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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主人买不起银器的话，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便是铜器或玻璃器皿。这两种材料在家庭生活中的使用范围比我们通常所设想的要广泛得多，因为回收利用的存在不利于这些反映家内生活的标本的保存。在这方面，对庞贝与赫库兰尼姆的发掘同样对复制历史原貌功不可没。挖掘中发现的文物包括众多美观的铜壶和手柄末端带有浮雕的酒罐，还有大批我们不太熟悉的、品种繁多的玻璃器皿：大小瓶杯、盘子和罐子，等等；半透明的和彩色的、吹制或模铸的、朴素的和装饰性的无所不有。较为豪华的玻璃容器是所谓的“宝石玻璃”器皿，其最著名的代表是庞贝的蓝瓶和神秘的波特兰瓶，其蓝黑色的背景上绘有白色浮雕人像。在公元2—4世纪期间，玻璃的使用更为广泛，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铜器（自命不凡的特里马乔也为使用玻璃器皿，而不是传统的科林斯铜器而向客人道歉）；晚期帝国还开始生产更为昂贵的玻璃制品，如带人像的刻花玻璃和带有网格细工装饰图案的笼形杯子（可能生产于意大利和莱茵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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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文物空间分布方面的限制，我们无法对罗马帝国各个时期的室内用品进行全面考察。工艺精良的陶器，特别是来自阿雷提乌姆（Arezzo）和后来高卢地区的抛光红陶，模仿了凸纹浮雕、甚至带图案的金属器皿所采用的一些主题。但公元1至2世纪所流行的，工艺精细的模压装饰手法在许多地区逐渐衰亡，被更为简易的技术，如滚轮压印和陶土浮雕制模法所取代。到了公元4世纪，玻璃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陶器，成为优质器皿的通用材料。其他室内使用的艺术品包括小刀的骨雕或象牙雕刀柄，以及普遍使用的，带有简单浮雕图案和独特灯芯喷嘴的铜灯或赤陶灯。还有为数众多的艺术质量较差，但显然可以增添宴饮情趣的gliraria——用来饲养睡鼠（特别符合罗马人口味的一种佳肴）的大陶罐。来自庞贝的这种陶罐上有些排列符合一定规律的透气孔，其内壁上还有螺旋状的斜坡，以便使里面的动物够得着放在罐子边缘处的一对喂食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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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服饰和个性化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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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饰是所有生活艺术中我们所知最少的方面。我们从罗马作家们那里得知，穿上正规仪式所采用的长袍（toga，一块直径5~6米的半圆形羊毛织品）是件需要复杂技巧、颇费气力的事情，这使得许多人更喜欢非正式的场合，因为他们在那些时候可以穿简易的短上衣（tunica）。人物雕像可以让我们大致明白这种带有独特弯曲褶边的长袍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同样可以从雕像中看到罗马主妇身着的长衣（stola）的模样。其他艺术品为我们展示了更多的衣物，如pallium，一种笨重的希腊式斗篷； lacerna，用胸针别在脖颈处的披肩；以及paenula，一种带帽子的雨衣。表现长袖上衣和法衣的作品出现于帝国晚期。但就这些相对还算丰富的材料而言，它们极少能够表现古人、特别是贵族名媛们着装时采用的丰富颜色和镶边花纹，更难以表现其采用的精良衣料（平纹细布和丝绸）。虽然来自埃及的纺织品残片对于后人研究古代服装的织法、类型和色彩颇具启发意义，但它们在年代方面普遍较晚（4或5世纪），而来自罗马世界其他地区的材料普遍没有很好地保存下来，或本身并不存在什么艺术追求。而拉丁作家们提供的信息也十分有限，只有衣料裁剪和色彩方面的模糊暗示，如特里马乔的仆人们身穿绿袍，腰扎红带；他的妻子身着红袍、腰系黄带，还穿着镀金的拖鞋；而斯塔提乌斯的朋友泰迪乌斯•梅里奥尔（Atedius Melior）则赠给他的娈童格劳奇亚斯（Glaucias）紧身披肩和做工精细的红绿紫三色斗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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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对优质衣物所知有限，但通过元首及其女眷们的雕像，我们却对当时流行的发型较为熟悉。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型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在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式的散乱头发让位于尼禄式的那种精心梳理出来的波状发型和鬓角。而到了2世纪，图拉真的“披头士”发型则被哈德良整齐的希腊式胡须和考究的发型所取代，后一种风格在安东尼王朝的继任者们那里发展到极致，变成了络腮胡子和排列紧密的鬈曲发束。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皇室妇女们更加在意追求时髦。李维娅和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公主们偏爱古典风格的发型，让自己的头发从头顶上自然垂下，构成耳边的发卷和脖颈处的发髻；而弗拉维、安东尼王朝时期的贵妇们却在头上堆起大量螺旋形的发卷或编织方式复杂的发髻。在最夸张的一些情况下，这些发辫就像希腊悲剧中女主人公戴的头冠一样，可以让头部的高度增加一倍。因此，重新回归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朴素风格的头型（尽管仍然更偏好卷发）必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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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女性打扮自己的方式并不仅限于头发。拉丁诗人们提到过，她们是如何打磨牙齿、勾画脸颊、描摹眉毛，甚至还要画眼圈；而佩戴大量首饰则成了一种立法者们早已无力阻止，而道德论者们仍大加谴责的做法。普林尼谴责那些把珍珠套在手指、耳环和拖鞋上的妇人；还有包含着否定意味的记载称，卡利古拉的第一任皇后，罗利娅•保利娜出现在一场宴会上时，在头部、头发、耳朵、脖颈和手指上都戴着翡翠和珍珠。类似的，在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中，特里马乔缺乏礼貌的标志之一便是他炫耀自己妻子的珠光宝气——脚镯、手镯和金发网。他说：“她身上穿戴的首饰肯定重6磅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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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私人金首饰保存了下来。