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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对优质衣物所知有限，但通过元首及其女眷们的雕像，我们却对当时流行的发型较为熟悉。随着时代的变迁，发型的变化是非常巨大的。在公元1世纪，奥古斯都式的散乱头发让位于尼禄式的那种精心梳理出来的波状发型和鬓角。而到了2世纪，图拉真的“披头士”发型则被哈德良整齐的希腊式胡须和考究的发型所取代，后一种风格在安东尼王朝的继任者们那里发展到极致，变成了络腮胡子和排列紧密的鬈曲发束。并不出人意料的是，皇室妇女们更加在意追求时髦。李维娅和朱利安—克劳狄王朝的公主们偏爱古典风格的发型，让自己的头发从头顶上自然垂下，构成耳边的发卷和脖颈处的发髻；而弗拉维、安东尼王朝时期的贵妇们却在头上堆起大量螺旋形的发卷或编织方式复杂的发髻。在最夸张的一些情况下，这些发辫就像希腊悲剧中女主人公戴的头冠一样，可以让头部的高度增加一倍。因此，重新回归朱利安—克劳狄王朝时期朴素风格的头型（尽管仍然更偏好卷发）必定对所有人来说都成了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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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女性打扮自己的方式并不仅限于头发。拉丁诗人们提到过，她们是如何打磨牙齿、勾画脸颊、描摹眉毛，甚至还要画眼圈；而佩戴大量首饰则成了一种立法者们早已无力阻止，而道德论者们仍大加谴责的做法。普林尼谴责那些把珍珠套在手指、耳环和拖鞋上的妇人；还有包含着否定意味的记载称，卡利古拉的第一任皇后，罗利娅•保利娜出现在一场宴会上时，在头部、头发、耳朵、脖颈和手指上都戴着翡翠和珍珠。类似的，在佩特罗尼乌斯的小说中，特里马乔缺乏礼貌的标志之一便是他炫耀自己妻子的珠光宝气——脚镯、手镯和金发网。他说：“她身上穿戴的首饰肯定重6磅半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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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私人金首饰保存了下来。庞贝的一些物品，诸如蛇形耳环和手镯延续了希腊化时代的传统，但新形式也出现了——以下垂的梅花、半球或等离子层装饰的耳环和悬挂新月形、轮型饰品的项链。总的来说，嵌入石头的办法在罗马各个时代一直非常流行，但人们不再只用一种石头，而是将多种颜色和材料（如在同一条项链上嵌入蓝宝石、石榴石和水晶）组合在一起。与此同时，制作金银丝和颗粒化效果的高超手艺却衰落了，让位以平滑的黄金表面或全新的网格细工（interrasile）装饰方式。人们普遍佩戴指环，妇女以之作为订婚信物，男子则把它当成图章。一种流行的图案是元首的刻像，而带有元首像的金币或奖章经常会被挂在指环的底座上；它们同样也作为项链的悬垂物和领针的装饰品而出现。在各种类型的领针中，最成功的是在4世纪风靡一时的十字领针。这种首饰保持了其希腊前身的技术质量，但显然欠缺了恰到好处的艺术品位，而追求较为大胆的、炫耀性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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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段中的最后一句评论（它同样适用于从梳子、束发夹到厕所纸篓、镜子的各种私人饰品）概括了上述许多生活艺术的总特征。它们显然缺少节制，甚至有些庸俗——这种追求即时效果和过于繁复装饰风格的帝国品位与维多利亚时代非常相似。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审美趣味一样，它是世界帝国的丰收成果，如带有异域风情的产品和便利条件，从宝石、贵重金属到五彩缤纷的大理石、热带动物，再到（我们说的是19世纪的英格兰）美洲和东方的木材，所带来的产物。并且，同维多利亚时期的品位一样，它是一个充满了纷扰与不确定性的，令生活与艺术几乎彻底决裂的时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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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提供该主题信息的古代作家（西塞罗的书信、佩特罗尼乌斯、斯塔提乌斯、奥维德、马蒂尔、玉外纳、小普林尼），见第四、八、十一、十二各章书目中列举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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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贝和赫库兰尼姆：最好的作品是T. Kraus and I. von Matt的Pompeii and Herculaneum: the Living Cities of the Dead (New York, 1975)．同样有用，但较难找到的是J. B. Ward-Perkins and A. Claridge编辑的、不同版本的展品目录——Pompeii 79 (London, 1976; Boston, 1978)．较短的大众化读物有M. Grant, Cities of Vesuviu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London, 1971); A. De Franciscis, The Buried Cities: Pompeii and Herculaneum (London, 1978); R. Seaford, Pompeii (London, 1978); J. J. Deiss, Herculaneum: A City Returns to the Sun (London, 1968)．