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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西比乌斯写道，如果“列国彼此混战，政府间的龃龉使它们相互交恶”的话，使徒们前往异国他乡的旅途将难于登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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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西比乌斯的思想尽管伟大，但他却根本没有提及罗马帝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不仅如此，在他生活的年代，帝国已被分割成为在很大程度上自给自足的行政、政治单元。希腊人对西方、拉丁语和拉丁文学的保留态度虽在4世纪操拉丁语的帝国宫廷入主君士坦丁堡后有所修正，却仍构成古代文化史的一种基调。但他们并不阻止自己加入共和时代和帝国早期的，自东向西的文化、人口迁移洪流（它比反向的潮流要猛烈得多）。在优西比乌斯生活时代之前的3个世纪里，无数希腊人前往西方去碰运气，他们的身份是艺术家、作家、教师，以及精通玉外纳所提及的其他种种技能（“语法学家、演说家、几何学家、画家、摔跤能手、预言家、走钢丝的杂技演员、医生、巫师——一贫如洗的希腊人啊，他可是无所不能的”《讽刺诗》3.76~78）的高手。毫无疑问，卑贱的希腊人试图通过前往罗马所改善的正是他“一贫如洗”的处境，并且也有许多杰出榜样给予他鼓舞，如提比略麾下的占星术士、著名数学家色拉西洛斯，克劳狄乌斯的医生、科斯岛的色诺芬及其图书管理员提图斯•克劳狄乌斯•巴尔比路斯，当然还有奥古斯都统治时期生活在罗马的文人、科学家群体。在这些职业中，正如维吉尔在一著名段落（《埃涅阿斯》6.847以下）中所承认的，希腊人确实高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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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会在分析玉外纳对希腊人的态度时引用他的著名比喻，即奥伦特斯河（Orontes）注入了台伯河，带来了希腊—叙利亚地区的修辞学家、音乐家、宗教极端分子和娼妓。但他在后面的诗行里还提及了古希腊和小亚地区的城镇和岛屿，他对例子的选取[西库翁（Sicyon）、阿米冬（Amydon）、安德罗斯（Andros）、萨摩斯、特拉勒斯（Tralles）、阿拉班达（Alabanda）]无疑是基于这些地方六音步诗歌和希腊演说术的发达状况的。这真切地说明，出现在帝国时期罗马的希腊人们不仅来自希腊化的东方世界，也来自希腊本土和殖民地区。1—2世纪来自小亚地区各大城市，特别是以弗所、萨迪斯、密提林等国际化大都市的是些野心勃勃的王公权贵（大部分并不是“一贫如洗”的希腊人），他们担任元老、执政官和行省总督（从而否定了维吉尔预言的后半部分，因为希腊人并未把统治和行政管理的艺术完全留给罗马人）。史学家卡西乌斯•狄奥来自比提尼亚地区的尼凯亚（Nicaea）。作为元老之子[他的父亲曾担任过执政官和吕西亚-帕菲利亚（Lycia-Pamphylia）行省的总督]，狄奥两度担任执政官。在3世纪20年代末，垂垂老矣的他又出人意料地当上了帕诺尼亚（Pannonia）行省总督，那是多瑙河流域的一个驻防省份，他对那里的居民和文化几乎毫无了解或同情。他视那些人为蛮族，认为他们没有掌握任何配得上自由人和高尚生活的谋生艺术。他们只能生产一点点少得可怜的葡萄酒，喝着麦酒，在严寒中度日。狄奥的记载（据他声称）是根据他以总督身份生活在他们中间时的亲身观察写成的，但他的态度其实却同玉外纳对希腊人的看法一样充满成见，并且是毫无道理的。这表明，作为一个地中海地区的居民和希腊文化人，狄奥完全不能理解那些非地中海地区驻防行省的重要性，而它们（正如历史很快证明了的那样）对于帝国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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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政权在其管辖的不同地区和各个社会阶层间建立起来（或试图建立）的文化统一体的边界是非常清晰的——或许比帝国边疆同外部的蛮族世界之间更为泾渭分明。罗马帝国的边界主要以能够促进文化交流的河道，而非阻碍这种交流的山脉为基础，因此并非完全不受外部文化的影响。然而，帝国范围内语言、文化统一性的程度之高，维系这种统一性的物资资源之巨，都是极其壮观的。塔西佗写道，罗马帝国是被河流、海洋包裹着的，各个部分——陆军、行省、海军——组合起来构成了整体，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一直延续到罗马帝国灭亡之际的一个修辞学主题是：罗马城（urbs）创造了属于它自己的世界（orbis）。反过来，全世界也是凭借着罗马城才拥有了自我身份的象征符号。