庞贝的一些物品，诸如蛇形耳环和手镯延续了希腊化时代的传统，但新形式也出现了——以下垂的梅花、半球或等离子层装饰的耳环和悬挂新月形、轮型饰品的项链。总的来说，嵌入石头的办法在罗马各个时代一直非常流行，但人们不再只用一种石头，而是将多种颜色和材料（如在同一条项链上嵌入蓝宝石、石榴石和水晶）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制作金银丝和颗粒化效果的高超手艺却衰落了，让位以平滑的黄金表面或全新的网格细工（interrasile）装饰方式。人们普遍佩戴指环，妇女以之作为订婚信物，男子则把它当成图章。一种流行的图案是元首的刻像，而带有元首像的金币或奖章经常会被挂在指环的底座上；它们同样也作为项链的悬垂物和领针的装饰品而出现。在各种类型的领针中，最成功的是在4世纪风靡一时的十字领针。这种首饰保持了其希腊前身的技术质量，但显然欠缺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品位，而追求较为大胆的、炫耀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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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中的最后一句评论（它同样适用于从梳子、束发夹到厕所纸篓、镜子的各种私人饰品）概括了上述许多生活艺术的总特征。它们显然缺少节制，甚至有些庸俗——这种追求即时效果和过于繁复装饰风格的帝国品位与维多利亚时代非常相似。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趣味一样，它是世界帝国的丰收成果，如带有异域风情的产品和便利条件，从宝石、贵重金属到五彩缤纷的大理石、热带动物，再到（我们说的是19世纪的英格兰）美洲和东方的木材，所带来的产物。并且，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品位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纷扰与不确定性的，令生活与艺术几乎彻底决裂的时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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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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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供该主题信息的古代作家（西塞罗的书信、佩特罗尼乌斯、斯塔提乌斯、奥维德、马蒂尔、玉外纳、小普林尼），见第四、八、十一、十二各章书目中列举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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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最好的作品是T. Kraus and I. von Matt的Pompeii and Herculaneum: the Living Cities of the Dead (New York, 1975)．同样有用，但较难找到的是J. B. Ward-Perkins and A. Claridge编辑的、不同版本的展品目录——Pompeii 79 (London, 1976; Boston, 1978)．较短的大众化读物有M. Grant, Cities of Vesuviu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London, 1971); A. De Franciscis, The Buried Citie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London, 1978); R. Seaford, Pompeii (London, 1978); J. J. Deiss, Herculaneum: A City Returns to the Sun (London, 1968)．仍很重要的综述（尽管未包含20世纪的研究成果）是A. Mau的Pompeii, its Life and Art (F. W. Kelsey英译，2nd edn., New York,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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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提亚：R. Meiggs的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包含了大量关于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更详细的材料见A. Boethius,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Ann Arbo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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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含的许多内容涉及J. Carcopino在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New Haven, 1940)中展示的发人深省、但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在住宅研究方面仅有的概述性著作为A. G. McKay的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5)，该作品有些混乱，而且含有不少错误；J. B. Ward-Perkins, 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81)中相关部分的质量要高得多。关于花园，当前的基本参考书为W. F. Jashemski的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Vesuvius (New York,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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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和奢侈品：见第十六章书目中提及的概论性著作，特别是M. Henig (ed.),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Oxford, 1983)。