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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相对不那么富裕的社会等级的研究中，我们经常会发现（尽管现存证据必然远远低于实际存在的数目），妇女们参与了丈夫们的劳动及其组织工作，在较精细的手工劳动和奢侈品（如银器和香水）贸易中尤其如此；毫无疑问，这种提供了谋生机会、甚至是以不体面的方式出人头地的可能的服务性职业是同社会舆论的阻力针锋相对的，后者本身——正如我们会料到的那样——是由统治阶级手里的一件重要工具——道德伪善的论调塑造的。4世纪早期的一条关于通奸罪的法律想当然地认为，酒店女老板没有理由会跟男性顾客发生性关系，而侍女们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会这样做。因此，与女主人不同，侍女们是不会受到通奸罪的控诉的，因为她们“不配得到法律的理睬”。同样的假定也适用于从事舞台表演的女子，另一条4世纪的基督教法令认定这类人是不道德的，因而禁止她们在接受洗礼后重操旧业。总的来说，当时妇女的社会角色主要局限在家里和抚育后代的日常劳动中。对这种关系，以及外省家庭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最真挚（如果不是最迷人）的记录便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对他的母亲莫妮卡（Monica）的描述。奥古斯丁与母亲的关系如此亲密，而同父亲的关系却如此正式和疏远；这不完全是个人情感的反映，也反映了古代城市家庭生活的正常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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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社会中存在着一条鸿沟，我们通过法律和社会等级所划定的界限一眼就能辨认出来，那便是奴隶和自由人之间的鸿沟。罗马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之上的——这是一个几乎无须再提的老生常谈。但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如此呢？与共和时期相比，帝国社会经济史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便是奴隶重要性的下降，奴隶人口数量的保持在更大的程度上（不能说是完全，因为我们有证据反映，帝国时期的奴隶贸易是一直存在着的）依靠于现有奴隶通过事实上被认可的奴隶婚姻所进行的生育。其后果是，帝国时期奴隶制的功能开始在更为宽广的社会、经济框架内部演化，而不再被从外部强加给它。在我们所能找到的所有职业圈子中——无论是店主、建筑工人还是行会会员——我们遇到的都是奴隶、释奴和自由人的混合体。根据公元52年的元老院决议——那是克劳狄乌斯根据其释奴帕拉斯的点子而向元老院提议的——在主人不知情的前提下，跟奴隶永久性同居的自由女子的社会等级将被降为奴隶；而如果主人知情并表示赞同的话，她就将进入被释女奴的等级。尽管这条元老院决议有时会被视为一种社会压迫性措施，但它在史学家眼中却十分有趣，因为他可以借此看到：处于不同法律地位，但身处近似的职业圈子，生活于近似的社会条件（这一点毋庸置疑）和其主人或许毫不知情的生活状态下的男女之间可以自由结成稳定的婚姻关系。女方可能会发现自己的法律地位受到了影响，但婚姻毕竟使她得以拥有其丈夫归属的那个家庭所提供的社会纽带和保护；并且在十分普遍的情况下，身为奴隶的丈夫独立于其主人进行工作，或只受到主人间接的监督，因此妻子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塔西佗描述了公元68年内战期间在罗马爆发的骚乱，认为它对同大家族有联系的那部分较为安分守己的民众和那些唯恐天下不乱的暴民与处境最糟的奴隶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响。前一个群体，包括所谓“较好的”奴隶，对尼禄统治的终结和即将好转的前景表示欢迎；后一群人习惯了尼禄的挥霍无度，惋惜他的倒台，并且惶惶不可终日和炮制谣言，从而使得不稳定的总体形势变得更加危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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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也存在于帝国的所有其他城市中，只是范围相对较小）的大户人家及其依附者之间、元首及其特殊门客——罗马民众之间名目繁多的赠予行为构成了种种社会关系，这些关系为社会中的各个部分提供了一种共同利益，无论按照何种理性的方式计算经济上的得失，双方都不会愿意破坏这种利益。然而，这只是对“门客”和“庇护人”之间关系中有形部分的描述，二者间还存在着更为广泛的道德、法律关系，古代社会正是在这种关系之上建立起来的。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在形形色色的各种社会中，此类不平等是猖獗、极端和明目张胆的，它们无力调和这种差异。但这种失败却成了增加阶级关系的牢固性和弹性的“贡品”（tribute，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字眼的话），这种阶级关系则可被概括为“父权主义”：那是一种推广社会福利、缓解灾难影响，同时提升赐福者的荣耀和道德价值，从而加固（而非削弱）现存社会结构的艺术。当然，当时还存在着其他“缓解灾害影响”的手段，为了生动地描述人类所经历过的社会关系和盛衰沉浮（那是史学家有义务加以记载的），很难设想会有哪条史料会比下面这些保留在一张3世纪末4世纪初的纸草上的、供人思考的问题更适合用来结束本章的了（它很可能是一条神谕，数字序号是纸草上原来就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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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我能拿到报酬吗？……74．我会被卖掉吗？78．我必须离开吗？79．我会拿到钱吗？……82．我的财产会被充公吗？……85．我会被当做奴隶卖掉吗？86．我会被放逐吗？87．我会出使吗？88．我能当上市议员吗？89．我是否已无路可逃？90．我必须同妻子分离吗？91．我被魔法控制了吗？