可能这是一种人云亦云的观点，但却是千真万确的，并且也产生了实际影响（尽管表述该观点的人有时并未意识到）。例如，被从家乡城市放逐出去的人也不得在罗马定居，因为罗马城是全体公民的“共同家园”。传统上，人们喜欢引证在不同行省之间旅行的漫长距离，罗马城与边疆之间的遥远，海路旅途无处不在的风险和陆路运输不可避免的迟缓（那是由当时可利用的技术条件局限所决定的）。但这只是相对而言，贯穿行省、打通隘口、跨越江河的道路已使得类似波尔多朝觐者那样的旅行成为可能。哈德良曾拆除图拉真在德罗贝塔的多瑙河上修建的桥梁（见图13），以防入侵之敌轻而易举地闯入帝国。狄奥看见了它留在原处的桥墩，视之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明证。其设计者，同样也建造了图拉真广场及其附属柱廊、图书馆的大马士革的阿波罗多罗斯是位天才建筑师，完全可同列奥纳多（Leonardo）或布伦内勒斯齐（Brunelleschi）相提并论。事实上，他当然也完全清楚自己的才华。后人相信，他正是由于对哈德良，一位出色的业余建筑学爱好者的成果不屑一顾，才在心怀嫉妒的后者当上元首后遭受了放逐和被处决的命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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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人修建的道路（它们最初是军用的，但自然地很快地被转作经济用途）直接将相隔遥远的不同地区连接在一起，其发达程度在近代以前无可匹敌，因为并非每个社会里的人们都习惯进行长途旅行。在对不列颠境内罗马时代道路进行航空俯瞰的时候，观察者经常会注意到一种鲜明的对比，一边是罗马人笔直的、功能一目了然的大道，专供长途运输使用；另一边是把它们连接起来的，建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英格兰的乡间小路和田地边界（它们反映了总体上更具地方性特色的经济体之间的界限）。这些道路一旦修建起来，保养工作立刻便成为它们途经地段的当地居民们的义务，他们自然也要承担建设沿途支路、驿站和桥梁的劳动。关于后者，最“令人震惊（stupendous）”（吉本语）、从历史价值角度看也是最值得注意的例子是西班牙西部塔古斯（Tagus）河上的阿尔坎塔拉桥。它的高度远远超出河面，以便应对冬季到来的汛流；相关铭文说明，这座桥是11个卢西塔尼亚人（Lusitanian）社区合力修建的。桥梁建筑师的名字尤利乌斯•拉克尔，出现在桥旁图拉真崇拜区里的另一份铭文中。他在那条铭文中以底气十足的骄傲口吻宣称，他自己的成就将“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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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元首派出使团，让他们沿着帝国境内的驿路，穿越风平浪静的海面前往四面八方。他可以放心，无论使臣们途经何等多样的文化区和语言区，负责接待的人们必然能够接到并领会他们传达的旨意。反之（或许有过之而无不及），行省的行政机构也可以向罗马政府派遣使节，并且确信（在凡人意志、能力的正常范围内和允许出现极个别意外的情况下），这些使者将安然抵达目的地；同时也明白，通过由希腊—罗马文化建立，由知识精英们维系着的交流模式，统治者可以理解他们的吁请。这种由显要公民代表其居住地区进行的出使行为是罗马社会最显而易见的市政功能之一。他们生动地展示了元首和臣民在帝国行政管理中所必备的机动性；而从那些外省地区的角度看，这也是它们自身社会功能的一种实现；因为那些使臣将自身的角色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并在履行公务时应用他们所接受的古典教育（这种教育使他们得以鹤立鸡群，成为所在城市的精英），随后以其家乡的造福者、保护人的身份荣归故里（在出使成功的前提下），为其子孙留下了可以继承的荣名，让他们再将之传于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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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将罗马帝国理解为一种理性的社会组织模式的做法是对其真实本质的一种有意为之的简化——元首们自己和地方行政区划的领袖们对此同样认可，因为这种简化可以巩固他们对局外人和下层阶级的控制权力。高卢和不列颠的居民们还会讲凯尔特语，地中海东岸的居民继续说着亚兰语，埃及、利比亚和北非大部分地区的人们仍操当地俗语，小亚更为偏远地区的居民们则使用着天晓得是什么的某种语言；但以两种主要语言之一下达的命令可以被传送到所有人那里。无论帝国各地区的物理状况是何等多样，它们都可被界定为这种或那种市政地位（colonia, municipium, uicus, castellum），它们那里的居民们的社会地位则需以罗马法的术语进行描述，即便他们在琐碎事务上实际奉行的法律是以当地惯例、习俗为基础，并由当地官员遵照执行的。