专题研究方面，下面这些成果是非常有用的：R. J. Charleston, Roman Pottery (London, 1955); R. A. Higgins,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 (London, 1966); G. M. A. Richter, The Furniture of the Greeks, Etruscans and Romans (London, 1966); D. E. Strong, Greek and Roman Gold and Silver Plate (London, 1966). D. Strong and D. Brown (eds.), Roman Crafts (London, 1976)研究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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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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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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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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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3年，一名基督徒从家乡波尔多出发前往圣地朝觐。他在旅途前期仍用“里格”来计算行程，那是直到此时仍在西南高卢地区通用的距离单位。他沿陆路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经巴尔干地区到达君士坦丁堡，又从那里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最终在经历了170天、3300罗马里（约合3100英里）的跋涉后，他到达了耶路撒冷。这位朝圣者的旅行不仅证明，此类长途跋涉在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地和反复进行着的，它同时也对后人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这位朝觐者面对着旅途上遇到的千姿百态的土地、各式各样的语言、众多城市和乡镇，以及他前去投宿的，从大西洋海浪浸润着的波尔多绵延到犹太原野边缘的各处驿站，他当时会作何感想呢？现代史学家们由于受到古代史料中地中海地理观念和他们自身拥有的中古、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影响，倾向于将罗马帝国史视为东方和西方、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的关系史，但古人同样可以做一次在距离上并不比波尔多朝觐者短多少的、自北向南的旅行，他将从边疆军事重地哈德良长城出发，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不列颠和高卢，再途经罗马化了的北非，抵达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这次旅行很可能取道帝国首都和南意大利、西西里——殖民时代以来希腊语在西部保留下来的飞地。这位游客会发现，他见到的服饰差异跟气候、地貌等方面一样惊人：从严寒的北方行省乡下人穿戴的羊毛外套和兜帽（像我们在墓葬浮雕和壁画中看到的那样）到埃德萨（Edessa）城中的某个家族身穿的艳丽东方绸衣（反映在该城一幅马赛克铺面中，画里还附有他们的亚兰文名字）。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宣称，法律文件究竟用何种语言书写其实并无大碍，并举出布匿语和凯尔特语来作为可供使用语言的例子；另有一次，他认为，用布匿语、亚兰语、“或任何其他语言”回答用拉丁文提出的问题时所做的陈述都是具备合法性的。如果现代学者们尚认为公元3世纪初（这些公告发布的时候）凯尔特语和布匿语的真实地位值得商榷的话，他们至少对叙利亚语（更恰当的名称是亚兰语）的合法地位不应存在任何怀疑，那是一种早在兴起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语言之前就以多种方言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的东方居民之间得到应用的语言。埃及俗语也是一样，它在成文之前以纯粹口语形式流传了许久，后来跟科普特语（Coptic）一样成了书写用语。凯尔特语在古代（不同于中世纪）没有留下任何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有时被现代学者们称为“柏柏尔语”（Berber，其实是一种误解）的语言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留下文学著作——那是一种非洲土语，在横贯罗马北非行省的地区留下了数百份铭文；还有一份独特的手册证明，它直到公元4世纪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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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单个城市，在市中心和周边乡村之间，甚至在市中心的范围内也会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在吕卡奥尼亚（Lycaonia，小亚地区）的吕斯特拉（Lystra）治病救人的保罗和巴拿巴被用“吕卡奥尼亚语”呼喊着的当地人奉为宙斯与赫尔墨斯（参见《使徒行传》14：8以次）。宙斯的祭司本已做好了献祭准备，把牛和花环从他在城墙外的神庙那里带到了城门口，却被打发了回去；而使徒们的拜访却被来自皮斯狄亚（Pisdian）的安提柯和伊科尼乌姆（Iconium）的、不怀好意的犹太人破坏了，他们煽动那些显然反复无常的群众向使徒们投掷石块。尽管遇到了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但总的来说，圣保罗在旅途中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罗马公民的体面社会地位，该身份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根据塔西佗对同一时期高卢罗马公民的记载，极少的人（并且必须是有功之臣）才能获得这一荣誉。作为来自塔尔苏斯（Tarsus）地方的犹太人，他无疑属于耶路撒冷城中那些来自希腊诸城市、对司提反（Stephen）怀有敌意的犹太人群体之列（《使徒行传》6：9以次）。当他皈依基督，并决定前往外邦人（即地方的非犹太希腊人群体）中间传道的时候，保罗走访了各座城市，尤其重视那些希腊文化繁荣、哲学教育发达、罗马官员聚居的中心地区；最后，他利用自己的公民地位向元首上告，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居留了一段时间，成为数以万计的、在他之前定居于罗马的希腊东方人的一分子。与这种地理、文化上的广大活动范围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只在当地人聚居的村庄和镇区里布道，最终在其成人以后对耶路撒冷唯一一次为人所知的拜访时死去——无动于衷的彼拉多用他取代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并以一种仅适用于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奴隶、土匪和异邦人的刑罚处决了耶稣。《使徒行传》和《四福音书》在社会背景方面的反差处处都是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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