仍很重要的综述（尽管未包含20世纪的研究成果）是A. Mau的Pompeii, its Life and Art (F. W. Kelsey英译，2nd edn., New York, 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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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提亚：R. Meiggs的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包含了大量关于居住情况的相关材料。更详细的材料见A. Boethius, The Golden House of Nero (Ann Arbor,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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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包含的许多内容涉及J. Carcopino在Daily Life in Ancient Rome (New Haven, 1940)中展示的发人深省、但略显晦涩的研究成果。在住宅研究方面仅有的概述性著作为A. G. McKay的Houses, Villas and Palaces in the Roman World (London, 1975)，该作品有些混乱，而且含有不少错误；J. B. Ward-Perkins, Roman Imperial Architecture (Harmondsworth, 1981)中相关部分的质量要高得多。关于花园，当前的基本参考书为W. F. Jashemski的The Gardens of Pompeii, Herculaneum and the Villas Destroyed by Vesuvius (New York,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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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饰艺术和奢侈品：见第十六章书目中提及的概论性著作，特别是M. Henig (ed.), A Handbook of Roman Art (Oxford, 1983)。专题研究方面，下面这些成果是非常有用的：R. J. Charleston, Roman Pottery (London, 1955); R. A. Higgins, Greek and Roman Jewellery (London, 1966); G. M. A. Richter, The Furniture of the Greeks, Etruscans and Romans (London, 1966); D. E. Strong, Greek and Roman Gold and Silver Plate (London, 1966). D. Strong and D. Brown (eds.), Roman Crafts (London, 1976)研究了艺术家和工匠们的手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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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五章 罗马人的生活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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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马修斯（John Matth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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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与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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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333年，一名基督徒从家乡波尔多出发前往圣地朝觐。他在旅途前期仍用“里格”来计算行程，那是直到此时仍在西南高卢地区通用的距离单位。他沿陆路穿越阿尔卑斯山和意大利北部，经巴尔干地区到达君士坦丁堡，又从那里穿过安纳托利亚和叙利亚，最终在经历了170天、3300罗马里（约合3100英里）的跋涉后，他到达了耶路撒冷。这位朝圣者的旅行不仅证明，此类长途跋涉在罗马帝国的各个时期都是可能地和反复进行着的，它同时也对后人的想象力提出了挑战。这位朝觐者面对着旅途上遇到的千姿百态的土地、各式各样的语言、众多城市和乡镇，以及他前去投宿的，从大西洋海浪浸润着的波尔多绵延到犹太原野边缘的各处驿站，他当时会作何感想呢？现代史学家们由于受到古代史料中地中海地理观念和他们自身拥有的中古、近现代历史知识的影响，倾向于将罗马帝国史视为东方和西方、希腊世界和拉丁世界的关系史，但古人同样可以做一次在距离上并不比波尔多朝觐者短多少的、自北向南的旅行，他将从边疆军事重地哈德良长城出发，穿过凯尔特人居住的不列颠和高卢，再途经罗马化了的北非，抵达撒哈拉沙漠的边缘。