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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们将要分析的大部分作家都是古典希腊文风复兴的代表，这场复兴被称作第二哲学运动，斐罗斯特拉图斯在其《哲学家列传》中记载了这次运动。马尔库斯•奥勒留斯用希腊文进行写作，而马克西穆斯的“文雅杂谈”旨在训练青年们在公共场合就泛泛的题目发表优雅讲话的能力。同样，除普罗提诺是个特例外，这个时代全部作家们的兴趣点都是实用性的。在普鲁塔克的作品中，道德和实用性的主题居于首要地位。爱比克泰德则在一篇讲话稿中问道：“但哲学究竟是什么？难道它不就是为应对即将降临到我们头上的遭遇所做的准备吗？”柏拉图主义者塞尔苏斯对基督徒的批评正是他们无意给予国家实用性的帮助。普罗提诺是不大可能提出这种批评的，因为他坚决地、始终如一地认定思想高于行动，并且对政治理论和实践都缺乏兴趣。最后，普罗提诺与前人不同的一点在于，他把严密的体系性带到了哲学中。普鲁塔克和爱比克泰德对这种玄思冥想都不感兴趣，对于他们而言，哲学是服务于行动的人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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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世纪的怀疑派作家琉善（参见上文第309页以次）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在那个年代存在着许多对神迹的盲目狂热信仰。他的几篇文章是有意讽刺那些在这样的氛围中大行其道的江湖骗子和假先知的。第42篇文章讲述的是龌龊地利用了那个时代的轻信的伪先知，阿博努泰库斯的亚历山大。而第55篇，《佩里格利努斯之死》，是篇有趣的文章，记述了一个先后信奉犬儒主义、基督教，最后却皈依了印度神秘主义的人的生平。琉善对文法领域里的学究们（第41篇文章）和哲学家们（第70篇文章，一部经久不衰的、抨击所有哲学流派的佳作）也丝毫不留情面。这是一个各种超自然迷信、哲学领域里的折中主义和真正的宗教信仰极度繁盛的时代。这类的证据使得多兹（E. R. Dodds）为它贴上了“紧张年代”的标签，认为促使男男女女们在各种形式的神秘学说中寻求安宁与启示的是一种不幸感和末世观，这些观念导致了古怪、反常的信仰大爆发。这是一个诱人的假说，但我们很难设想，安东尼王朝时代（公元97—180年）在世人眼中如何会是极度悲惨的。历史学家吉本（Gibbon）不大可能会赞同这种观点。毫无疑问，这个时期的许多作家是极度自恋的，其中一些（像赫罗德斯•阿提库斯那样）甚至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这也的确是一个基督教急速扩张的时代，但如果我们把所有基督徒都视为自闭症患者或奥秘和神迹启示的狂热追求者，那肯定也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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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柏拉图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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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的作品中，我们至少可以辨认出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宣扬式的和批判式的。换言之，柏拉图一方面奠定了理念论和灵魂不朽学说的基础；另一方面又遵循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传统，对前人提出的种种命题进行极其猛烈的批判。柏拉图去世于公元前347年，此后不久，他创建的阿卡德米学园便被一批在不同程度上属于怀疑主义思潮范畴的人所控制了。该学派的领导人们，特别是阿塞西劳斯（公元前316/315—242/241年）和卡尼阿德斯一方面为了反对斯多葛派的教条主义；另一方面也受到了皮洛（Pyrrho）的影响，否认了取得关于任何事物的任何真正知识的可能性。学院派的最后一位无可争议的领袖是拉里萨的斐洛（公元前160/159—公元前80年）。此后，在他的门徒，阿什克伦的安条克的影响下，该学派丧失了活力，退化为教条主义——它在日后的发展历史中一直保存着这一特征，直到公元529年皇帝查士丁尼的一纸敕令关闭了雅典学园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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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安条克所知甚少，并且已知的一点点也几乎完全来自西塞罗。他生于公元前130年至前120年间，其卒年被确定为公元前68年。我们拥有的史料明确认为，他在很大程度上（如果不是完全的话）已同真正的学园派决裂，因为他反对对真理的怀疑主义态度，而那种观点至少自阿塞西劳斯以来一直都被奉为金科玉律。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也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他相信，在柏拉图的旧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学园（Lyceum）之间存在着根本的一致性。这同样是迈出了革命性的一步。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有些柏拉图主义者或许乐于承认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却不愿接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人为构建的联盟。这批“反对派”中最著名的代表是普鲁塔克和阿提库斯。但除了知道他在上述两方面与其前辈背道而驰这一事实外，我们根本无法弄清楚，安条克宣扬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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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对所谓中期柏拉图主义者的观点记录得最清晰、充分的竟然是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学者斐洛（约公元前25—公元45年）。