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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玉外纳究竟是一个真正的道德论者，还是在能构建出诗篇的前提下根本不在意靶子是谁的投机家的问题，前人已经谈得够多了，但整个辩论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误解。他只在后期创作的（相对而言也是较差的）几篇诗作中保持了严格的道德论者的调子，而在大部分作品中，他抨击的不仅是世人行为的邪恶，还有他们的卑劣、粗俗与下流。总的来说，他是一个把精确的观察和想象结合在一起的社会观察家。我们并不到他的作品里寻求智慧，而他本来也无意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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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首讽刺诗里，玉外纳似乎要被他个人感觉中的混乱压倒了，而第六首长达近700行的抨击女性的讽刺诗则是一座庞大的、摇摇欲坠的建筑物（我们可以根据谋篇布局推测到这一点）。在这首诗中，妇女因从举止放荡到附庸风雅的各种罪恶，甚至也因乏味的妇德而受到攻击。但他也喜欢用大堆例子证明一个论点的方式组织其讽刺诗，那是一种从演说家那里借用来的技术。因此，第八首讽刺诗的第一句是“家谱究竟有何用处？”，后面的整部诗都是在论证高贵出身为何不值一提。甚至连第六首讽刺诗也是用类似的线索串联起来的，尽管不那么严格，诗人声称自己要向一位相识解释不要结婚的理由。这种技巧在第十首讽刺诗中表现得最为生动。该诗的主题是“人应追求什么？”，玉外纳逐一审查了传统上世人追逐的对象——权力、名望、征服、长寿、美貌——并从历史、神话与罗马日常生活中举出一连串例子来证明这些东西中的每一个都是如何的微不足道：谢雅努斯、西塞罗、汉尼拔、亚历山大和普里阿摩斯（Priam）的身影先后在读者的眼前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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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外纳最受人欢迎的地方在于他能够就事论事。正如玉外纳自己指出的，他拒绝受到成见和抽象理念的蒙蔽。如果亲眼看看的话，你会发现战场上的胜利，还有满载战利品的游行和凯旋门都是些什么呢？玉外纳为我们给出了答案（10.133~136）：“那些战利品：一幅铠甲被绑在柱子上，算是胜利纪念碑；一块从破头盔上垂下来的面甲；一根从杆子上扯下的绳索；拱门上悬着被俘获的三桅战舰使用的旗杆和一名悲伤的囚徒……”破碎的物件和扭曲的人性——这就是我们能在那里看到的一切——如果我们用玉外纳的冷静眼光去看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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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地，他对汉尼拔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人的骨灰现在有多重。他所关注的只是坚实的物质世界。而对于汉尼拔的抱负——骑着坐骑举行穿过罗马城的凯旋式——他也同样尖刻地按照字面意思去理解：他想在苏布拉（Subura），罗马城中一个破旧、拥挤的地方插上军旗。这位迦太基将领已失去一只眼睛，骑在大象[一只“格图里亚的（Gaetulian）野兽”]背上。玉外纳把这些事实合并起来，审视着它们构成的画面（注意“facies”和“tabella”两个词），并以下面这幅怪异、滑稽的景象作为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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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quails facies et quali digna tabellacum Gaetula ducem portaret belua luscum. (157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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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图里亚的怪物驮着独眼龙将军的时候，那会是什么样的景观和场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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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后用下面一组名句结束了对这位伟人的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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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em animae, quae res humanas miscuit olim,non gladii, non saxa dabunt nec tela, sed illeCannarum uindex et tanti sanguinis ultorannulus. i, demens, et saeuas curre per Alpsut pueris placeas etdeclamation fias。(163~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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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剑、石块和长枪都不会终结这个曾给人类带来祸害的人物的性命，坎奈的惩罚者和这笔血债的复仇者只是一只小小的指环。去吧，疯子，翻越那蛮荒的阿尔卑斯山，去成为学生们津津乐道的对象和演说的题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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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伟大的艺术手法。