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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卢 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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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坎（公元39—65年）是拉丁文学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之一。他在26岁时被尼禄强迫自杀，在那个时候，他已创作了很多作品，其中大部分已经失传，留下来的只有一部叙述恺撒与庞培内战的，未完成的史诗，被称作《内战记》（Bellum civile）或《法萨里亚》（Pharsal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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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传统习惯，史诗作者要在第一行里，有时甚至要用第一个词宣布他所叙述主题的英雄特征。因此，维吉尔在《埃涅阿斯》中用的第一个字是“arma”（“武器”）；显然是出于类似的用意，卢坎也在开篇处用了“bella”（“战争”）一词。但他随后立即把主题引向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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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lla per Emathios plus quam ciuilia camposiusque datum sceleri cani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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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歌唱的是帖撒利平原上甚于内战的战争，我要歌唱那披着合法外衣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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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将是一部没有英雄的英雄诗篇，因为恺撒被描述成恶人。而庞培虽然更值得同情，他却像作者借加图之口所说的那样，在尊重法律约束力方面远逊于早先的罗马人。（至于加图本人，他虽然属于正直的共和派，却仅居于次要地位。）史诗性战争的基本元素本是“战功”（aristeia），一位英雄应当在一连串单挑中展示其非凡能力，并且其中的每一环节都得到生动的描述。卢坎没有赐给诗中的任何一个角色这样的荣誉。他对法萨卢战役的叙述中没有一处算得上“战功”，也只描述了一个人的死亡，余下的只是疯狂大屠杀的混乱场景。从前在史诗中举足轻重的诸神在这部诗中也失去了位置，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在灾难中沉沦的世界，在描述战役的高潮时，卢坎高喊道（7.446以下）：“盲目的偶然席卷世界，声称朱庇特统治万物的人都是在扯谎。”遵循同样的宗旨，作者也没有循规蹈矩，在作品开头向缪斯祈求援助和灵感。在宣布叙述主题之后，卢坎转而用忧伤、愤慨的语调质问罗马公民们（1.8）：“Quis furor, o ciues, quae tanta licentia ferri?”（“公民们，这是何等的疯狂，这是何等的肆意屠戮？”）这不只是一首叙述历史的诗歌，它也是一首政治诗。荷马与维吉尔都以普世性的同情心而闻名于世，《伊利亚特》中的希腊人和特洛亚人，《埃涅阿斯》中的特洛亚人和意大利人都能激起我们的崇拜之情和怜悯之意。卢坎则故意背道而驰，承认他的方法是有党派倾向性的，他的目的就是要让读者厚此薄彼（7.2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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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种世界观一致的是诗人的雄辩术。传统上，史诗诗人要让他的个性独立于作品之外，保持天神式的客观立场。但卢坎却反复让自己融入史诗角色中，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或对他们加以嘲弄。例如，第7卷的开篇是卢坎最感人的篇章之一：庞培在战败前夜梦到了他早年的凯旋。起初，作者在描述这一场景的时候并未介入其中，但到了第24行，他直接对营帐卫士说话，告诫他们不要吹响晨号，不要扰乱将领的睡梦。在第29行，他直接对庞培本人说话，一直讲到第42行。在第43行，他对整个罗马民族讲话，而在第44行里又回到了庞培。他就像法庭上的律师，时而转身对陪审团里的绅士们讲话，随后又回头跟台上的证人交流。我们可以时常意识到诗人自己声音的存在，那语调尖刻、热情，并富于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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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战记》中，警句、悖论和辛辣的俏皮话俯拾皆是。卢坎把在白银时代风行一时的，被罗马人称之为“箴言”（sententia，简练或精彩的警句）的修辞发挥到了极致。全诗的第一行除宣布了作品的史诗性质以外，也揭示了其他元素的存在，因为它包含了诗中的第一个警句。这场战争“甚于内战”，是因为它不仅在同胞之间展开，而且还在同一家族的成员间进行——庞培从前曾是恺撒的女婿。卢坎改造了史诗的模式，赋予了它一种尖刻的，甚至带有嘲弄意味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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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热情和修辞炫技的结合构成了《法萨里亚》的本质。