人们可以从他对摩西五经冗长的、隐喻式的注疏中提炼出一个近似于普鲁塔克和阿尔比努斯的体系。然而，我们必须牢记的是，斐洛是犹太人，《旧约》中的思想和形象对他的影响是决定性的。尽管如此，在注疏的第1卷中，他还是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建构起来的，始于至高的上帝而终于尘世物质的，关于现实世界的等级体系，这种模型在中期柏拉图主义那里是非常典型的。该体系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从绝对的统一性（我们坚信，这种统一性屹立于世界之巅）如何能够衍生出我们目睹的多样性呢？”同古典时期所有伟大的形而上学哲学家们一样，《旧约》先验地假定，存在着一个不可分割的、自在自为的总原则；尽管人们有时称之为上帝，有时称为单子（Monad，毕达哥拉斯主义），有时是绝对之美或善的理念（柏拉图的《斐多篇》和《理想国》），有时则是自我反省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但他们都同意，这个至高者是独一无二的。那么这个包罗万象的“一”如何进行衍生，其他事物和它的关系如何，就成了重要问题。理念论和《蒂迈欧篇》中的创世假说代表了解决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尝试。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可能还有《创世记》第一节中的创世说都以物质不灭作为创世的前提条件。斐洛可能是第一个迈出这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一步的人，他试图把各种见解调和起来，构成一幅描述创世过程的图景。对于他而言，造物主是唯一在两种意义上都是永恒的事物。也就是说，他认为上帝既是无始无终的（持续时间方面的永恒），又是不受时间影响的。“因为上帝也是时间的创造者，是时间之父的父亲……因此，上帝是时间的祖父……他把长子权的名分赐予他的头生子，可感知的宇宙。”这段文字向我们展示了斐洛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至高的上帝和万物之父是神秘而永恒的，在他的下面还有另一个神或逻各斯（Logos），后者有时被形容成上帝的思想，有时是头生子，有时则是创世的代理人。在他下面是可感知的世界，那是由代理人按照逻各斯的模型制造的。与理念的世界相比，后者较少完美，但更富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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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斐洛的贡献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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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他放弃了《蒂迈欧篇》中由三种独立原则构建的混乱图景，代之以一种整齐、规范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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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他做到这一点的办法是将若干事实上差异很大的元素拼接起来，并认为它们在根本上是和谐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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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重要的是，上述第二点把《诗篇》33：6中富于创造力的世界、斯多葛派的逻各斯（尽管它已被拔高，不再等同于物质世界）、柏拉图主义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自我反省的思想合而为一。他有时甚至称逻各斯为“一位上帝”，并仅仅通过去掉定冠词而将他同至高的上帝区分开来。这种在神性范畴内部的区分暗示了对上帝概念划分层次的可能性，后来被年代较晚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们和部分新柏拉图主义作家们频繁地借用，并取得了丰硕成果，这些学者中较知名的有阿尔比努斯、努梅尼乌斯、普罗提诺和基督徒奥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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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鲁塔克是希腊裔作家，生于彼奥提亚境内的喀罗尼亚。他在雅典学习过哲学，后来去了罗马，在那里度过了一段教书生涯，此后又返回了家乡。他在德尔斐担任了30年的祭司职务后去世。他在公元120年前后去世，享年约75岁。对于他哲学作品的严肃性，后人的观点分歧很大。唐纳德•罗素（Donald Russell）认为他的著作表意明确、前后一致，虽然并非一直遵循正统的柏拉图主义；而多兹（E. R. Dodds）则对他表示轻蔑，称之为“酒桌上的先验论者”。关于这种所谓的前后不一，一个绝好的例子是他对斯多葛主义的态度。一方面，他尖锐地批评斯多葛派的许多观点。这一点在其《道德论集》中的两篇作品，《斯多葛派的自相矛盾》和《论约定俗成的概念》中体现得十分清晰。例如，他在前一部作品中声称，斯多葛派一面相信“存在即合理”，同时又认为上帝可以净化罪人。另一方面，普鲁塔克对仁慈神明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却恰恰来自斯多葛派，并且他的可知论也间接得自于斯多葛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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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能否合理解释在神意统治的宇宙里如何会存在着邪恶的问题，普鲁塔克的观点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他对邪恶起源的解释跟柏拉图的不太一致，尽管他引证了《法律篇》和《蒂迈欧篇》来维护自己的观点。