在重大事务和罗马长官面前，这种妥协是不可想象的。小普林尼在处理本都某城镇里的基督徒时，曾就司法程序、社会地位，以及在公共场合匿名张贴诽谤告示的个别事宜请示过图拉真。对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身份业已核实的基督徒，他毫不犹豫地下令将他们立刻处决，并显然将“顽固不化”视为应受惩罚的冒犯。普林尼向图拉真报告说，在他进行干涉之前，基督教的“瘟疫”不仅袭击了各座城市，也波及了村庄和行省乡间（在他所有从比提尼亚—本都行省寄出的书信中，这是仅有的提及乡间的一次）；然而，到了现在，神庙里充满了虔诚的崇拜者，市场又重新出售起了祭祀用的肉类。读者会很好奇，普林尼离开那里之后，这种复兴究竟又维持了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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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城镇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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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本能直觉会把罗马帝国视为一个巨大的城邦联盟，这种看法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我们所拥有的史料（它们出自城市人的手笔）的支持。如果说那是一种过分简化的话，我们在这里就来探讨一下诸城市及其经济功能所达到的统一程度，以及它们在实际发展过程中体现出的差异性。塔西佗在一段文字里表明，他本人已意识到一种城市化进程的存在，该过程在他的生活时代已在努米比亚这样的地方完成，但它实际上只是从提比略的时代才开始的。记录努米比亚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是玛多鲁斯（Madaurus）、奎库尔[Cuicul，狄米拉（Djemila）]、米勒维斯（Milevis）和希提菲斯（Sitifis）等城市的考古报告和铭文文献，这些土著人的定居点在公元1、2世纪之交从自治区发展为殖民点。在不列颠，阿格利可拉鼓励穿着罗马长袍，建造房屋和公共设施和使用拉丁语，并将自己的名字铭刻在维鲁拉里乌姆[圣阿尔班（St. Albans）]的广场建筑上，那个居民点虽已成为自治区，其主要建筑却仍为木制棚屋，并且总的来说缺乏规划合理的街道。还是根据塔西佗的记载，住在低地的弗里西部落曾在提比略统治时期因在纳税（以麋鹿皮支付）的问题上受到不公待遇而发动暴乱，后来在克劳狄时期被军事长官平定，后者让他们拥有了“元老院、行政长官和法律”。这里所说的法律可能是某种以特许状形式颁布的市政基本条例，但这种新式市政居民点的真实面貌却只能任凭后人想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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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帝国西部，到处都有新城市兴起。在高卢中部，位于摩尔万（Morvan）山区，地理位置不便的比勃拉克塔（伯弗雷山）被紧依阿罗河（Arroux）而建的环形巨城奥古斯托杜努姆（奥通，Auton）所取代。到了提比略时代，高卢贵族的儿子们已能在当地接受开明学术教育——以便为进入帝国高级贵族的圈子而做好准备（但由于过于复杂、无法在此解释清楚的原因，他们从未真正实现这一愿望）。比勃拉克塔的衰落并非由于政治高压——因为考古发掘表明，该地区在奥通城建立后仍旧有人居住，并且其衰落是逐渐完成的——而是由于严重的生活不便和新城市的吸引力。通过类似的途径，诺里库姆（Noricum）的土著定居点玛格达棱斯堡（Magdalensberg）让位于新的城镇和行省首府维卢努姆（位于克拉根福[Klagenfurt]以北不远处）。在东部，人们很少动议修建新城市，希腊化时期国王大兴土木的活动也没有给这种建设留下多少空间。除个别特例（如小亚南部等时有骚乱地区的殖民据点）之外，罗马帝国在东方的主要影响是通过奥古斯都治下的和平（而非罗马势力对当地的任何特别干涉），使得当地的繁荣程度稳定地与日俱增。由于罗马与东方日趋稳定的联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发展，并使得罗马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日益巩固，帕尔米拉、格拉萨、波斯特拉、大马士革等经营转运贸易的城市重享繁荣。帕尔米拉宏伟的城市化景观虽根源于希腊化时代的经营，在本质上却是罗马帝国的产物——它始于提比略当政时期，直到3世纪末帕尔米拉帝国分崩离析之际方才宣告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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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特别突出的一个现象是，随着城市的成长和公共卫生、经济发展和大众休闲等方面相关资源的不断累积，人们生活状况的面貌有了巨大改观。