……（《奥克西林库斯纸草集》，14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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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进一步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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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提及的文字史料参见洛布古典丛书，它们在多数情况下也被企鹅丛书收录了，特别是塔西佗的《编年史》（Michael Grant译，1956年第1版）和《历史》（Kenneth Wellesley译，1964年第1版）、苏维托尼乌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Robert Graves译，1957）、小普林尼《书信集》（Betty Radice译，1963）。另见琉善《讽刺素描》（Paul Turner译，1961）和阿普列乌斯《金驴记》（Robert Graves译，1950）；后两部作品的史学价值极其突出，尽管其文字的复杂性使得研究者们很难利用它们。特别值得推荐的是一部对档案、铭文和文献史料的汇编： Naphtali Lewis and Meyer Reinhold, Roman Civilization, Sourcebook Ⅱ; the Empire（平装本，New York, 1966）．该汇编收集了百余篇精选史料，既便于检索，也适合系统阅读，是学习罗马史的优秀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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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解读罗马社会及其生活状况而言，最基本的著作是M. I. Rostovtzeff的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 (2nd edn., P. M. Frazer编，Oxford, 1957)，阅读这部作品时应参阅Arnaldo Momigliano在其Studies in Historiography (London, 1966), pp. 91-104中的评论，因为原著本身是充满争议的。Fergus Millar的The Roman Empire and its Neighbours (2nd edn., London, 1981)在一定程度上认同了罗斯托夫采夫对帝国行省多样性的重视。G. E. M. de Ste. Croix渊博的The Class Struggle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81)事实上包含了许多同罗马帝国时代直接相关的内容。Tim Cornell and John Matthews的Atlas of the Roman World (Oxford, 1982)中有对部分上述题目（如公共表演、手工业和贸易、技术等）、帝国诸行省与罗马城的插图介绍。Ludwig Friedlander的旧著Roman Life and Manners under the Early Empire仍很有趣，特别是其中包含了各种附录的增补卷（英译本：London, 1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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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马帝国居民们的游历，见Lionel Casson的两部作品：Ships and Seamanship in the Ancient World (Princeton, 1971)和Travel in the Ancient World (London, 1974)，以及E. D. Hunt的高质量专著Holy Land Pilgrimage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 (Oxford, 1982)．在探讨罗马社会中希腊人的地位方面，G. W. Bowersock的Augustus and the Greek World (Oxford, 1965)和Greek Sophists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69)都是精练、生动和材料丰富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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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帝国诸城市经济职能的讨论很多；特别值得参阅的是A. H. M Jones, The Roman Economy: Studies in Ancient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History (P. A. Brunt编，Oxford, 1974)的1、2两章；R. Duncan-Jones的The Economy of the Roman Empire: Quantitative Studies (Cambridge, 1974)包含了对城市中各种类型的施舍活动的全面讨论；Philip Abrams and E. A. Wrigley编辑的Towns in Societies: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1978)则包含了Keith Hopkins对古典时期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贸易、农业作用的出色探讨。