在第1卷中，作者用简练有力的笔法勾勒了恺撒的性格，这令人想起撒路斯特。加图对庞培一生的总结表现了一种史学意识，即把这个伟人置于其时代背景下进行评价，并极有分寸地综合分析了他的美德和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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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uis obit, inquit, “multum maioribus imparnosse modum iuris, sedin hoc tamen utilis aeuo,cui non ulla fuit iusti reuerentia; salualibertate potens, et solus plebe paratapriuatus seruire sibi, rectorque senatus,sed regnantis, erat.” (9.190~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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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一位公民死了，此人在遵纪守法方面远逊于我们的前辈，但在完全无视正义的当世却是高贵的。他富有权势，却保全了自由；当人民甘愿做他的奴隶时，他仍保持着普通公民的身份；他做了元老院的主子，但那却是一个依旧保持着自身权力的元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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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句显示了“箴言”在探讨政治、史学主题时的用场：它以令人赞叹的精确性表述了领袖和暴君之间的差别。有时，箴言也可以展示作者对人心的敏锐观察力，就像卢坎在尚未成年的埃及国王幼稚地因“长大成人”而兴高采烈，并下令处死庞培时所描写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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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sensere omnes sceleri. laetatur honorerex puer insueto, quod iam sibi tanta iuberepermittant famuli. (8.536~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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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都赞同定罪。未成年的国王受宠若惊般地暗自窃喜——因为他的奴仆们现在居然允许他发布这样重要的指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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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不幸地，如果我们只谈卢坎的优点，那无疑是一种严重的误导，因为他的问题也是非常严重的。这首诗似乎承诺要保持史学和政治上的严肃性，但总的来说却未能履行这一承诺；恺撒很快变成了一个不会好好讲话的恶汉，一个滑稽可笑、大吼大叫的家伙，几乎配不上我们对他的仇恨。作者的修辞用法经常显得荒诞无稽，而他不停寻找俏皮话的做法经常使作品显得乏味而牵强。最糟糕的是，全诗缺乏风格和主题的变化，一成不变、愤世嫉俗的阴暗语调逐渐变得令人生厌。至于卢坎是如何失掉修辞上的卓越风格的，我们可以从（例如）波提努斯（Pothinus）在托勒密宫廷中的讲话（8.484~535）中管窥一斑：如果只读前一两行，我们会认为这是一篇有力的（或许是犬儒主义式的），为变通做法辩解而反对极端道德论的演说词；但波提乌斯很快蜕变成了一个缺乏真实感的怪物，滔滔不绝地讲着俏皮话，这种论辩方式不能令任何人信服。除奥维德外，卢坎是唯一文不加点的重要拉丁诗人，他也拥有那些不肯花气力修改诗稿的人们的所有缺点。在拉丁文学史上，他的早夭是最容易引发我们设想的事件：假如活得更长久些，他会成为一位大师吗？或者他只是一个富于才华，却随时可能暴露其浅薄之处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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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悲 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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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体良（参见见上文第293页以次）虽然欣赏卢坎的激情及其警句式的出色文笔，却评价说，适合模仿卢坎风格的应该是演说家们，而非诗人们。由于白银时代诗歌的乏善可陈，修辞学对它的影响受到了普遍的批评，这一指责也是站得住脚的；但我们不应当认为，修辞学一定就是诗歌的敌人；并且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同他的缺陷一样，卢坎的优点同样是其修辞学思维模式的产物。因此，在玉外纳那里，修辞学已成为伟大诗歌的核心要素——正如在《埃涅阿斯》里一样。另外，如果想要看看，想象力枯竭后的修辞学手法会造成什么效果的话，我们不妨去读塞涅卡的悲剧。记在他名下而流传至今的剧本有十部，其中一部肯定是真作，另有一部很有可能是伪作。由于其他罗马悲剧都已佚失，加之塞涅卡名气的号召力，这些作品对文艺复兴时代的戏剧产生了一定影响——尽管其程度可能远远低于我们的设想——这使它们受到了同其文学价值不符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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