由于奥古斯都及其继任者们的大力投资兴建，罗马城本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建设不仅改变了罗马城的外观（如奥古斯都恰如其分的自许那样，使它从一座砖砌的城市变成了大理石城），也将罗马的食品、用水供应的质量和可靠程度提升到了闻所未闻的高度。阿格里巴去世后，他组织起来的、负责维护供水系统的奴隶工人们被奥古斯都收编，后者把他们的身份转换为国有奴隶[即归水利部门长官（curator aquarum）管辖]。我们不应忘记，在帝国境内的诸城市里，大部分人并非住在带有花园、泉水、雕塑、贴壁画的房间的，位于庞贝、赫库兰尼姆等大城市的宫殿或城市豪宅里，而是住在寒酸的租金房地段（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最多信息的是奥斯提亚遗址，参见上文，第367页）。人们在公元64年的罗马大火之后进行的修复工作对1世纪罗马城（以及其他大城市）的基本生活状况产生了很大影响。居民楼的最大高度受到了严格限制，并且它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外墙，不能直接靠在毗邻的房屋上。建筑物里的某些部分不得包含木质材料，必须用具备防火性能的石块建造。当局对赶早完工的建筑工程给予经济奖励，政府派来视察的官员取缔了在供水系统上非法安插的水龙头，以保证公众拥有充足的水源。官方还要求业主们把消防器械放置在便于取放的地方。举世公认的是，重建的罗马城比旧罗马更胜一筹。有人抱怨说（众口难调的缘故），新罗马不如旧城那么有利于健康，因为旧罗马的狭窄街道和高层建筑提供了阴凉和凉爽环境，而新城的大批敞地却无法做到这一点。更中肯的批评意见则针对“金宅”（参见第429页以次）——根据尼禄的梦境建造的罗马街区，那里有建筑师们设计的草坪、湖泊和乡村景观。按照塔西佗的说法，这种设计是试图以人工之矫饰补自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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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城市是古代社会生活与行政活动的基本单元，但是以不同方式居住于城市范围之外的人却为数众多。至少在北非的某些部分，土著居民保留地一直维持到帝国晚期，甚至帝国灭亡之后。在北方诸行省里，镇区、大庄园在经济、社会领域的罗马化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几乎跟城市同等重要。在山区地带，如个别北非地区（卡比列和奥瑞斯）和小亚南部的伊苏里亚（Isauria），存在着山民聚居的飞地。这些居民几乎不曾受到罗马文明的影响，但在经济状况恶化的时候，他们就会下山进入属于罗马城市的农田劫掠，从而构成对罗马文明的威胁。生活在南部、东部沙漠边缘的游牧民族和北方蛮族在罗马帝国的领土上随意出入，几乎完全无视边疆体系的正式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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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将城市及城市中界限分明的各种阶级作为分析罗马社会的基础的时候（大部分现存证据也正是这么做的），我们很可能会忽视乡村农民——城市的繁荣依赖于他们，但他们却并未相应地分享生活资料——这一在总人口中居于多数的群体。城市的维系依赖于对农民的经济剥削，这是一个不言自明的事实。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城乡之间会因为公开的相互敌意而对立起来，那就错了。作为市场、集散中心、特定场合下的休闲娱乐场所，以及（这一点并非微不足道）主要神祇们的住所，城市在农民的生活中是一个真实、鲜活的存在，即便他们亲身在城市里逗留的时间相对短暂。公元4世纪，约翰•克里索斯托姆评价在基督教节日里涌入安条克的叙利亚农民们说，他们“同我们语言异殊，但信仰如一”；这是我们拥有的、极其罕见的针对古代农民（或就这个例子而言，针对他们的方言土语）的文字评价之一，但其反映的状况却显然是普遍的和源远流长的。同样地，掌控着市政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地方贵族也是乡村地产的持有者，并会在其农庄或其他乡间地产上度过大量时光——这种生活方式的例子诸如阿普列乌斯笔下2世纪的奥亚（位于特里波利塔尼亚，Tripolitania和史学家阿米亚努斯•马塞里努斯笔下4世纪大勒普提斯[Leptis Magna]和尼西比斯[Nisibis]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在名副其实的“城市住户”中应包括医生、手工业者、预言家和魔法家、贩夫、商人，等等。