文，以及K. C. Schellhase的Tacitus in Renaissance Political Thought (Chicago, 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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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传记，见A. Wallace-Hadrill的Suetonius (London, 1983)、D. A. Russell的Plutarch (London, 1972)和C. P. Jones的Plutarch and Rome (Oxford,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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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提到过的Latin Historians和Latin Biography为我们了解帝国时期史学和传记的其他发展提供了方便。关于阿米亚努斯，见J. Matthews的The Roman Empire of Ammianus (London, 1989)，尤其是其中的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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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一章 散文的艺术：帝国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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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拉塞尔（Donald Russ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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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语言，一种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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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世纪孕育了一种范围广大、十分重要的散文文学，由希腊文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成。虽然最伟大的天才塔西佗是罗马人，其思维方式很难用希腊文表达出来，但在很多方面，这两种语言成了同一种文学的载体，并且希腊语在其中的贡献显然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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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文和拉丁文甚至在起点上就是不平等的。除担任公职的需要外，以希腊语为母语的人们很少费力去学习拉丁语，并且他们似乎认为拉丁语的精细语法难以掌握。“朗基努斯”（《论崇高》，12.4）因为打算评判西塞罗，所以很明智地请求读者原谅自己将要讨论拉丁文学。普鲁塔克（德摩斯梯尼，3）宣称自己没有做到这一点的能力，并且他显然在掌握拉丁文方面十分吃力。很自然地，对提供罗马方面信息的希腊文著作的需求是持续存在的。哈利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的《罗马古事记》、普鲁塔克的《罗马人传记》、阿庇安的《罗马史》迎合了这种需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说希腊语的人希望在帝国行政管理和政治事务中占据一席之地，这类作品的数目与日俱增。因此，到了2世纪末，拉丁史学已经枯竭，但赫罗狄安和更具才华的卡西乌斯•狄奥证明，希腊语仍然拥有活力。另外，对于以拉丁语为母语的人来说，如果想要担任公职或接受文学教育（二者一直是紧密联系着的）的话，他们从小就学习希腊文，并经常以希腊文替代自己的母语，特别是在讨论哲学或自然科学等领域的时候。元首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创作其《沉思录》，普林尼的友人科尔涅利乌斯•卢弗斯用希腊字眼Kekrika（“吾意已决”）来宣布其自杀决定，这些都是不足为奇的。与此同时，还存在着一种范围极广的文学，负责把希腊的知识与哲学介绍给母语为拉丁语的公众，试图实现西塞罗和奥古斯都的理想，即使拉丁文学成为希腊—罗马文化全面的和完备的表达形式。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昆图斯•库尔提乌斯的《亚历山大》和普林尼的《自然史》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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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两种语言之间的共同点要比这种差异重要得多。二者都具备文学语言的自觉意识，同日常口语存在着显著区别。这种差别在希腊语里体现得更为突出。从奥古斯都时代（事实上还要早些）起，教授希腊语法、修辞学的教师们尽可能近似地模仿一种精确的语言、语法形式，它以公元前5世纪和4世纪的阿提卡经典著作为代表，特别是修昔底德、色诺芬和演说家们的作品。这一运动在公元2世纪中叶达到高峰，伟大“智者”们创作的复古杰作赢得了人山人海的剧场里的掌声，以及元首们令人羡慕的赞助。在拉丁文学方面，人们在不同时期的看法有所变化。拉丁文学直到晚近才达到其典型的成熟期（这种形式迅速得到了认可）。散文风格自然在西塞罗之后继续得到发展，这种发展部分地是对西塞罗试图建立的句式结构和用语规范定式的反动。这种反动持续了大约一个世纪，直到昆体良试图扭转这一潮流的时候为止。直到安东尼王朝时期（公元97—180年），散文复古派的涓涓细流才汇成一股洪流，某种类于希腊文学中“阿提卡主义”的风格发展起来了。在这一现象出现之前，曾有过大量改进与实验；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象的源泉主要在于诗歌作品和古老的希腊语修辞学技巧，而与拉丁语的日常口语资源关系不大。后者大体上是无人问津的，尽管塞涅卡的部分作品显然反映了优雅谈吐的风格，而佩特罗尼乌斯（参见下文第331页以次）的革新更为大胆，以至于让他喜剧式小说中的部分人物讲粗人的不规范用语——据我们所知，无论在拉丁语还是希腊语中，这都是一次独一无二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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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的一点是，在这两种语言中，几乎所有主要作品都是用一种特定格式写成的——爱德华•诺登（Eduard Norden），对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理解水平贡献最巨的学者称之为Kunstprosa，即“艺术散文”或“书面化的散文”，那是孜孜不倦的训练与模仿的产物。在希腊文和拉丁文中，艺术散文的主要特征都在于，它的风格依赖于作者会为了将要处理的特定题材而预先做好的选择。作者必须决定适合这项写作任务的文体层次（拉丁文中的genus dicendi或希腊文中的charakēr）；常用的分类标准会区分“崇高”“平正”和“雅致”三种风格，但这绝不是唯一可能被使用的范畴体系。无论如何，作家们会对词汇做出选择，它在很大程度上受前辈的同类文学作品或相关著作决定；他们还要选择句式结构，决定是使用绵长繁复的“完句”还是较为简洁的形式；并且，最令现代读者惊奇的是，他们还要选择作品的行文节奏。某些句尾（拉丁文里说的clausulae）分布的规律见于古典时期的希腊语散文；但希腊化时期的修辞学家和他们在罗马人中的学生们似乎将这种已成为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作家们第二天性的写作习惯加以系统化和强化。诚然，大部分罗马史学家和部分希腊哲学家们确实打破了所有已知的戒律；但这本身也是一种由体裁决定的选择行为。塔西佗在其《修辞学对话》中采用了规范的西塞罗式“完句”，但在其史学作品中就没有使用。昆体良（9.15.8）则将这种传统偏好理性化——可能是基于他对修昔底德的研究——声称史学叙述的速度会使得富于节奏感的完句显得不够协调，因为这种句式会使整个情节的发展缓慢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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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散文在当时已有悠久的历史。它从公元前5至前4世纪的希腊哲学家、演说家们那里发展而来，一方面使散文多少具备了诗歌的庄严和感人力量；另一方面也提供了一种表意明确、风格优雅的书写用语（graphikē lexis：亚里士多德是讨论这一话题最重要的理论家）。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代，它以多种形式存在，是一种具有多种用途，适用于不同领域的工具。它不仅被应用于高雅的文学体裁——史学、演说术和文学性书信（belles-lettres），也是大量技术性和教育性作品的载体。狄奥尼修斯的《遣词法》、“朗基努斯”的《论崇高》、奥纳桑德的《论将才》都是希腊语中的典型例子，也都创作于公元1世纪；塞尔苏斯的百科全书（其中只有医学分卷留存至今）、科路美拉论农业的作品、昆体良的修辞学手册则是同一时代里用拉丁文写成的此类著作。然而，当时也存在着这样一些作品，其中的书面化标志已经消失，看上去较少“文采”：维特鲁维乌斯用拉丁文写的《建筑》和阿里安用希腊文写成的《爱比克泰德论文集》是这方面的著名例子。这种书面色彩的缺失经常是有意为之的。阿里安用色诺芬的阿提卡方言写了《亚历山大远征记》，而他关于印度的著作是用希罗多德的爱奥尼亚方言（Ionic）写成的。因此，正是基于同样的媒介择取标准，他选用公元前1世纪的技术性语言来记载奴隶出身的哲学家爱比克泰德的讨论，因为其中的思想本来就是用这种语言表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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