这次旅行很可能取道帝国首都和南意大利、西西里——殖民时代以来希腊语在西部保留下来的飞地。这位游客会发现，他见到的服饰差异跟气候、地貌等方面一样惊人：从严寒的北方行省乡下人穿戴的羊毛外套和兜帽（像我们在墓葬浮雕和壁画中看到的那样）到埃德萨（Edessa）城中的某个家族身穿的艳丽东方绸衣（反映在该城一幅马赛克铺面中，画里还附有他们的亚兰文名字）。法学家乌尔比安（Ulpian）宣称，法律文件究竟用何种语言书写其实并无大碍，并举出布匿语和凯尔特语来作为可供使用语言的例子；另有一次，他认为，用布匿语、亚兰语、“或任何其他语言”回答用拉丁文提出的问题时所做的陈述都是具备合法性的。如果现代学者们尚认为公元3世纪初（这些公告发布的时候）凯尔特语和布匿语的真实地位值得商榷的话，他们至少对叙利亚语（更恰当的名称是亚兰语）的合法地位不应存在任何怀疑，那是一种早在兴起成为一种伟大的文学语言之前就以多种方言形式在地中海东岸的东方居民之间得到应用的语言。埃及俗语也是一样，它在成文之前以纯粹口语形式流传了许久，后来跟科普特语（Coptic）一样成了书写用语。凯尔特语在古代（不同于中世纪）没有留下任何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另一种有时被现代学者们称为“柏柏尔语”（Berber，其实是一种误解）的语言则在任何时代都没有留下文学著作——那是一种非洲土语，在横贯罗马北非行省的地区留下了数百份铭文；还有一份独特的手册证明，它直到公元4世纪依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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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在单个城市，在市中心和周边乡村之间，甚至在市中心的范围内也会存在着鲜明的文化多样性。在吕卡奥尼亚（Lycaonia，小亚地区）的吕斯特拉（Lystra）治病救人的保罗和巴拿巴被用“吕卡奥尼亚语”呼喊着的当地人奉为宙斯与赫尔墨斯（参见《使徒行传》14：8以次）。宙斯的祭司本已做好了献祭准备，把牛和花环从他在城墙外的神庙那里带到了城门口，却被打发了回去；而使徒们的拜访却被来自皮斯狄亚（Pisdian）的安提柯和伊科尼乌姆（Iconium）的、不怀好意的犹太人破坏了，他们煽动那些显然反复无常的群众向使徒们投掷石块。尽管遇到了这个令人不快的插曲，但总的来说，圣保罗在旅途中充分利用了其作为罗马公民的体面社会地位，该身份是他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根据塔西佗对同一时期高卢罗马公民的记载，极少的人（并且必须是有功之臣）才能获得这一荣誉。作为来自塔尔苏斯（Tarsus）地方的犹太人，他无疑属于耶路撒冷城中那些来自希腊诸城市、对司提反（Stephen）怀有敌意的犹太人群体之列（《使徒行传》6：9以次）。当他皈依基督，并决定前往外邦人（即地方的非犹太希腊人群体）中间传道的时候，保罗走访了各座城市，尤其重视那些希腊文化繁荣、哲学教育发达、罗马官员聚居的中心地区；最后，他利用自己的公民地位向元首上告，前往罗马并在那里居留了一段时间，成为数以万计的、在他之前定居于罗马的希腊东方人的一分子。与这种地理、文化上的广大活动范围不同，拿撒勒的耶稣只在当地人聚居的村庄和镇区里布道，最终在其成人以后对耶路撒冷唯一一次为人所知的拜访时死去——无动于衷的彼拉多用他取代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匪首，并以一种仅适用于社会地位最为低下的奴隶、土匪和异邦人的刑罚处决了耶稣。《使徒行传》和《四福音书》在社会背景方面的反差处处都是引人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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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帝国的成就恰恰在于，它将纷繁复杂的地中海地区和欧洲北部大部分地区同化为单一的政治、行政体系。那位波尔多的朝觐者前往圣地去亲眼见证一种宗教的历史地位，它在君士坦丁大帝皈依（312年）后数年间便为整个罗马帝国提供了统一的意识形态。生活年代同他十分近似的恺撒里亚的优西比乌斯则将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pax Augusta）视为上帝为使基督教扩张至罗马帝国全境而赐予的神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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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写道）罗马人的势力臻于极盛之际，正是耶稣不为人知地逗留于人间之时。在那个时候，奥古斯都第一次征服了万民，击败了克利奥帕特拉，终结了托勒密王朝的统治……从那时起，犹太民族、叙利亚人、卡帕多西亚人和马其顿人、比提尼亚人和希腊人都成了罗马人的臣民；简言之，天下万民现在都已臣服罗马帝国。（《福音书之佐证》（Demonstratio Evangelica）3.7.3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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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西比乌斯写道，如果“列国彼此混战，政府间的龃龉使它们相互交恶”的话，使徒们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将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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