对于同其中许多职业相关的活动，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体系（它植根于非职业性的土地所有者们的观念）是不愿意给予相应的尊重的。在社会各阶层中（无论在外省还是大都市），地主阶级的利益同政治职位的人选更替的关系最为密切。帝国早期的元老集团是由大地主构成的，这些人在步入政界之际接受的资格审查可以确保他们是家财殷实的富人，而他们所从事的生涯总的来说（尽管个别例外永远存在）并不怎么需要专门的军事、财政或其他技能，而更为有用的却是广博的文学修养和一般性的经验。即便在阿尔勒斯或里昂（商业成为显要、有利可图的行当的地方），贸易也未能对地方政治领域产生稳定而显著的影响；只有在奥斯提亚，商业利益才对当地市政、政治生活的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在当地空间狭小、贸易又在经济活动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背景下出现的一个特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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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放弃政治前途，转而追求商业利润的人会被视为是过着一种休闲（quies）的生活，也就是说，他拥有随意赚钱的自由，而不必受到政治生活及其价值观的限制和禁止。塞涅卡和梅拉两兄弟分别是朱利安—克劳狄王朝后期罗马城中元老、骑士阶层中的佼佼者，后者被塔西佗形容为“财迷心窍”，以至于选择担任皇室的代理人来肥己。这两兄弟可能比塔西佗声称的还要精明，因为他们把自己的投资平均分配在两大事业——政治和商业方面。卡西乌斯•狄奥声称，波狄卡起义的原因之一就是塞涅卡向不列颠人追讨他为收取高额利息而借给他们的4000万塞斯特斯。如果果真如此（或哪怕在当时是可信的话），那么这是一条十分具有启发性的线索，不仅证明了有一位元老涉足大宗金钱交易，并且我们也大可怀疑，这个新行省的领导人们在自身罗马化的过程中是付出了高昂代价的。为了建造、装潢房屋，雇用马赛克镶嵌师，从帝国各地运来雕像和奢侈品（菲什伯恩的早期宫殿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例子），他们需要支付大笔开销，而当时的行省却并不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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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诸行省的真实生活状况中，贸易、手工业和商业的重要性跟农业一样显而易见，尽管农业为其他行业提供了经济基础，并且这些行当经常是农业品分配、交换的操作形式。我们从多种史料中可以得到大量明确的信息，这些材料包括：301年戴克里先颁布的限价法令；帝国主要消费城市里铺张的花销方式；目前发现的沉船遗骸在不同时期里的分布比例（共和晚期和帝国早期的遗骸最多）；还有大量墓志铭上的插图（尤以西部行省为多），它们涉及多种贸易、商业和其他职业，墓主们显然以从事这些职业为荣，认为它们是体面的行当（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墓碑上描绘它们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在小亚东南部的一个小镇里发现的铭文中提及了一百余种不同贸易和职业；而4世纪的一部占星术手册则描述了250多种谋生方式。为什么我们就非要用一种针对贸易、商业和手工劳动的世俗眼光去看待这些颇有成就的小资产阶级，既然我们明知这种态度是由哲学家们、演说家们（他们属于另一个社会等级，是一群身居高位、不劳而获和占有他人劳动成果的人，无须正视经济生活里司空见惯的事实）炮制和反复宣传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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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的是，罗马帝国诸城市的市容建设和政治活动（也就是我们眼见的大部分帝国成就）总体上仍由正统贵族把持，而非由贸易、商业利益决定。这些地方贵族慷慨大方地建造城市，维护公共设施，通过资助市政语法、修辞教职的方式奖掖文学，组织各种娱乐活动。他们修建水渠、柱廊、神庙、剧场，兴修公共浴室并为之供热，维持街道的洁净和夜间照明。他们维护周边郊区的安宁，分发油、谷物、现金；并且，根据许多纪念铭文上的个人开销记录，他们还雇用职业角斗士和驭手，杂技演员和魔术师，歌手和乐师；运来奇珍异兽并在公共庆典上猎取它们，以便娱乐大众。作为回报，感恩的群众会称呼他们为城市的“赐福者”“供给者”和“赞助者”，以示谢意；这种感谢使得他们的家族可以长期保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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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中还存在着一种迫切需要，即对社会紧张状态进行疏导，使压力通过合法方式释放出来。