Bruce W. Frier的Landlords and Tenants in Imperial Rome (Princeton, 1980)主要讨论城市租赁法，但他也谈了很多关于罗马帝国时期物质生活状况的内容，特别是奥斯提亚；关于奥斯提亚还可参见Russell Meiggs, Roman Ostia (2nd edn., Oxford, 1973). M. I. Finley编订的Studies in Ancient Society (London and Boston, 1974)中重印了期刊Past and Present上的许多有趣文章，P. A. Brunt的精彩作品“The Roman Mob”（pp. 74-102）就是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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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芬利（Finley）在其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73)中重新发起的，关于贸易、劳动及社会对这些活动态度的讨论引起了热烈反响；参见Peter Garnsey, Keith Hopkins and C. R. Whittaker编辑的学术作品集Trade in the Ancient Economy (London, 1983)、Garnsey and Whittaker, Trade and Famine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 Vol. 8, 1983)、Garnsey, Non-slave Labour in the Greco-Roman World (Cambridge, Philological Society, Suppl. Vol. 6, 1980)和John d’Arms, Commerce and Social Standing in Ancient Rom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81)．关于农业技术，见K. D. White, Roman Farming (London, 1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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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生活中法律的作用，见J. A. Crook, Law and Life of Rome (London, 1967)；关于帝国刑事制度，见Peter Garnsey, Social Status and Legal Privilege in the Roman Empire (Oxford, 1970)，概括性的介绍见A. N. Sherwin-White, The Roman Citizenship (2nd edn., Oxford, 1973)．关于奴隶制和社会关系，M. I. Finley编的Slavery in Classical Antiquity (Cambridge, 1960)中收录了若干值得注意的文章；代表另一截然不同的史学流派的著作为Joseph Vogt, Ancient Slavery and the Ideal of Man (Thomas Wiedemann英译，Oxford,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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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宏观层面上的社会关系，有Ramsay MacMullen的两部颇具启发性的著作：Enemies of the Roman Order; Treason, Unrest and Alienation in the Empire (Cambridge, Mass., and London, 1967)和Roman Social Relations, 56B. C. to A. D. 284 (New Haven, Conn., and London 1974)，这两本书使用了独具一格的热情笔触，同时又不失对细节的观察。Zvi Yavetz的Plebs and Princeps (Oxford, 1969)讨论了共和晚期以来元首与罗马人民关系的发展变化，并收录了民众行为模式的有趣材料。Keith Hopkins的Sociological Studies in Roman History, Ⅰ: Conquerors and Slaves, and Ⅱ: Death and Renewal (Cambridge, 1978 and 1983)提供了解决撰写古代社会经济史证据问题的基本方法。宗教史的著作一般较难理解，但E. R. Dodds的Pagan and Christian in an Age of Anxiety (Cambridge, 1965)对帝国时期的宗教史进行了颇具启发性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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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古罗马史 第十六章 罗马的艺术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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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J. A．威尔逊（R. J. A. Wil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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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幕：共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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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标志着罗马共和国解体的混乱局面与内战在公元前1世纪中后期到来时，罗马人已经撒下了若干建筑、艺术创新的种子，它们将在帝国早期结出引人瞩目的成果。然而，除建筑学领域之外，在共和时代，直到公元前2世纪中晚期，中意大利并不以任何光彩夺目的艺术创造力或展现出惊人原创性的工程而闻名于世。在共和早、中期的罗马城，我们几乎无法辨认出名副其实、独立自主的“罗马”艺术。与此相反，居于主导地位的是来自埃特鲁里亚和希腊世界的二元文化影响，并且后者的重要性远远大于前者。公元前300年前后，一位讲拉丁语的、名为诺维奥斯•普劳提奥斯的艺术家在罗马制造了一只工艺精湛的方形铜盒（被称为“Ficoroni cist”），他对希腊艺术手法的完全依赖（例如，在盒身上描绘神话场景或精美的莲叶状和棕叶状饰纹），以及他对埃特鲁里亚大师们所掌握的金属雕版技术的熟谙，都是极为明显的。