在论文《论伊西斯（Isis）和奥西里斯（Osiris）》，一篇对埃及多神教的隐喻式探讨中，他声称存在着两种独立而永恒的原则：奥西里斯是善的原则，而图福昂（Typhon）则是恶的原则。这种认为存在着永恒的恶的原则的说法可能来自色诺克拉底（Xenocrates），也可能同伊朗地区的二元论观点有关，后者认为存在着善（阿胡拉-马兹达，Ahura-Mazda）与恶（阿里曼，Ahriman）的永恒斗争。但这种观点同柏拉图拒绝在理念中为邪恶保留任何位置的基本倾向存在分歧，也显然同斯多葛派和普罗提诺的乐观主义彼此矛盾。在另一篇论文，《论神谕的失效》里，普鲁塔克又给出了一种略有差别的解释，把邪恶归咎于夹在天界和可见宇宙中间的恶魔们。我们在这里清楚地看到了柏拉图《会饮篇》的影子，但二者间仍然存在着显著差别：柏拉图笔下的精灵是善良或中性的，普鲁塔克的则是邪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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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普鲁塔克的柏拉图主义也受到了他的老师，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谟尼乌斯的影响，此人对德尔斐神秘的E字母的解释在普鲁塔克的同名论文中有所提及。根据阿谟尼乌斯的说法，这个铭记的用意在于解释宇宙的至高规律，那就是在毕达哥拉斯体系中居于至高地位的，极其简约的“一”。他总结道：“有鉴于此，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我们应称呼他为‘那一位’；或甚至……应像一些古人那样，称之为‘神圣的一’。”毕达哥拉斯主义的影响使得普鲁塔克能够超越其他的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他对至高原则的统一性与简约性的强调与普罗提诺的一元论十分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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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知的所有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中，最典型也是最易理解的是阿尔比努斯（有时被称为阿尔基努斯）。我们对他的生平所知甚少，只知道他生活在公元2世纪中叶，并写了两篇完好保存下来了的、介绍柏拉图哲学的文章。他特别令我们感兴趣的地方在于，跟斐洛和普鲁塔克不同，阿尔比努斯似乎不曾受到过希腊以外的思想的影响。他的作品的语调是含蓄的，并且自觉地要将他所接受的柏拉图主义的传统原则直观化。在金字塔的顶端是至高的上帝或思想，它是不可言说的、完美的、不朽的，是万物之父。他通过其意志使自己充满了整个宇宙。在他下面是第二思想，这种思想同时具有主动的和被动的方面。在此之后是第三原则——灵魂。值得注意的是，对于阿尔比努斯而言，至高的上帝既是不可言说的，又是有形的；它跟亚里士多德笔下的至高思想存在着若干共同之处，但在同时赋予他不可言说性和能够接触到宇宙的形体方面有别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同样尽管阿尔比努斯的上帝是至高无上的，他却不像斐洛、普鲁塔克笔下毕达哥拉斯主义理论中的单子或普罗提诺所谓的“太一”那样单纯。因此，我们会毫不奇怪地发现，他在作品中从不引用被晚期柏拉图主义者们用滥了的，《理想国》509b中关于存在的源泉和本质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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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与塞尔苏斯和提尔的马克西穆斯相似（但有别于普鲁塔克和阿提库斯），相信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和谐。显然，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乐于承认柏拉图的理念和亚里士多德笔下神的思想是同质的，还因为他们广泛引用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崇尚亚里士多德的柏拉图主义者们在另一个关键问题上的看法也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对柏拉图《蒂迈欧篇》中关于创世的记载需要当成隐喻来看，不能做字面的理解。柏拉图的本意是想说，世界的形成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对阿尔比努斯来说，这样的看法暗示了上帝是可以发生某种变化的，因而必须将之剔除。有趣的是，在普罗提诺三次讨论可见世界的创造过程的时候，他都站在了阿尔比努斯一边。伟大的基督教神学家奥列金（185—254年）也是如此，他的观点可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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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期柏拉图主义者们基本上未能形成一个清晰的、有条理的思想体系。他们彼此间互相影响的证据十分稀少。确实有人认为普罗提诺读过斐洛的著作，但这种观点成立的可能性不大。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是若干共同的关注点和对柏拉图的共同信仰（尽管可能在具体内容上有所出入）。《圣经》、毕达哥拉斯和亚里士多德都被视为是同柏拉图的观点一致的思想。联系他们的关注点在于，所有人都试图对柏拉图的学说加以解释，以便克服其体系中的核心弱点；也就是要在理念论在终极的、静态的真实与不停变化的、不稳定的物质感官世界之间创造的鸿沟上搭起桥梁。与此联系着的是，所有主要作家们都在努力构建一种先验论：斐洛的不可知的上帝、阿尔比努斯的简单/复杂心智，以及普鲁塔克的单子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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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柏拉图主义的创始人，普罗提诺（204/205—270年），我们拥有的材料包括一部传记和按话题划分的作品汇编——《九章集》（Enneads），这两部作品都是由他忠实的、但或许并未透彻理解老师思想的学生波菲利撰写的。