如果无人这样做，这种对立将毁掉城市生活。古代世界的生活中并不存在现代社会的精确规范——工作时间和工作周、工厂轮休制和培训日、准时的交通运输、冷冻食品库存和商品定价；更没有语言、视觉信息的持续传递（大部分人甚至不知道元首长什么样子），以及通过系统的选举、辩论、立法程序来促进阶级和经济利益的政治组织模式。相对而言，古代的社会生活是断裂的，政府的功能是被动的和时有时无的。通过主要用于组织对元首的个人崇拜的行省议事会，各座城市可以定期交换意见，促进共同利益，并在必要情况下派出使节向元首陈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们过着井水不犯河水的生活，并且它们彼此欺凌跟和衷共济的次数不相上下。为争夺行省内部优先地位（如以弗所和斯米尔纳[Smyrna]，尼西亚[Nicaea]和尼科米底亚[Nicomedia]）或地方经济利益（如里昂和维也纳）的纠纷可能对帝国行政产生影响，因为它们会导致动乱。它们偶尔会左右内战或某个觊觎王位者挑起的战役的走势，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错误的判断将迫使城市付出高昂的代价（或遭遇更坏的结果），但如果选择正确的话，整个城市的地位将会得到提升，而做出该决策的领导人们也会得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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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对于那些拥有地产的政治家而言，他们的财政状况也会增加市政生活中的变故。实际上，该状况正是局势动荡的基本原因，地产所有者们通过借贷、买卖商品来获取收入，因为在那个社会里缺乏储蓄机构、资产流动（“我的钱全部投在农业里了”，小普林尼在解释自己为何在短期内无法拿出300万塞斯特斯购买另一处地产的时候如是说）和进行其他投资的机会，因此富人们需要不择手段地处理他们的余财，只要这种投资能满足他们的愿望，增加其物质财富和声名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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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古代竞技、娱乐特征的绚丽色彩、宏大场面和群众示威（当然还有其仪式化的暴力元素）反映了当时生活的不连续性，就像城市里的骚乱、暴动反映了引发这些动乱的经济状况是何等不稳固一样。在古代城镇里隐居是不易的。人们在特定场所组织公共活动，它们大多位于户外和城中某一特定区域，由公共建筑、神庙和元老院环绕起来的市场（agora），我们可以通过哪些人在这些活动中亲自向群众露面来辨识这个社会的领导人；如果出了岔子，人们也会知道该向谁问责。有时突如其来、并局限在某一特定区域的饥馑会将群众对领导人的爱戴转变为对他们的攻击。到那个时候，暴民在街道上示威抗议，而拥有土地的政治家们则逃进物资充足的乡间地产里避难。在这类情形下，上层阶级会暴露出他们诸多职能中较为自私的一面，因为他们囤积谷物，以在食品短缺时期卖出高价，并用暴力阻止和巧言搪塞的手段抵消总督平抑物价的努力。尤其对于研究罗马城的史家们来说，社会骚乱和暴力是终极性的核心题材，其原因惊人的相似：在公共竞技和比赛中演员与派系的门户之见，这些竞技和比赛由皇帝和（在晚期帝国时期）居住在罗马城的贵族出资举办；食品，尤其是谷物和酒的短缺。我们在此还应提及另外一个因素，尽管它是超出本章的研究范围之外的：为争夺主教职位而爆发的动乱与暴力（在137年的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中，一座基督教会堂里甚至出了人命）。我们可以视这些事件为共和晚期克罗狄乌斯和米洛（Milo）之间的斗争，以及支持彼此敌对的三头中某一位的示威游行多年以后的续集——正如晚期帝国在竞技场和剧院中进行的、仪式化的欢呼拥立是苏维托尼乌斯传记作品中反复提及的、西塞罗《塞斯提乌斯辩护词》末尾章节里（其政治理论存在着颇多疑问，但却包含了许多引人注目例子）描述的政治示威的延续一样。在亚历山大里亚，一座因内乱而闻名的城市里，4世纪在基督徒和异教徒之间、主教职位争夺者之间爆发的纷争似乎就是早期帝国时期希腊、犹太居民之间斗争的自然翻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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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社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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