与此相似，埃特鲁里亚—希腊艺术也塑造了经过长期实验和摸索后，终于在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大批涌现的罗马式神庙建筑。对建筑正面的特别重视和高处平台的使用是正式希腊神庙所不具备的两个特征，它们来自埃特鲁里亚建筑。但装饰细节，如用来装饰内殿侧面与后壁的啮合型支柱或半露柱，以及建筑单元的安排次序，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来自对希腊艺术的衍生和借鉴。此种类型现存的一个较好样本是于公元前2世纪建于罗马台伯河畔的“命运女神庙”（可能是献给波图努斯，Portu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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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这所神庙建成之时，希腊元素对首都艺术生活的影响已是无孔不入。公元前6世纪，它开始左右埃特鲁里亚艺术的发展，从而对意大利产生了影响。我们从零散的文字材料中得知，从公元前5世纪起，一些希腊艺术家便在罗马居住和工作。但只是到了公元前3世纪，当政治扩张促使罗马开始同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希腊诸城邦发生直接联系时（标志性事件是公元前272年、前212年塔伦图姆和叙拉古的相继陷落），希腊文化的涓涓细流才演变为奔流不息的江河而涌入罗马；并在公元前2世纪，希腊和小亚相继被并入罗马版图的时代成为滔天巨浪。希腊艺术家们向西方移民的数量不断增加，以迎合一批新兴的、为数众多的和富有的主顾们的需求。此外，收藏希腊原作来装点城镇和乡村住宅的时尚也演化为一种狂热，并引发了将大批艺术名作从其故国掠夺至意大利的狂潮。当原作不可复得的时候，人们便建造仿制品。由于勾缝技术的不断改进，仿制品也越来越忠实于原作的面貌。大型手工作坊也已在雅典、罗马和其他地方建造起来，以便应对这种大量需求，该潮流一直维持到帝国时期。当然，也有人订购一些新型艺术品，并且帕西特利斯派还在按照新空间布局仿制古典雕像方面小有成就。但总的来说，这一时期的自立式雕像几乎没有什么创新可言。胸像的情况却完全两样。早在公元前1世纪，为数众多、引人注目的大理石胸像的早期样本业已出现。这些作品以惊人的写实风格表现了其主人的形象：双层下巴、皱纹、疣子等（见插图9、10）。这同古典晚期和希腊化时代大多数（但并非全部）胸像的平淡无奇、千人一面的理想化手法大相径庭。或许，这种新类型反映了一种实用主义思想，一种粗犷的意志力，以及罗马性格中某种冷酷无情的元素，还有一种追求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趣味。这些胸像一般使用进口的希腊大理石，那是一种令意大利石匠们感到陌生的材料。我们基本可以确定，负责加工它们的是在罗马工作的希腊雕塑家。但尽管有人把这种胸像艺术中露骨的、毫不妥协的写实主义归结为希腊艺术家对雕像主人厌恶情感的流露，主人却肯定是喜欢他见到的作品的——否则那位胸像雕塑家很快就会丢掉饭碗，而这种风格也永远不会流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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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时期的最后一个世纪里诞生的一两件浮雕作品几乎暗示了一种新手法的出现，但这种技巧只有到了元首制时期才得到了充分发展。一对来自罗马卡皮托林（Capitoline）山的，简洁明快但毫无生气的石灰石浮雕（它们可能是在公元前1世纪初为纪念对抗朱古达的阿非利加战役而建造的），开了后世一系列纪功浮雕作品的先河，这类作品意在通过石块为现实中的历史事件留下永久的有形记录。大约同时期的一幅大理石浮雕（被称作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布斯祭坛，但这个名称有误导性）反映了一位希腊雕塑家在为一个罗马主顾工作的时候缺乏自信。浮雕的三面按照希腊化传统描绘了生动活泼的海上场景，其雕刻手法充满自信（甚至是愉悦）。第四面却表现了用猪、羊、牛进行祭祀（suovetaurilia）的，在此前的艺术作品中很少出现的场面，艺术家描写的可能是征兵普查时的景象。相当别扭的人物位置安排和动物、人与“道具”（如祭坛）之间的比例失衡表明，这位艺术家对他所表现的主题并不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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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从公元前1世纪起，壁画艺术也走上了一条别具一格、大胆求新的道路，这也是罗马主顾和希腊艺术家（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成功合作所带来的。直到约公元前100年左右，罗马私人住宅的墙壁装饰仍然相当单调地模仿大理石浮雕的构图，有时只是简单地画到墙上去，有时则在灰泥模具里作画（罗马绘画所谓的第一阶段风格）。这种风格被一种雄心勃勃的墙壁装饰方式所取代，后者借助位于不同平面上的一系列建筑单元和布景，使欣赏者在审视一连串逐渐退后的建筑装饰（其内容通常是极为怪异的）时产生空间上的幻觉。毫无疑问，这种繁复风格的某些特征来自希腊化时代剧场里的舞台布景，其证据如从后者中借用的中门、不完整的山形墙、环形楼阁，特别是演戏所用的面具。事实上，庞贝附近伯斯科雷阿莱别墅中一个房间里的壁画完全符合维特鲁维乌斯对希腊剧场悲剧、喜剧和讽刺剧布景的描绘。这种绘画风格（所谓的第二阶段风格）的原创性主要并不体现在绘画主题上，而更多是对大批现有主题进行各种组合，从而创作出新的变体。并且至少就我们现有的知识来看，将这种艳丽、张扬的建筑装饰布置在隐秘的私人住宅里的观念也是全新的。部分宏伟的大型人像组画（如伯斯科雷阿莱别墅中另一间屋子里的人像，或来自庞贝秘仪别墅并以此得名的带状装饰）或许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现已遗失的希腊画作。但为适应房屋尺寸和主顾要求而对原作进行的改造还是可以在艺术原型（或多个艺术原型）的基础上实现创新，或制造出更多的变体。当时的马赛克装饰倾向于采用略显暗淡的色彩，以便不致冲淡了壁画的丰富色彩和生动细节。但在重要房间的地板中央，艺术家们仍倾向于使用主题固定的、小范围的、错综复杂的（emblemata）人像镶板。然而，这完全是希腊化传统的遗产，只有当一种相当新颖的黑白色技术从奥古斯都时代逐步发展起来之后，罗马的马赛克艺术才开始表现出了较为明显的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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