论出身和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他是一个埃及人，他还宣称自己的哲学大半来自阿谟尼乌斯•萨卡斯（Ammonius Saccas）。这些教导的内容已经无法复原了，因为阿谟尼乌斯身后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而关于他的猜测也无法得出确定性的结论。公元244年，普罗提诺离开埃及前往罗马，在那里度过余生。他通过讲座的方式宣传其思想，并吸引了若干在当时颇具影响的人物。他的观点、人格魅力的一个有力证明便是，他的一位听众，元老罗加提亚努斯接受他的劝说而放弃了公职。这一插曲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政治学是古代哲学中普罗提诺唯一不感兴趣的分支。事实上，他有时会主动对政治表达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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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自认为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柏拉图的影响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体现得十分明显。同柏拉图一样，他相信理智高于感性，精神世界高于物质世界。在这方面，他自觉地明确反对那些在他看来动摇了柏拉图思想基础的哲学流派，特别是怀疑主义、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一种否认肉体与物质世界真实性的怀疑主义信条）。针对怀疑主义，他坚称我们是能够认识的，我们的知识既非来自感官印象，也不会因为它的缘故而发生扭曲。与此相反，知识来自对精神真实性的直接的、一直存在着的意识，我们只要集中思想，就能够获得这种精神真实性。针对斯多葛派，普罗提诺争辩说，“真实”首先是精神性的，不是物质性的；物质的存在是理念和精神缺失的结果，换言之，它是一种消极的而非积极的事物。然而，我们不应当想当然地认为，对斯多葛主义的批判会使得普罗提诺轻视可见世界的秩序。他的第三个主要对手是诺斯替派，后者贬低物质的态度必然导致他们相信遁世的必要性。普罗提诺也反对诺斯替派在寻求救赎的过程中轻视选择和思想的态度。《九章集》中最宏伟的一篇、2.9便是反对诺斯替派的，因其坚信可见世界的善与美，并为自由、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核心地位进行辩护，而被誉为一篇“希腊文化的高贵申辩书”。在普罗提诺对斯多葛主义和诺斯替主义的回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巧妙地（或许也是牵强地）在两种针锋相对的，分别神化与贬低可见宇宙的世界观之间寻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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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章集》中包含了明显的柏拉图主义思想成分，其作者也同样乐于将亚里士多德和斯多葛学派思想中的部分要素加入他的总体系中去；除此之外，另外两个特征也是我们需要提及的。其中最广为人知的和最独具一格的是他的太一学说，即认为存在着位于真实性阶梯顶点处的至高原则。“太一”不具有人格特征，是推算和任何直接的知识所无法企及的。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切真实与价值的源泉。它综合了柏拉图《巴门尼德斯篇》中的“一”和《理想国》中的“善”。“太一”是生命与价值的取之不尽、绵延不绝的源泉，从它那里衍生出了万事万物。通过迈出这一步，普罗提诺超越了柏拉图和他自己的前辈们。对于那些人而言，绝对的真实既是有限的，又是静止的。但在普罗提诺看来，“太一”，特别是第二本体“心智”则是生气勃勃的。他有一次曾写道，存在“不是一具躯壳，它并不是毫无生气的和不会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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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体系的另一个特征在于，它是体验到的，并不是论辩出来的。普罗提诺通过苦思冥想形成了对“太一”的敏锐意识，这种意识帮助他构建了上文中概括的那个体系。普罗提诺的传记作者为我们讲述了跟他有关的两件重要事情。他强烈反对任何形式的宗教祭祀仪式，并在某一场合说道：“诸神应该来找我，而不是我去找他们”。在传记末尾处，波菲利还说，他认识普罗提诺的时候，后者正处于一种癫狂状态。普罗提诺在《九章集》末卷结尾处详细描述了这种状态，它使自己“得到净化，回归本我，渴望同外界的联系，并进入一种宁静的和力求有所改变的精神状态中”。这种统一性转瞬即逝，是一种精神净化过程的高潮，是对“使人愉悦的异象”的内省与思考。在这种达到高峰的统一状态中，对各种差异的感觉都暂时消失了；似乎正是这种状态让普罗提诺将太一置于真实性级别体系的顶点，作为我们日常感受到的多样性和他至少经历了四次的超凡脱俗的统一性体验的唯一可能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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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罗提诺的重要性是怎么形容都不过分的。他的体系是前人调和不同哲学流派的努力和他个人的神秘体验共同作用下的产物。他之所以值得关注，还因为他试图超越前人僵化的、等级式的宇宙观，而选择一种富于活力的、精神性的一元论。正如迪恩•英格（Dean Inge）所说的，“在他的宇宙版图里没有整齐划一的边界”。他本人宇宙观中的张力几乎完全是他试图摆脱前人相对静止的、二元论式的预定前提所导致的结果。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普罗提诺对后世学者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包括晚期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和普罗克鲁斯（Proclus），以及著名的基督教作家战神山的德尼斯（Denis the Areopagite）和圣奥古斯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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