结束本段落的短句式箴言具有一种讽刺效果，它不仅提及了学生，并且，更微妙地，也提及了诗人自己：因为他正在做的不就是利用汉尼拔进行演说吗？那个轻巧并带有蔑视意味的小词“anulus”独自位于下一行的句首，绝妙地同上一行的舒缓、恢宏的韵律构成了对比。但独具特色的是，这种音韵技巧也达到了一种视觉效果，汉尼拔用来储存毒药的只是一只小小的指环（“annulus”含有“小”的意思，从上下文中可以品味出来），我们由此看到，这样小的一件物品夺去了这样伟大的一条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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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玉外纳是一位卓越的观察家，他那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发人深省的细节：一位妇女的耳垂被戴着的珍珠的重量向下拉长了（6.458以下）；不忠妻子的炽热眼神向丈夫透露了一切（11.189）；当受害的平民出现在军事法庭上时，士兵们的“粗壮小腿落在大长椅上”（16.14）。幻觉时常会增强这种生动性，死的物品“获得了生命”。窗子似乎在注视着鲁莽地在夜间的罗马街头穿行的人（3.275）；热腾腾的烤猪肉如梅勒阿格尔的活野猪一样吐着白沫（5.115以下）；一座骑士像仿佛正用投枪瞄着目标（7.128）；装满硬币的钱包像贪吃的人一样“鼓着塞得满满的嘴巴”（14.138）。他的一些富于创造性的，极其骇人的句子具有诗意浓厚的暗示性意味，如表现元首图密善廷臣们的画面（4.109以下）：“saevior illo/Pompeius tenui iugulos aperire susurro（比他[克瑞斯皮努斯{Crispinus}]更精于用细声耳语割喉的庞培）。”这一诗句的不祥音调与同其用词方面令人感到压抑的紧凑性相得益彰，并把告密者耳语的纤细声音比作割肉屠刀的利刃。作为讽刺诗人，玉外纳已得到了应有的赞美，但他也值得因其诗歌的丰富想象力而得到更多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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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同代人塔西佗写道（《编年史》4.32）：nobis in arto et inglorious labor（我从事的是件冷门而得不到光荣的工作）。”我们在诗人玉外纳的作品中也找到了类似的自嘲；我们经常会记得玉外纳的口号——“愤怒”使我写诗，却较少注意这句口号的上下文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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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natura negat, facit indignation uersumqualemcumque potest, quales ego uel Cluuienus. (1.79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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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天赋不够，愤怒也会写诗——就是我或克鲁维埃努斯（Cluvienus）写的那种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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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愤怒写出来的这种诗其实是次品。然而，在我们看来，这两位诗人和史学家的抗议有点言过其实了。塔西佗未必当真愿意（像他声称的那样）描述罗马共和时代的光辉业绩：正是他所选主题的阴暗和冷僻才造就了一种新奇的、富于诗意的伟大风格。同样的道德标准也适用于玉外纳：他那尖酸刻薄的声音和题材的冷僻非但没有遮掩其修辞手法的亮点，反而恰恰构成了这一亮点的核心组成部分。卢坎偶尔能达到的那种宏伟效果，玉外纳却完全实现了。当时的政治背景使人们说话尖酸刻薄，当时的文学背景则要求一种新型的诗歌。玉外纳和塔西佗正是那种找到了合适的主题与风格，以适应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学环境的诗人和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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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小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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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散文体的小说被视为一种十分低级的艺术形式。没有一位古代世界的文学批评家会认为小说是值得关注的。塔西佗在《编年史》中记载了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的生平和死亡，却不屑于提及，此人生前还写过一本小说；因为这类事情是不值得历史作品去记载的。我们已经看到，那些继续从事传统或“经典”的体裁创作的诗人们都极易落入学院派艺术的怪圈，变得中规中矩，但毫无活力。当我们发现，诸种文学体裁中最受轻视的、摆脱了文学传统束缚的、不受伟大前辈的遗产妨碍的小说展现出了新的亮点与活力的时候，或许我们并不应感到意外。的确，我们也可以找到罗马小说的源头：如“米利都故事集”——一系列记载色情的、超现实的历险的故事；如梅尼普斯的讽刺作品，一种混杂着散文和韵文（像佩特罗尼乌斯那样）的体裁；以及（至少对阿普列乌斯来说是如此）希腊的爱情传奇。但从全部我们知道的，关于这些前代作品（往往是晦暗不明的）的情况来看，我们拥有的两部罗马小说著作的标本远远超越了它们；它们具有光辉的原创性，是史无前例的作品；它们有别于古代世界的其他任何作品，而这两部小说彼此之间也泾渭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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